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跨越“邻避”陷阱

2012年08月05日 09:28:21

  无可讳言,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发生过的“邻避现象”,正越来越多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所谓“邻避”(NIMBY),是港台学者对于英文“NotInMyBackYard”进行的意译,意指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的抗拒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邻避现象最早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欧美国家,随后出现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而在我国,近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中,邻避现象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
   不难看出中国版邻避与其他国家地区既存在共通性,又有独特之处。具体而言,当下中国的邻避现象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城市化建设,公共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能源供给以及垃圾处理等扩容所带来的邻避现象;二是全局性或者地域整体性产业布局、选点造成发展“成本”,并由此引发邻避现象。这些产业包括核电、火电、炼油、石化以及造纸等。此类工厂会为全国或某一地域带来可观经济效益,但是其污染等外部成本却需要由设施附近的民众承担。近年,无论厦门还是大连,或者其他某些二、三线城市出现的邻避现象均可归属此类。
   中国邻避问题特殊之处在于,由于当下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实际扮演的主导性角色,导致地方政府往往取代相关利益方成为民众抗议对象,使得原本的企业—民众—政府三方博弈简化为官民两方博弈,由此产生的冲突常常也比其他地区激烈。而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顺应民意撤销合同,下马项目,于相关企业而言,又有失公平,是对市场规则乃至法治的破坏。
   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无从谈起。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民众在全国一盘棋,个体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的社会管理思维和运行逻辑之下,民众是很难表达利益诉求,争取属于自己和所在社区的相关利益的。所以可以明确,邻避现象属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解决邻避问题,首先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要让政府从“全能政府”真正回归到公共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正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近日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所指出,既要避免政府“过度管制”和“包揽一切”的旧模式,又要防止形成“泛市场化”和“甩包袱”的倾向。政府应该在民众与企业的利益博弈中,当好裁判员,仲裁员、调解员,在公共服务中当好服务员,将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
   在此同时,执政者必须正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多元化,立足于公平公正公开,摒弃所谓总体利益压倒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压倒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压倒暂时利益的思维定势,充分让民众发出诉求,承认其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事实上,已有的经验证明,当利益相关方拿出合理的补偿,改变“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的状况,形成“环保回馈”:如在邻避设施上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民众免费(或打折)使用。以及减免电费、减免土地相关税赋、给予奖学金等措施。此种状况下,邻避现象会得到缓解。
   其次,坚持法治道路,确立利益博弈规则。以台湾地区为例,《环境影响评估(评价)法》是邻避现象得以解决的重要保证,这部法律保障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而给予这部法律,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均习惯了一整套成熟的利益表达和博弈规则,从而较有效地消除了邻避问题。
   此外,针对我国现出现的某地收益,另地受损的现象,亦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地域利益协调机制:事实上,美国主管环境问题的机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职能之一就是协调环保问题中不同州之间的矛盾。
   如专家所言,邻避现象的预防和解决,不仅涉及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愿,而且涉及政府以民为本的管理能力。邻避现象减少,可以看做政府从经济增长型(速度型)向民生服务型转型的一个标志。
   危中存机,应该依据国际经验,使邻避问题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实现社会进步的契机。
 
   时代周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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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5日, 12:15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