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 《坏民主》:二十五万美元能界定富人吗?

最近《纽约时报》周末版有篇文章,考略了二十五万美元这一界定“富人”的收入线的本末,提出了市场经济中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谁是“富人”?“富人”是否应该多纳税?应该多纳多少?如果再上升到理论性的问题,那就是单靠市场能否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公权力介入进行财富再分配是否会削弱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些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二十五万美元的数字是怎么提出来的?其近因是奥巴马给“富人”加税的政纲。他自竞选时就提出,如果他当总统,那么就提高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或20万美元以上的单身)所支付的联邦所得税。如今美国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共和党国会和奥巴马都提出了各自的消减赤字的长期方案,预计这将成为2012年大选的核心主题。奥巴马计划的一个核心,就是坚持对年收入超过二十五万美元家庭加税的计划,希望由此增加联邦收入,减少赤字,并尽可能保持针对穷人的社会福利。

现在的问题是,这25万美元的数字是哪里来的?凭什么根据这一神奇的收入线制定税收政策?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数据,达到这条收入线的家庭,占美国家庭的2%。这么小小的比例,使他们很难自称是“中产阶级”。将之划归富人阶层,让他们和百万富翁一起纳高额的所得税,也属天经地义了。

这条收入线的政治意义当然非同寻常。1984年大选时的一幕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忘记。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在电视辩论中指着对手里根说:“我们都不得不加税。我们之间的区别是,我对你们讲真话,他则不肯说出真相。”结果,蒙代尔输掉四十九个州,仅仅保住了自己的州。后来里根虽然不得不加税、并且留下巨大的财政赤字,但依然被视为战后美国最好的总统之一。自此以后,美国的政治常识是:谁敢提加税谁就是在政治自杀。

可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选民们不愿意缴税,但对政府提供的福利和服务则都想要。如果政治家迫于财政压力消减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福利,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就要收场了。对于以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弱势阶层为意识形态的民主党人,就更是如此。这才逼出了奥巴马的政策:我要捍卫中产阶级的福利,还要给中产阶级减税。谁来埋单?当然是那些“富人”。这2%的比例,在选票上无足轻重,但在对政府的税收贡献上则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数倍,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这25万美元并非奥巴马的原创,而要归功于克林顿。1993年,克林顿创造了25万美元这道税收线,年收入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税率高达39.6%。在此之前,也就是在老布什任上,最高收入家庭的税收线是八万六千五百美元,年收入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税率为31%。也就是说,克林顿一方面在富人头上增税,一方面提高了“富人”的准入标准、把更多的中高产列入了不能得罪的“中产阶级”。奥巴马几乎直接继承了克林顿的遗产:年收入25万美元家庭的税率将提高到39.6%。目前最高年收入的纳税档次是以将近38万美元(379150美元)为底线,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纳税率为35%。这是以减税为号召的布什政府的遗产。

但是,这里又遇到两个问题。第一,25万美元这道线是1993年划出来的。经过十几年的通货膨胀,这一收入水平早不象过去那么富有了。如果按实际美元价值恪守克林顿25万的标准,这道线现在应该是将近39万美元(386075美元)。实际上,克林顿在其任期内不断上调此线,最后提高到了将近29万美元(288350)。要知道,在1993年,年收入到达20万美元的家庭 仅占人口的0.08%。这些人中绝大部分的收入恐怕在25万以下。可见,奥巴马把“富人”集团至少扩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样扩大的结果,就把一些中产阶级“错划”为“富人”。比如,一网友称他居住在曼哈顿,有两个孩子,年收入为26万多美元。曼哈顿的中等房价,在2010年经过急剧下跌后也在84万美元的水平。四口之家则需要更大的居住面积,估计要买上百万的房子。每年花在房子上的钱(包括房贷和房地产税),至少要在六万美元以上。这样的“富人”,手头自然常感拮据。有调查表明,年收入在25万美元的家庭,主要集中在高房价、高税收的沿海大都市区。这些家庭,大部分其实还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许是中高产。他们的家庭财政,也经常出现赤字。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税率“保护富人”也是令人震惊的。奥巴马竞选是曾经引用巴菲特说的话:“我的税率比我的秘书低多了!”根据美国税务局2007年以来的数据,美国最富的400人,平均税率仅为16.6%。原因是这些人的收入大部分来自投资。投资所得,按照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征收,税率仅仅15%。如今经济不景气,急需投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生怕吓走投资,不愿意讨论增加资本利得税的税率问题。所以,真正的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们,大部分享受着比中产阶级还低的税率。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有些批评者说,奥巴马的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且会用高税率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最后全民受害。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认真审视一下。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资深研究员、1998-2006年曾担任国会预算委员会代理助理主任的Roberton
Williams指出,要通过增加占人口2%的“富人”的税率来消除相当于GDP3%的财政赤字,让他们支付39.6%的税率是不够的,税率恐怕要提高到77%甚至90%。可见,奥巴马的加税计划对于消减赤字来说是杯水车薪。

