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中国矛盾多发、诉求多元、民众维权意识高涨、信息传播助推事件发酵、事态发展极易失控的转型期，中国亟需站在“顶层设计”的高度展开一场维稳攻坚战。
【侨报8月11日社论】8月，在伦敦奥运会的喧闹里，“小人物”唐慧走进了大陆公共舆论的中心。她与她女儿6年多来遭受的不幸，经媒体持续报道后引起坊间群情激愤，并最终引起省级高层对此案的直接介入。
她是湖南永州的一位母亲，她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他们一家子本可以过着平淡温馨的生活。但在6年前，其刚满11岁的女儿被逼卖淫、饱受摧残，可“能量巨大”的罪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于是唐慧走上了漫漫上访路。就在今年8月初，被当地警方视为“不断滋事”的唐慧竟被处以18个月劳教。
女儿冤情尚未雪，母亲反先陷囹圄。唐慧一家的遭遇，激起民众心间巨大的同情；永州官方的粗暴作为，赤裸裸挑战了民众的忍耐底线；而唐慧女儿之案所呈现的扑朔迷离，以及官方的遮掩态度、口径不一，更把民间的不信任情绪推到了高处。
面对这位中国母亲的不屈与较真，媒体、意见领袖、公众都站在唐慧一边，给了唐慧最有力的声援。面对可能存在的地方执法“黑幕”对公平正义的践踏，大陆舆论发出了最本能的呐喊：要一个说法，还一个真相。
从当前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千夫所指”的地方权力机构，至少暴露出了下列疑窦： 其一，唐慧女儿案件审理，有没有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民众要看到的无非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身为当地官员亲戚的嫌犯，到底有没有真正“同罪”？从案件被“两次发回重审、前后四次判决”、“警员答应‘照顾’嫌犯”等细节看，这个对错分明的案子，背后似乎隐藏了多方博弈力量，“插手的爪子”到底来自何方？
其二，唐慧怀疑警方通过制造看守所“立功”事件（制止同监人自杀），企图让该嫌犯免死。对此，永州市警方板上钉钉地表态“立功属实”，但被“解救”的那位同监人却坚称自己从未有自杀念头，到底谁在说假话？如此有技巧地让嫌犯“免死”，是谁的授意、谁在配合？永州市警方“传说中”的包庇行为，是否应查个水落石出？
其三，唐慧为女洗冤，天经地义。对一个只想还女儿一个公道的母亲，永州市警方何至于轻率下此重手？动辄给上访者扣上“扰乱社会秩序”的帽子，试问，是扰乱了哪位官员、哪个机构妄图构建的“特别秩序”？唐慧的行为纵然有过激之处，谁能说那不是被形势所逼？若非诉冤无门、正常申冤渠道不畅，谁愿意以如此伤害自己尊严的方式来讨回尊严？
目前，湖南省政法委牵头的调查组进驻永州，对“强奸”、“假立功”、“嫌犯与警界人士关系”、“劳教”等相关方面进行复核。唐慧的劳教决定被依法撤销，唐慧可以回家了，民间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复。但我们在为唐慧案出现转机而欣慰时，却同时也为此案暴露的社会维稳漏洞而忧虑。
从广东乌坎事件、山东陈光诚事件、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到当下的唐慧案，以及其他性质相似、关注度也许没这么高的社会治安问题，中国所上过的社会维稳课已不在少数。但总结起来，采用的却不外乎“闹大事情、惊动高层后派工作组进驻调查”的处理模式，不仅显得太过被动，也缺乏效率、普遍适用性与可持续性。
面对当前中国矛盾多发、诉求多元、民众维权意识高涨、信息传播助推事件发酵、事态发展极易失控的转型期，中国亟需站在“顶层设计”的高度展开一场维稳攻坚战，从根源上革除诱发不稳的病灶，从制度上防范“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正如曾经处理乌坎危机的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所指出，这包括：改变“一些政策法规陈旧过时甚至不合理、对权力的监督约束力度不够、民众依法有序表达诉求的渠道不畅等”的现状。
这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惯用的并不等于最优的，从高密集的维稳事件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稳“游击战术”显然已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观念变革具有滞后性，目前地方执政思维与最高层呼吁的社会管理创新仍大有脱节，等待地方观念的自动成熟恐怕等不起，必须通过制度的建立完善来倒逼地方维稳观念尽快步入蜕变的轨道。
其实，“顶层设计”不过是个新筐，折射的依然是中国社会长期积累的老毛病：法治建设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如劳教法这种富有争议的陈旧法规依然存在；地方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制约，权力机构在辖内“小王国”垄断话语权，因此滋生了执法不公、粗暴执法的丑恶；官员信奉“能压下就有两下、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的庸俗哲学，习惯性将民众表达诉求视为对秩序的威胁，于是唐慧们就难以走通“制度维权”、“法律维权”之路。 这是唐慧们的权利困境，也是地方执政的权力困境，更是中南海的维稳困境。一条崎岖的维权路，唐慧走了整整6年多，她的抗争，能否成就后人之幸？
（编辑：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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