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与荷兰专家撰写的著作《遏制酷刑的三重路径》就如何减少严刑逼供现象的出现进行了调查研究。本台记者访问了本主主编之一，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授斯普瑞肯（Taru Spronken）。
德国之声：您主编的这本书《遏制酷刑的三重路径：程序制裁、羁押场所的预防与警察讯问技能的提升》（Three Approaches to Combating Torture in China）由十几个撰稿人共同完成，其中只有三个荷兰作者，其余的作者是中国法律学者。在研究中，很多资料都是来自中国官方单方面的资料。您在调查中怎样核对，查实信息，确保其准确性？
斯普瑞肯：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以证例经验为基础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个中国和欧洲国家法律条款上的比较，欧洲一些国家法律条款中，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与中国相关条款的比较。包括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程序等等。中国方面对这些方面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刑事诉讼程序已经有了改变，他们也想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做法。我们并没有统计调查中国现有酷刑逼供的情况。这本书主要就中国已公开的现有的法律条款以及法案草案进行分析。
德国之声：不过在您的书中法律比较虽然占有一定的比重，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如何改善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处境，减少避免出现”屈打成招”的现象，您跟这个项目将近三年，您是否进入中国看守所内进行实地考察？据您的估计和印象，中国目前羁押场所中被关押者的人权情况如何？
制度上的缺失是导致出现“逼供”的主要原因之一，提高警察素质，提升讯问技能是关键
斯普瑞肯：我的同事，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琼知教授（Gerard de Jonge）进入了看守所进行了实地考察，这真是一个例外，您知道，一般来说，在中国这并不容易。我们和中方同事一起起草了一份《看守所法专家建议稿》，就如何更好的保护在押人员，怎样才能避免出现酷刑的情况提出了多个建议。
我想，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圈子里，包括中方人员都默认，看守所现在的情况并不理想。他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所改进，可是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也意味着整个观念的改变。进一步来说，比如有些人，认为对待在押人员在某些程度上并不算是侵犯人权，可是在荷兰或者是比利时，或者是别的国家，这些行为已经逾越，侵犯到恶劣在押人员的人权。犯罪嫌疑人应被视为”合法公民”来对待。很多时候，要通过各种培训才能让人从观念上重新思考，怎样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待遇。
德国之声：您能稍微具体介绍一下建议稿吗？这些建议是否已运用到实践当中？
斯普瑞肯：我们在两个”试点”看守所推行了”看守所法草案”，比如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定期去看守所考察情况等等。我们发现，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就算是普通平民，如果他们可以定期看到嫌疑犯，他们在看守所的待遇就会出现不同。试验的结果非常不错，可是当我们想继续扩大试验田，希望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多个看守所的时候，遭到了拒绝，并且，之前的两个试点也不让我们继续了。事前没有预兆，十分突然。我差不多可以肯定的说，是中国公安部下的禁令。有人告诉我，如果中国政府发现了问题，一般来说，他们先是要关起门来自己尝试解决，而不是马上向外界呼救援助。
德国之声：您书中的第三大部分讲的是警察询问技能的提升，您作为法学教授，是否给中国警察上了培训课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到马斯特里赫特进行培训
斯普瑞肯：我们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有很多合作，就审讯方法进行了培训。公安大学讲师代表团也来到欧洲，在这里接受”培训培训师”课程。我们给这些来自中国的警察讲师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审讯方法，做了许多试验。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培训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我们使用了”角色扮演”的方法教学。一个扮演警察询问，另一个扮演犯罪嫌疑人。不过他们都不想做这种培训。我想，他们都害怕在别人面前出现错误，怕丢脸。其实在欧洲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教学方式，可是他们很不适应。不过后来大家都参与了这种”游戏”，虽然他们”丢”了很多次脸，不过学习气氛很浓，很活跃，他们也通过这种方式记住了很多新的知识和技巧。
德国之声：您和同事共同撰写了这本书，中英两种版本同时发行，给中国警察的培训成果和理论知识是否已经付诸于实践了呢？您发现中国反酷刑工作有什么显著的改善吗？
斯普瑞肯：这个很难简单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我能说的是，中国邀请我们多次给他们上课，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想去做出改变。在过去的三年中，我看到了一些积极的方面，比如在立法的层面上，被告的条件和权利已有所改善。不过问题是，很难马上会杜绝酷刑现象。就算从立法上出台了新的规定，是否在地方得到推行，怎样在地方实施，中央怎样能更好检验地方，这些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
采访记者：文木
责编：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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