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新聞教授陳婉塋表示，這件事也推動港人積極提出自己的「中國論述」，而特區政府如果笨拙施政硬推的話，可能導致比二十三條更大的管治危機。陳婉塋說，香港的「國民教育」鼓吹「國情、真情、情懷、情感」，所包含的概念層次太低，鼓吹對國家的「情懷」，就比大陸的開明人士落後太多。
陳婉塋特別指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夏中義在中國推動「大學人文課程」，帶領團隊編了一套三冊讀本：《人與自然》、《人與國家》、《人與世界》，二零零二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人與國家》卷首語要求學生反思「你將如何面對故土百年滄桑，及其社會文化轉型，以期將自己塑造成迥異於卑微子民的『現代國民』」。
書中還解釋「及格的公民應該能夠走出專制主義造就的『順民』與『暴民』的傳統籠罩，清楚地認識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應該能夠清楚地意識到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意識到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對比上海交通大學版的「人文課程」讀本，香港的教材指引更顯空泛﹑膚淺和偏頗。陳婉塋說，香港為何不利用現成的材料，編個簡本給中學生？
香港回歸大陸十五年，它內在的主體性在去殖民化和民族主體化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受到嚴厲的考驗和挑戰。香港出版人﹑政論家林沛理認為，從「國民教育」風波中可看出，彷彿很多香港人身上都有一個「恐共（產黨）按鈕」，只要有人按下去，他們就會前仆後繼地上街抗議。恐懼不僅蠶食心靈，也蒙蔽理智，令人看不到利之所在。這也驗證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名言「歸根究底，最可怕的還是恐懼本身」。
恐懼既是對人類極其重要的進化機能，自然難免會被用作操縱群眾的政治工具。從希特勒到毛澤東到小布殊，在歷史上反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和野心家無一不是善於製造群眾恐慌的「恐懼販子」。恐嚇作為一種動員群眾上街抗爭的手段常常奏效，因為社會的源起，本來就是因為人類對自身的安全甚至生存感到憂慮和恐慌，所以才選擇生活在一起敵愾同仇。
勢孤力弱者亡，人強馬壯者勝，本來就是歷史的鐵律。群眾因恐懼而聚，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因恐懼而起。而當恐懼成為社會的原動力，這個社會必會淪為一個防衛心重、只懂得事後作出反應，甚至不假思索地反對社會及政治改革的反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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