荣剑:中国十问——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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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荣剑     
  李鸿章于清同治11年(1872年)提出,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可谓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话被人认为是19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现在看来,这个“大变局”在晚清时才刚刚拉开序幕,此后经历帝制终结、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易帜大陆,社会变迁前赴后继,波澜壮阔,势不可挡。而最近的这30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才是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历史情节,百年来人们期待的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潮正在到来。
  
  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庞大帝国的缓慢转型,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社会各方众说纷纭,外部世界也在冷眼观察。在经历过内忧外患、战火频仍、一盘散沙、民不聊生的国家状态之后,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稳定的统治秩序,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利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力量,共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迅猛增长,以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坐二望一已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
  
  中国的崛起,并未带来民族的普遍狂欢,与那些“”论者和“中国梦”者的乐观情绪相比,还是有许多具有正常思维和良知的人,并未陶醉在繁荣的表象之中。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或许正面临着晚清社会转型以来最急邃的变化和最深刻的危机:执政党的制度腐败前所未有,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人类文明底线屡被突破,社会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渐成熟。这绝非危言耸听。在中国社会转型是继续以改革形式进行还是重新被纳入革命轨道,人们都应冷静思考,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层面上认真面对中国当前的迫切问题。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曾精辟指出:“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并非起源于法国最坏的时期,相反,在革命的前夜,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当时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国家;但恰恰就是旧制度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人民的欲望、激情和权利意识已经被旧制度的改革充分激发出来了,当旧制度不能进一步满足人民要求时,它就必然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中国现在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时刻,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解放,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是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一个更合理的更公平的社会的不可阻挡的追求。人的权利意识、生活欲望和政治诉求的“魔鬼”已经从潘多拉匣子里放出来了,还能再收回去吗?
  
  2001年,一个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一时引来轰动,应者附和之声如潮而来。当这个说法流传到中国国内时,朝野上下对此都不以为然。这倒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障碍阻止人们承认一个即将成为现实的预言,而是因为这个号称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的作者,近距离观察到的那些足以导致中国体制崩溃的因素,其实在中国并未构成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比如,他着重谈到中国银行体系因巨额坏账实际已濒临破产,这个结论显然没有估计到中国国有银行依赖于国家信用而存在的巨大优势。就是在近十年里,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通过公开的资本市场,迅速修复了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累计挣到的利润差不多占据了整个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了全世界最挣钱的银行,资产质量之优离破产岂止十万八千里?章家敦在他的书中还断言,中国一旦加入WTO,关税将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成为必然,经济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无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银行系统的坏帐,总额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7%。他把中国加入世贸看作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将决定 “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经济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章家敦的书,并不是要看他的笑话,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预测中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谁都不要轻易断言,他掌握到了破解中国秘密的钥匙。中国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在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一再重现。章家敦发出预言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执政时期,“胡温新政”在人们的期待、怀疑和观望中启动中国这艘大船驶入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迄今正好十年。这十年,有人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事实或许可以无可辩驳地支持这个说法。就是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进入迅猛起飞阶段,人力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各种后发优势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的整合下,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国家和市场两个巨轮共同推动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了震惊于世的经济奇迹。按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话说,这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它自公元960年以来长期经济表现中的一次伟大“复兴”,是它与史俱来的强大和繁荣的又一次体现。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事实,不管站在何种立场加以评价,都不能轻易否认。中国近代以来衰退和衰弱的历史,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带着这样的记忆来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不能不为中国的“崛起”或“复兴”而深感鼓舞。
  