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公开呼吁,既然富人要支付90%的税率才能成功地消减赤字,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支付90%呢?对此,市场派人士同仇敌忾:这种掠夺性税率,这种政府强制性的再分配,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

可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话,这种市场派理论与经验事实也很难相符。

1929年大萧条爆发时,美国的最高税率为24%,征收对象是年收入10万美元的富人。在1932-1935年,税率提高到63%,但“打击面”小了,征收对象是年收入达到百万美元的富人家庭。富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1937-1941年,高税率的“打击面”进一步缩小到年收入在5百万的家庭,但税率提高到79%81%左右。这体现了新政劫富济贫的政治哲学。美国进入二战后财政吃紧,高税率的“打击面”不得不扩大到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税率也不断提高,从88%升到94%。战时非常时期也许不应该算作常规。但看看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1948-1964年间,支付最高税率的是年收入40万美元的家庭,最高税率自1951年起就维持在91%以上的水平。1964年后最高税率下降,但到1980年里根赢得大选为止,绝大部分时间为70%。只是“打击面”也随之扩大到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里根上台后大力减税,把最高税率降到50%,甚至最后到了28%。同时,最高税率的“打击面”也急剧扩大,乃至年收入十几万美元的家庭也要承受最高税率。老布什任上,最高税率最低,从28%上升到31%。但承担这种最高税率的,已经不是“富人”,开始针对着年收入3万多美元的家庭,后来这道线上升到8万多美元。这充分体现着共和党亲富人的政策。克林顿上台后推行了39.6%的最高税率,针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只是这条线根据通货膨胀率逐渐上调。布什上台后推进通过了减税案,最高税率降到35%,支付这一税率的门槛也高了,是年收入超过31万多美元的家庭。

这段历史非常耐人寻味。大萧条以后,罗斯福奉行“新政”,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政策的主流。高税收创造了大政府,大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干预市场,以政府投入创造需求、刺激经济,最高税率不断攀升。虽然奥地利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挑战凯恩斯学派,但直到1974年奥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在加上弗里德曼的巨大影响,这派学说才被公众和政界主流所接受。从里根开始,共和党主宰了白宫,美国的最高税率不断降低。即使克林顿八年将这个税率提高了一些,但也远远低于里根以前任何共和党总统任内的税率。

可惜,如果说低税率(这里主要指最高税率)刺激经济发展的话,事实几乎正好相反。如以下三表所显示,美国战后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末,两位数的GDP增长司空见惯。这恰恰是美国的最高税率达到顶峰的时代。其中有13年最高税率是91%92%。七十年代一直为视为是美国经济的噩梦。但这主要是受197310月开始的石油危机的外在打击。如果除去石油危机开始后的两年,整个经济增长并不低。里根上台后确实创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克林顿时代美国刚打赢冷战,在全球化中一马当先,至今被人们回忆为黄金时代。但是,仔细检验一下就知道,自八十年代以来的这个低税率时代的GDP增长,比起前五六十年代明显偏低,两位数的增长从来没有出现过,乃至第三表中的纵轴单位都要放小一半。特别是本世纪的十年,GDP的平均年度增长还远远赶不上七十年代。所谓低税率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至少在美国战后60年的经济史中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然,GDP并非一切,还要看经济所成就的业绩。在战后头二十年的高税率时代,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等,一手扶植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复兴。冷战期间世界上之所以还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就多亏了这一高税率所提供的资源。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这样的高税率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包括《退伍军人法案》把大批平民子弟送进大学,以及以整套的社会保障系统。低税率时代的业绩是什么呢?是美国从一个世界帝国走到今天的衰落。甚至在大学生入学率等一向领先于世的指标上,美国也被许多发达国家反超。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中产阶级正在随着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而开始瓦解。

巴黎经济学院的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mmanuel
Saez的研究表明,在2002-2008年期间,居于底层的90%的美国人,年收入下降了4%,少了1170美元;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年收入则增高30%,超过26万美元(261930美元)。上个世纪从四十到六十年代的高税率时代,美国的贫富分化在减小。但到七十年代后,贫富分化开始上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称1979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后则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与低税率时代基本同步。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一贯以尊奉市场经济原则的《经济学人》也指出,美国的社会流动已经比不上欧洲。一个穷孩子要想上升到中产阶层,在欧洲的机会比在美国大得多。格林斯潘在2005年也承认,对这样的现实,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接受。

