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称美国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著名的建筑机械公司Caterpillar在和加拿大分厂工会的谈判中,居然要求把工薪减去一半。工会抱怨:这等无理要求,甚至构不成讨价还价的起点。Caterpillar则指出:这里不行就只好把工厂迁到其他国家。不过,此次Caterpillar拿出来的候选地不是中国或墨西哥,而是隔着一条边界、近在咫尺的美国伊利诺斯州。那里的工价还不及加拿大的一半。

这并非一个孤立现象,而代表着一个趋势。这一趋势,使我们重新检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定见:美国的制造业正在死亡,企业不外包就没有生存的可能。事实上,最近美国的制造业有回迁的潜流。对此,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自然不能不加注意。

制造业回流,其实在这次经济“大衰退”前就见端倪。当时油价猛涨,一些公司,特别是生产运输成本较高的大件产品的公司,干脆把海外工厂迁回。在美国本土设厂不仅节省了运费,而且离产品的销售地近,对市场反应灵敏,大大减少了后勤环节中的拖延、断供,多少弥补了工价过高的劣势。如果没有这次经济危机,油价肯定会更高,这一制造业回流趋势估计也会愈演愈烈。后来虽然经济危机把油价打下来了,但美元价值不停下跌,美国的劳工随着失业率的增高越来越能够接受低薪,甚至像联合汽车工会(The
United Auto
Workers)等等势力很大的工会组织,在减薪谈判的中立场都日益灵活。房价的下跌也抑制甚至降低了生活费用,确实使低薪变得可以承受。这样,美国的工薪在国际市场上就越来越有竞争力了。

当然,工薪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一个因素。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的改善,都大大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使企业可以通过精简用工量在高薪水平上降低劳动力成本。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2011年美国制造业的单位产值中所含的劳动力成本比十年前降低了13%。与此同时,德国增加了2.3%,加拿大增加了18%,韩国增加了15%。这当然受各国货币价值之起伏的影响。不过,这一来一去,仅美加之间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消长幅度就高达30%以上。比起欧洲和东亚来,则美国又有一个优势,即地价很便宜。像汽车、机械制造这样占地大的产业,在美国更容易降低成本。所以,不仅美国制造业回流,欧洲和日韩等许多制造业公司,也纷纷到美国来设厂。

美国劳工部2011年底公布了2010年各国工价的数据,我们不妨列成下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人每小时的工价,比起西欧发达国家来普遍要低;比日本稍高,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华尔街日报》引用劳工部的数据:在2000-2010年间,以美元价值显示,美国的小时工薪上涨39%,加拿大则为9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个成员国平均上涨率为74%,大趋势显然对美国制造业有利。当然,2009-2010年这一年的趋势比较模糊:西欧几个大国,如德、法、英、西班牙、意大利等,小时工价都在下跌,美国则缓升。但日本、新加坡、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瑞典等工业化国家的工价上涨幅度倍于甚至数倍于美国。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价上涨幅度更大。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美元下跌势头止住,欧元贬值,那么至少在发达国家中的工价比较中,美国工价相对下跌的趋势可能会触底。

不过,从这个表格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工价未必是制造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富裕,工价就越高。不应该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工价简单比较。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将各国的人均GDP和其小时工价进行比较,并用人均GDP除以小时工价,算出各国工人平均干多少小时才能创造出人均GDP来。小时越多,相对工价越贵。同时,列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参考,看看绝对工价和相对工价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按照美国的平均工价,一个劳工一年要干1386个小时即能挣出美国的人均GDP来。如果按一天八小时算,这就是173个工作日多。相比之下,德国劳工只需要工作1018个小时,也就是127个多工作日。德国的人均GDP远低于美国,小时工价则比美国人高了9个美元多。但是,在最近几十年,恰恰是德国保持着其制造业的优势。日本的制造业,也保持着相当的竞争力,没有出现象美国那样的惨淡景象。但日本的工价,大致和美国在一个水平上。

这里最为令人震惊的,还是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工价的比较。美国劳工部在公布中印数据时特别说明,两国的统计非常不合国际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特别是印度,80%的劳工在非正式的部门(家庭作坊)工作;统计中的工价,则是组织化的正式企业的数据。而这20%的正式企业支付的工薪,比80%在非正式部门中劳工的工价高得多。另外,中国最近的数据来自2008年。到2011年肯定有大幅度上涨。印度2007年的小时工价(1.17美元)比中国同年(1.06美元)还高一些,但没有2008年的数据。

 

 

每小时工价

人均GDP

(2011)

人均GDP/

每小时工价

人类发展指数

(2011)

挪威

57.53

96,591

1679

0.943(1)