  按理说,经济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人民理应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普天同庆,共享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这种景象并未出现,相反,社会上下普遍弥漫着不满和焦虑,在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种潜在的和现实的危机显而易见,社会动荡和动乱的因素正在不断积聚,执政党的统治和治理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难题与困局。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均达到3000美元之后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陷阱?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呢?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表明,每当改革取得一个重要进展或取得一个重要成果时,人民对改革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进而对社会发展设置一个更高的标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进而引领城市改革,在短时间里即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资源的短缺问题,人民有肉吃了,取消了票据,市场初步繁荣,改革的第一个红利瞬时兑现,全民共享。这和文革时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状态相比,已是一个重大进步,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由此获得人民支持,深入人心。但是,随着经济改革进入所有制领域和价格领域,不仅党内分歧涌现,而且激发出社会对改革的更高要求,“骂娘”声开始高涨,执政党内部所谓“保守派”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做法,尤其是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遭致尖锐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知识界,但集中地表达了社会各界对现有制度弊端的不满和对改革的广泛要求,他们期待执政党同时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邓小平在1981年所主张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具体体现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实行民主。可见,民间的批评和呼声,在当时执政党的最高层,是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并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符合执政党和社会的共同利益。一个看起来朝野上下都有共识的事情,在执政党“十三大”上却浅尝辄止,受制于党内路线之争和理念之争,无法有效展开,引来汹涌物议,最后是党内斗争和知识界的不满纠缠在一起,酿成一场巨大风波,让八十年代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进而不得不重新设置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路径。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一己之力再次启动中国改革进程,同时规定了改革的具体路径:终止意识形态争论(不争论),坚决制止左的思想对改革的干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全面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中止政治体制改革,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邓的这个改革纲领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得到了基本的贯彻和执行。从党内来看,八十年代的改革路线之争进而演化为权力之争的情况已不复再现,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时退出历史舞台,党政最高层次的分工大致明确,各守其职,各行其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社会上来看,来自知识界的反对声音已基本销声匿迹,社会各阶层踊跃投入到市场化和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尽享消费主义带来的快感和满足,还来不及或无意发现权力在无所制约的情况下和资本联姻所产生的新问题。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大致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马克思对于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他看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个话同样可以用来认识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不可否认,邓所规定的改革路径,即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模式,在近二十年里极其有效,它依靠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国家权力,清肃一切外在的制约力量,全面迎入市场化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来自“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张五常在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的经验时,提出了一个县际区域竞争概念,以此试图为制度经济学的市场化原理补充一个特殊的中国“案例”。对于这个张自认为可以传世的说法,我的看法是并不新鲜,应属常识。实际上,县际区域竞争的动力主要就是来自于公权力,来自于政府调控资源和配置资源的巨大能力,这恰恰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制度安排的主要功能,也是西方市场制度所没有的比较优势。麦迪森所看到的中国自公元960年以来的长期经济表现,其实还可以上溯到汉武大帝时期,那时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调控能力已经达到西方不能望其项背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依然充当着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其操控之下,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能有效发挥出来,它的巨大制度优势还远未耗竭。
  
  或许正是基于制度的有效性,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被长期掩盖起来,甚至在一部分“中国模式”论者看来,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反过来可以证明中国制度的合法性,高度集中和垄断的权力配置体系岂有改革必要,而是要继续加强和巩固。因此,在经济“黄金十年”的映衬下,中国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可谓是“停滞的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毫无进展,甚至处于倒退。“十三大”时即已形成的党内有限民主,比如党内差额选举制度,几近废止。八十年代时有发生的省长被选掉的现象,在现时已不复再现。人大制度倡言几个不搞,大会期间都是一片颂词,充斥雷人提案。在思想领域,由不争论导致不创新、不说真话、不越雷池一步,理论毫无突破,到处都是陈辞滥调。“和谐”、“维稳”成为主基调,也成为政治保守和控制的代名词。
  
  问题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制度内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体,在致命疾患的潜伏期间,根本无从发现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识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时,或许已到了疾患的晚期。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积聚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同时,其实也在积聚着一系列制度性和社会性的问题。尤其是在近十年里,原来潜伏在体制深层的矛盾正在不断地暴露出来,以前可以视而不见或可以暂时搁置的问题,现在已经无法回避。我提出的“中国十问”,并非是我的先见之明,这都是实际存在于中国制度内部,其严重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许多学者,包括执政党的一部分高层官员,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是有深刻的认识。不管左中右,对于中国继续深化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问题,也是有共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不讳浅陋,愿意直面问题,诤言国是。
  
  1、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
  
  理性地客观地说,执政党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核心是合法性危机。何谓“合法性”?政治学者俞可平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我认为很恰当。他在《财经》杂志(2012年6月11日)上撰文认为,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我的理解是,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自觉认可和服从,来源于人民的授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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