奥巴马拿25万美元的年收入作为“富人”线,要求2%最富的美国人多作贡献,也是为了扭转这种
越来越不平等的局面。应该说,这道线以及39.6%的最高税率在经济上并无坚实的基础——不仅饶了最富的投资阶层,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也不足以消除联邦赤字。这道线更多的是政治线。奥巴马希望用克林顿时代提醒人们:让富人支付高税率并不会窒息经济增长,反而可以平衡预算。

美国面临着不可逃避的现实:要么提高税率,要么消减福利和政府服务。选民 对这两项选择都不肯接受,还处于不肯面对现实的阶段。此时相对容易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富人”付更多的税。一些左翼人士呼吁恢复90%的最高税率,称那是美国蒸蒸日上时代的最高税率。要知道,即使在经济危机深重的2009年,美国对冲基金的前25CEO总收入达253亿美元,平均每人超过10亿美元。即使他们90%的收入被最高税率剥夺,平均每人还有千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至于那些年收入刚刚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受这种90%税率的打击也并不太大。因为这是一种边际最高税率,只有超过“富人线”的那部分收入才支付如此的重税,而25万美元以内的收入还是享受着中产阶级的低税率。这种最高税率,大致能保证美国人现有的社会福利。历史
证明,这样的最高税率也完全能够保证经济的迅猛成长。

最高税率的水平,涉及到怎样对待“富人”的哲学问题。克林顿刚上台时,不停地抱怨“富人”贡献太少。他的财长鲁宾作为出身于华尔街的“富人”感到不受用,就对总统说:“你最好不要用‘富人’的字眼,更好的词也许是‘成功人士’。这些人是辛辛苦苦地创造了自己的业绩,为我们带来了繁荣,你又需要他们的帮助,应该尊重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敌人。”克林顿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也成为相当亲企业的民主党总统。可见,即使在民主党人中,“富人”是时代英雄的观念也渐渐被接受。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在九十年代末写作的《英才与正义》一文,则阐述了另类观点。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文化对英才过于崇拜,乃至夸大了他们的贡献,给了他们过度的奖励。他进而提出了“敲诈者”模式:那些创新的英才,就仿佛是一个突然掌握了你的一些不想见天日私人材料的人。于是你开始和他讨价还价。他心里很明白:如果你不支付他任何钱,他留着这些材料也毫无用途。但你心里也明白:如果分文不付、任他把材料抖落出来,对自己伤害很大。这时最佳策略是:用最少的钱收回这些材料,而不是用最多的钱奖励他的“能力”。社会对比尔.盖茨这样的“富人”,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他掌握着某种我们必需的东西。我们要用最少的钱把这些东西拿到手;而不是一味地崇拜他,给他尽可能多的奖励。毕竟这些东西他不给我们自己留着也没用。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富人”课以高税,未必会影响经济增长。从价值理念上,“富人”承担90%以上 的税率更符合社会正义,从长远的经济发展上看,“富人”支付高税也更有助于减缓贫富分化,使更多本无机会的
下层子弟进入中高产阶层,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高水平的经济竞争。这比起由少数“富人”垄断的竞争来,能创造更有效率的社会。这里真正的难关,是和“富人”博弈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七十年代以前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高的最高税率,一大原因是美国当时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富人无处可去。他们宁愿承受90%的所得税,也不会移居苏联。其工作干劲不会因为高税率而降低。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美国的相对经济优势已经降低了许多。如果对“富人”施以半个世纪前90%以上的最高税率,这些“富人”就可能移居到别的国家。“富人”对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已经丧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感情。美国社会讨价还价的砝码少了。另外,美国是个好莱坞式的社会,喜欢塑造英雄,把“枯燥乏味”的生活戏剧化。这种文化中有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觉得每一个发明、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是因为某个好莱坞式的英雄的一人之功。而最近一系列心理学研究证明,当今世界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属于集体。集体智商和该集体中个体的最高智商并无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富人”很难一手成就大业。而美国的大众文化,实际上一直帮助
“富人”邀功。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的“富人”的税率越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越好。 只是在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渐渐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创造的小政府、低税率必然刺激经济发展的幻觉,全球化又提高了富人讨价还价的砝码,使得对“富人”加重税变得非常困难。但是,美国目前的财政问题,靠减税刺激经济并无法解决,提高税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产阶级目前脆弱的经济地位,很难再承受重税。在政治上他们也会通过手中的选票说话,使政治家都不敢在他们头上加税。最后的选择,当然就是“富人”。90%的最高税率恐怕不现实,但39.6%的最高税率则依然有相当大的提高潜力。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2012年8月1日, 5:15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