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蛮子 | “给政府找麻烦”：公权伦理的双重悖逆

作者：苗蛮子 

媒体从业者廖红波向湖南宁乡县玉潭镇政府提出“三公经费”公开申请，遭到拒绝。该镇政府官员认为他在“给政府找麻烦”，“如果老百姓都来问东问西，政府啥事儿都干不成了。”廖红波于是向宁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日前，宁乡县法院一审以廖红波的身份问题驳回其诉讼请求。

公民廖红波到底有什么身份问题？当地政府的说法，让人大开眼界：廖红波既不是在宁乡县生活的公民，也不是科研人员，申请索取的信息与廖红波自身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而且其身份“虚构”，索取“三公”信息的用途属于“谎言”。玉潭镇政府党政办主任李志光说：“本地老百姓需要的话，我们会公开。履行我们的义务，这是应该的，但是超出我们的义务之外，我们不会公开，也没有必要公开。”

玉潭镇政府以申请人的身份问题拒绝公开“三公”信息，显然于法无据。一者，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规和政策规定“三公”经费是不能公开的“机密”；二者，根据“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精神，不管申请人是做什么的、是否当地人、获取信息的目的是什么，申请人只要不违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都应该对申请人公开其要求公开的信息。

不难看出，玉潭镇政府所谓的“身份问题”，与“国家机密”一样，都不过是公权部门甚至个别官员私利的一块遮羞布，其实质是一种“特权私密”。为了维护这种“特权”，咱们的政府官员堪称“武林高手”——总能见招拆招，应付自如的：轻则以涉及“国家机密”、“身份问题”为由拒绝公开；重则干脆给不识相者扣上“给政府找麻烦”的大帽子，将其视为“社会不和谐因素”而加以刑责伺候了。

一个公民向政府获取“三公消费”信息的正当诉求，反被斥责为“给政府找麻烦”，这是对公权伦理的双重悖逆。一方面，是对《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应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践踏。作为一个常识，“三公”经费取之于纳税人，属于公共财产，它的使用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显然不是政府的内部事务，因而必须要对纳税人负责，必须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既是政府最基本的义务，也是公权应恪守的最基本底线。而事实上，“三公”经费恰恰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重点内容。

另一方面，将公民获取政府信息，视为“给政府找麻烦”，混淆和颠倒了公权角色，是官僚意识的病态呈现。现代社会的政府，是由于民众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力，并出资供养起来的。这种权力生发关系，决定了民众监督权力的天然正当性，也决定了政府不过是民众利益的“守夜人”，这也是所谓“公仆”的职责所在：及时主动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利益需求。而当“公仆”无法提供令民众满意的公共品时，民众有权对此提出质询。这并非“给政府找麻烦”，而是对失范的行政行为的监督与纠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众“给政府找麻烦”，说明“公仆”做得不好。当然，玉潭镇政府怕惹三公消费这种“麻烦事”，除了自己屁股不干净以外，也或许觉得有些“委屈”——毕竟，在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内，更高一级政府部门的“三公”信息尚且“雾里看花”，或在上级权力没有授意或指示不明之时，基层权力又怎能随意犯上将“三公”信息公之于众呢。可见，政府的真正“麻烦制造者”，恰恰不是民众，而是权力体系内因利益而相互交织的各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