瑞士

53.20

84,983

1597

0.093(11)

比利时

50.70

48,110

949

0.886(18)

丹麦

45.48

63,003

1385

0.895(16)

瑞典

43.81

61,098

1395

0.904(10)

德国

43.76

44,558

1018

0.905(9)

芬兰

42.30

50,090

1183

0.882(22)

奥地利

41.07

50,504

1230

0.885(19)

荷兰

40.92

51,410

1256

0.910(3)

澳大利亚

40.60

66,984

1650

0.929(2)

法国

40.55

44,401

1095

0.884(20)

爱尔兰

36.30

48,517

1337

0.908(7)

加拿大

35.67

51,147

1434

0.908(6)

美国

34.74

48,147

1386

0.910(4)

意大利

33.41

37,046

1109

0.874(24)

31.99

45,774

1431

0.901(12)

英国

29.44

39,604

1345

0.863(28)

西班牙

26.60

33,298

1252

0.878(23)

希腊

22.19

27,875

1256

0.861(29)

新西兰

20.57

38,227

1858

0.908(5)

以色列

20.12

32,298

1605

0.888(17)

新加坡

19.10

50,714

2655

0.866(26)

韩国

16.62

23,749

1429

0.897(15)

阿根廷

12.66

10,640

840

0.797(45)

葡萄牙

11.72

22,699

1937

0.809(41)

捷克

11.50

20,925

1820

0.865(27)

斯洛伐克

10.72

17,889

1669

0.834(35)

巴西

10.08

12,917

1281

0.718(84)

爱沙尼亚

9.47

16,880

1782

0.835(34)

匈牙利

8.40

14,808

1763

0.816(38)

波兰

8.01

13,967

1744

0.813(39)

墨西哥

6.23

10,803

1734

0.770(57)

菲律宾

1.90

2,255

1186

0.644(112)

中国

1.36(2008)

5,184

3811

0.687(101)

印度

1.17(2007)

1,527

1305

0.547(134)

 

 

这些粗糙的统计数据,很难衡量各国之间(比如中印之间)细微的差别。但对于中印与发达国家如此之大的距离,则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使考虑到中国小时工价在最近三年有大幅上涨,估计在2011年也不过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我们即使把中国的平均小时工价大幅度提高,中国人仍必须工作3000多个小时,400多天,才能挣出人均中国的GDP来。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工薪低也是正常的。但是,菲律宾的人均GDP不及中国的一半,每小时工薪却高于中国。这又如何用经济发展水平还解释呢?从人均GDP与平均小时工薪比来看,中国劳工从经济成长中分享的份额实在太少。如果单纯讨论经济规律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当城乡二元化的结构没有打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工业部门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时,工价基本就是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最低成本。等到城乡二元经济被统一为一体,农村剩余劳动力锐减,城乡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时,工薪水平就取决于边际劳动生产力了。问题是,如今中国大约一半人口在城市,“民工荒”已有多年,年轻劳动力的供应开始下降。在如此之低的工薪水平上,企业一提涨薪、人民币升值就风声鹤唳,似有存亡之危。中国的小时工价即使上涨三倍,还是不及墨西哥。有多少企业界人士觉得工资上涨三倍后仍然能够存活呢?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决定工薪水平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看看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制造业从来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土崩瓦解,而是集中于高端消费品以及精密仪器车床等生产用品。韩国制造业崛起,也靠着在汽车、高档电器等产品上的突破。这些产品利润边际大,对工人的素质要求高,也能够把利润大量回馈给劳动者。劳动者接受大量的回馈,才有资源自我发展,比如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等等。看看人均GDP与平均每小时工价的比,日本、韩国都在1400多,和发达国家大致持平,国民的教育素质已经超过了美国。可惜,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的企业几乎毫无表现。民工二代的教育长期被偏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费用日益提高,哪怕是维持劳动力的最低生活成本也不得不跟着上升。只有在高端产品领域的突破,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以满足工薪的上涨。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美国制造”虽然一度式微,“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则都没有被“中国制造”所打垮。各国不过是在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目前边际劳动生产力低的产业,能外包给中国的已经都外包给中国了。现在这些产业的利润边际难以应付中国工薪上涨的压力,而越南、印度这些低薪国家也开始来抢饭碗。同时,“美国制造”开始收复失地,压缩了“中国制造”升级发展的空间。更不用说,中国经济给普通劳工的回馈很低,使一般老百姓缺乏相应的消费能力,少数富人渴求的是海外高档货。这些因素都抑制了内需。倚仗国内市场培养强大的制造业未免一相情愿。凡此种种,都对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制造”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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