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 「六四」二代變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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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五月 2012 by 陽光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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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文/長平

在柏林的一個座談會上,身為政治學者的主持人事先就一個問題和我溝通,我告訴他自己對此問題沒有經驗,恐怕答非所問。結果到會上他還是堅持發問:你們怎樣跟孩子談論「六四」?

我談了自己觀察,認為中國政府的宣傳和教育讓兩代人很難對話。一位前輩學者補充說,她一直試圖告訴孩子真相,又一直擔心孩子在學校惹麻煩。

不久前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比我想像的還要重要。在美國加州,我遇到了十四歲的陳橋,她
是一個長笛演奏者,也是參與「六四」並成為人權活動者、至今仍在監獄裡的劉賢斌的女兒。到了美國她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陳」而不是姓「劉」,是媽媽想要盡量掩飾她和劉賢斌的關係,以減少社會對她的傷害。陳橋提出一個讓她困惑但沒有機會和父親討論的問題:在進行人權活動的時候,他怎樣想自己的家人?

父母經歷「六四」而不棄不捨,兒女則需要改名換姓以求順利成長(事實上即便如此也不能,少年陳橋被迫離開母親隻身赴美);從事人權活動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險,你必須二選其一。在這樣的社會,兩代人的對話如何可能?

2009年我在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看著20位20歲的年輕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進行「薪火相傳」的接棒儀式,感到說不出的難過。這場運動的主體,中國大陸整整一代人,當他們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長成了父母,他們的孩子又到了熱血青春的年紀,年輕的聲音在哪�呢?

正如生於1989年、家住長安街附近的木木在訪談中說所說,「我父母對政治的話題都很避忌,六四讓他們感到很心寒。他們不想再觸及和政治有關的任何東西,也告誡我說不要接觸和政治有關的東西。」他們甚至擔心已在香港工作的女兒去參加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當年絕天安門廣場上的播音員石冬青現居美國,女兒劉天舒是高二學生。我讀到母子倆關於「六四」的對話時,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為對話的內容有多麼驚心動魄,而是這種形式在
中國幾乎不大可能。我知道中國家庭的餐桌上,也有很多勇敢的「六四」一代打破沉默,告訴兒女歷史的真相。但是那和這對美國母女的對話並不相同。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討論,真相和真理既不掌握在政府手裡,也不秘藏於母親的內心。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中國人已經知道自己正被各種有毒食品毒害,卻未必知道精神上的殘害遠甚於此。 「遠離」以後的學校教育和媒體輿論,成功地執行了正義滅絕、價值虛無的集體屠殺。政府不僅讓大多「六四」一代噤若寒蟬,還讓無數「六四」二代精神殘缺,讓他們來嘲笑父母當年的「天真幼稚」。人類還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記得我上大學以後,看見西方世界的人民不僅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豐衣足食,更創造了絢麗無比的當代文化,我為自己此前被蒙蔽感到異常憤怒,僅此一項就足以上街抗議。當下的年輕學生,他們到了境外求學才可以看到「六四」資料,但是我很少見人因此而生氣,很多人還認為政府蒙蔽自己理所當然,為了社會的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會用恐嚇來掩蓋歷史嗎?會用數額驚人的維穩費用來防範百姓嗎?

關於「六四」,在香港維園,代代相傳的是呼籲民主自由的薪火;在中國大陸,代代相傳的是政治高壓、媒體謊言、精神迫害和自我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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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日, 4:15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