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陈平原: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

: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

——答廉思研究团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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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教师    ● 陈平原进入专栏)     
  摘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老师的压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学排第二。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在忙。有忙着报销的,有忙着去结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否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要一锅煮。比如说,有的专业期待天才少年,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你做数学研究,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静,就不用再做了;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四十岁才刚开始呢。所以,不同专业对待“少年才俊”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出头,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出来”很容易,只要有才华、肯努力,就有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平台期”年轻人的出头,肯定比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
  问:大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
  答: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学上的、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围环境的,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社会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我说过,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分裂”状态。以前,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与做经济、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这是大的背景,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比如,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这样的“小聪明”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
  目前中国大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大家疲于奔命。很快地,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数字也上去了,大学脸上有光,但整个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我曾经引用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说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而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难道北大也是这样吗?
  答:北大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直在抵抗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制度。其实,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写那么多论文。我曾引用钟敬文先生晚年的话,他说他活了将近一百岁,一辈子也就三五篇好论文。如此自嘲,意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自己满意且在学界有影响的好论文,这就很不错了。而现在,要是一年只写一两篇文章,会被领导批评乃至惩罚的。
  问:那学校肯定饶不了你了。
  答:现在中国学界,过分看重数字,间接鼓励粗制滥造,这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既然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老师们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你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所不惜。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问: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
  答: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许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人很努力,希望早出成果,那他会很不高兴的。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而且,这么做也有道理,逼着你认真读书,沉潜把玩。
  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因为念研究生这几年,允许你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可好,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成变了。
  我以前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 / 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非发表不可。现在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很实际的问题—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认定你质量有保证,肯定行。现在各大学为了“公平”起见,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能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的。今年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发文章的“级别不够”,可我知道他的实际水平,给对方院长写信,答复是: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可人事部那边……
  问:现在是看着您的面子也不够了。
  答:最后两边努力,还是有比较好的结果。在国外,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允许部分章节提前发表;而在中国则相反,答辩前必须多发几篇—而这往往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答辩委员会缺乏自信,把发现人才、裁断论文的工作,部分交给了杂志社编辑。
  总之,当下中国大学,问题多多,危机重重。有的问题是衍生的,有的则是主导性质;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是高校的“大跃进”,以及与此相关的评估体系。过多的评奖、过多的评估、过多的考核、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今天中国大学的诸多乱象。
  我再三说,此举受害最深的是青年教师。因为五十岁以上的教师,或者足够好,考核不考核无所谓;或者“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还能拿我怎么着?四十岁以下的教师,一方面还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 / 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除了升教授等现实层面的考虑,人在四十岁以前,还是有一些理想性的。
  无奈,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举薪水低作为例子。我承认这是个问题,但平心而论,高校里的年轻人,待遇还是可以的。你们看一下我编的《筒子楼的故事》,很多北大学生看了流泪,说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生活好,但所谓“一步到位”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年轻教师之所以觉得委屈,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期待以及周围环境的压力。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教授,没有迅速致富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不允许你“炫富”。你真这么做,周围的人会看不起你的,哪像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即便今天,像北师大那位“炫富教授”,也只能说代表了一种趣味。这“趣味”基本上不属于人文学者,只有商学院的教授才说得出口。西方著名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也比文学院教授挣钱多,但他们一般比较低调,绝对不敢如此炫耀。
  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出问题,过于崇拜金钱,这是高校教授感到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不想把大学里的青年教师说得特别惨,那不符合实际。教授薪水不高,但有象征资本。比如说,“北大教授”这个牌子,本身就给他 / 她增光不少。即便你比较穷,大老板也不敢看不起你。所以,不能把教授工资低这个事情说得太过分。但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你有责任让教师及科研人员比较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我说的不是“富裕”,而是“体面”——具体说来,就是衣食无忧。
  其实,我更想说的不是钱,而是职称。这对青年教师的伤害更大。在大学里,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尤其是副教授,正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应给他们创造好的生活及科研条件。再年轻一点,还处在学习阶段,积累不够;而过了五十岁,尤其是出名之后,各种社会活动太多,会影响思考和研究。年纪再大点,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四十岁是一个人心智成熟而且还有理想的时候,最值得期待。各大学情况不一样,北大青年教师的最大压力不在薪水,而在职称评定。不知道你们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问:压力也非常大。
  答:据说,北大教师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龄是这样的:自然科学三十八岁,社会科学四十三岁,人文科学四十六岁。换句话说,你在北大教书,大部分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能评上正教授。我知道各大学不一样,有的为了抢人才,三十岁就给你正教授。像北大中文系,积压的人才多,很多人熬到五十岁才能过关,这有点残忍。并非所有的教师都能评上教授,但对好学者来说,早点评上正教授,心理状态及生活环境都比较稳定,那样才能定下心来做大的研究。我记得申请重大课题时,副教授有限制,是不是?
  问:副教授可以申请一般课题,但不可以申请重大课题。
  答:我给学校提建议,晋升职称应该像国外大学一样,采用“评审制”而不是“名额制”。只要你足够优秀,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匿名评审,通过了就提升;通不过,不只升不了,说不定还要走人。你自己判断,有把握就提出申请。现在台湾、香港的大学也都是这么做的。老师们都很刻苦,要到国内外学界去竞争,压力很大,但那基本上是学术上的压力,跟人事什么的没多大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名额制”——给你这个单位多少晋升教授的指标,然后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这里有学术因素,有人情因素,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换。这样一来,有才华且有个性的青年教师会觉得特别痛苦。为什么只给你这么几个指标呢?因为比起其他大学来,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而在北大内部,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可你放眼全世界,通常好大学的教授比例都比较高。你要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比例压下来,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接触过很多北大年轻教师,最关心的不是钱,而是职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我做这个工作,到底值不值得,是否得到学界及同事的承认;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我上不去,会很伤心的。然后,你到全国各地开会,发现阿猫阿狗全都成了教授,就我还是个讲师或副教授,当然很伤自尊心。
  因为采用名额制,使得我们这些当系主任的,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好。你必须仔细考量,有人工作时间很长,有人所从事的专业人才稀缺,有人年轻但成绩非常突出,你该怎么选择?而且,不是你说了算,那么多学术委员会委员,各自思路不一致。每回的评审结果,不全是学术判断。评审中,人情占很大因素—你不知道是否有人“打过招呼”,这个人是否走过“后门”,那个人又是和谁更要好。总之,这么做,互相猜疑,内耗不少。学校好办,让人事部核定教师人数,拨名额,院系你自己去解决吧,“打”完了再往上送。这么一来,系主任是有权力了,可以上下其手,可我心里很难受,老觉得对不起有才华的老师。因此,我给校长书记写信,建议向欧美大学学习,让青年教师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必考虑周围的人对你观感如何,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各种“婆婆”脸色行事。若弄得大家都谨小慎微的,哪还会有什么一流学者。
  如果因现实条件限制,评审制实行不了,那就把四十岁以下的和四十岁以上的分开处理。四十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不受名额限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破格提拔”。我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1992年评的教授,那年我三十八岁,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十多岁了,也做得很好,我怎么好意思去争呢?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规定,四十岁以下的教师,若确实优秀的,院系不用管,直接送到学校来答辩。答辩通过了,不占系里的名额。这个“破格提拔”的评审很严格,一般不会滥竽充数的。若干年后,这个名额才回到系里来。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来说,尽早给吃定心丸,解决后顾之忧,可以专心治学,不至于整天鸡飞狗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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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9日, 5:45 上午
分类: 网事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