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田橫
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室主任、經濟學家羅小朋指出，溫家寶在其任期的最後兩年，以中共領導人前所未有的方式，對中共黨天下的危機發出了警告，對執迷不悟的胡錦濤和其他中共寡頭，溫宣示了與之決裂的態度。他應該知道，他想撇清自己是徒勞的，且有大言惑眾之嫌。但毫無疑問的是，溫對空喊話的政治遊戲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中共黨天下的危機，已臨近生死存亡之際。
在“中共18大與黨天下的總理難題”一節中，他詳細對比了李克強與前任中共領導人在知識結構、交友層次和底層經歷等等方面的異同，
羅小朋說，在這個意義上，即將執政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比胡溫要幸運許多。雖然他們也必須謹言慎行，但互聯網技術整個改變了中國所有人生活的信息和知識環境，同時，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交往自由也比胡溫要大許多。其中一個因素就是高幹子弟進入最高領導層。他們一向有交往自由的特權，而在新的政治形勢下，他們很難不讓別人也比較自由地交往。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羅小朋得知，李克強去年讀了托克維爾生前最後一部重要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
“這個消息讓我感到震驚，也十分興奮，因為這件事傳遞了許多重要信息。首先，這說明中共最高領導人不僅知道治國該讀什麼書，而且敢讀這些書，甚至不怕別人知道他們在讀這些書。這是一個飛躍，說明元老一代離去後，中共領導人的素養正在走出低穀。其實胡錦濤並不是不知道需要搞社會改革，但他根本沒有能力做這件事。因此，指責胡錦濤不作為也有點不厚道，因為你不能指責一個無能的人不作為。在這個意義上，胡犯了和趙同樣的錯誤，就是接下了自己本不該接的位子，”羅小朋說：
【李克強讀大革命這本書還說明，雖然新一屆領導人比胡溫更有治國能力，但他們知道自己面臨的是比胡溫嚴峻得多的挑戰，在他們的任期內，中國有爆發革命的現實可能。胡錦濤剛性維穩的結果，是把一個空前爆炸性的局面交給了習李。如果說一年以前許多精英對中國爆發革命的現實可能性還存有懷疑，在阿拉伯之春之後，這種懷疑已不復存在。相反，對革命的恐懼和憂慮開始在中國精英中流行。我們已經從民間精英中看到了這種跡象。韓寒年底前發表的三篇博文，蕭翰對社會革命概念的批判以及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的長文對“民粹民主”的批判，都讓我們看到了那個大革命幽靈的影子。而李克強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則表明這個幽靈也正在中南海里徘徊。】
羅小朋指出，此書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法國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導致法國大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權。儘管法國的歷史和國情與中國完全不同，但此書的讀者一定會有同樣的感受，那就是臨近革命的法國與當今的中國有太多相似之處。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由於人性相同，中央集權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和精神時尚的後果是相同的，無論什麼時代，無論哪個民族和國家，都逃脫不了中央集權內生的邏輯。
【對我來說，托克維爾揭示的中央集權的財政邏輯、行政邏輯和社會邏輯，極其令人震撼，因為它和94年稅改以後中國的演變邏輯非常相似。這種演變的邏輯起點是中央隨意地，無節制地增加稅收，而且當年法國的增稅和朱鎔基94年稅改一樣，是由“秘密決議來確定。這樣，直接稅逐年增長，而人們卻事先聽不到任何風聲。”（見該書92年版72頁）中央政府無節制地增加收入，必然後果是行政機構無序膨脹。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新機構，只盤剝和瓜分收入，卻不提供服務。於是，賣官鬻爵盛行，這在當年的法國是公開的，而在當今的中國則是公開的秘密。中央政府瘋狂斂財的必然結果，是侵害所有自治機構和個人權利，分化社會，窒息自由。這首先是因為中央集權不可能做到稅負公平，而只可能把最重的稅負，加之於最窮和最弱勢的群體，也就是加到農民身上。臨近革命的法國如此，94年以後的中國也一樣。這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托克維爾告訴我們，在一個存在市場和各種特權的社會，中央集權的財稅體制之所以會催生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不僅在於特權的擴大，更在於特權與責任日益分離。這正是94年稅改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趨勢。在這種財稅體制下，享有特權的人一方面有更多機會撈取錢財，另一方面卻沒有動力，也沒有權力去做好事，去維繫特權者和弱勢者之間的道德依存，從而使社會各階層之間和各階層內部全面走向隔離，也就是出現我們現在常說的“社會原子化”。】
雖然羅小朋並沒有得出甚至支持“中國在劫難逃，必將發生一場大革命”的結論，但他指出，如果中國精英不能夠認真對待這種現實的可能性，不能從托克維爾深邃的思想中學到最重要的東西，中國確實很可能發生一場破壞力極大的大革命。（《明鏡月刊》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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