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当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三月十四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用如此措辞来影射重庆时，大多数人认定，完结的不仅是薄熙来的政治生命，而且是持续了几年的「中国道路之争」。在温家宝明确的表态后，一种乐观的期待也随之而起，不断被拖延的政治改革可能随之到来。在精英政治中，以温家宝为代表的自由派似乎佔了上风，而在基层，乌坎的民主实验也激起了最浪漫的想像，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六四即将平反、报禁亦将解除的消息则四处传扬。人们乐于相信，薄熙来事件的震盪实在过于剧烈，它可能让整个统治机器抛锚，加剧它内部的分裂。而中国社会的不安情绪与期待变革的集体慾望，也将迫使它的统治者做出回应。
许知远说，几个月过去了，这乐观的情绪、亢奋的揣测像是一场无痕之梦。乌坎实验的热情已经散去，它的经验也难以传播与複製。对谷开来的审判，也宣告着最高统治阶层再度达成内部共识，权力斗争暂告平静，为了防止整条船的颠覆，他们都要必须懂得适可而止。把一切罪责都推向谷开来则表明，在面对危机时，他们仍本能地选择旧手段。很多人相信，这套谎言机制已难以奏效，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早已破产，只通过暴力与经济收买才能维持。而已然放缓的经济增长与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都使这个系统难以继续，只等临界点到来的一刻。从什邡到南通的骚乱再到北京的暴雨之灾，似乎都在印证这一点。但对薄熙来的处理方式，表明统治者内部虽已演变成某种寡头政治，但内部仍具某种公共理性，在面对共同的危机时，他们仍会表现出合作性。他们虽具有寡头式的财富与权力，却仍强烈受制于统治机器的内部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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