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骁骥
不知何故，我在浏览中国大陆的新闻网页时经常能看到警方扫黄的新闻。在这些新闻中，威武雄壮的公安干警身着黑色制服，破门冲进桑拿浴室和按摩房，以比捉贼快n倍的速度迅速制伏嫖客和小姐。此之不足，不少“扫黄行动”还要请人现场拍摄照片，并且拍摄时不准小姐穿上衣服。有人说，这种方法最能表现公安干警的“能干”，最能说明扫黄打非的卓见成效，领导看了现场的裸照大概会比较开心……不过，扫黄现场那些被驱迫、侮辱的小姐们在公安干警的淫威之下瑟缩发抖，看了不觉让人产生恻隐之心。她们在被迫进入性服务行业谋生之后，还要继续承受打着“正义”幌子的势力进行层层经济盘剥与道德侮辱，其生活不可谓不艰难。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所谓严打，实际上是对性工作者的双重剥夺。首先，进入性服务业的女性大多是在就业市场无法获得充分就业的女性，我们暂时不讨论她们无法充分就业的具体原因（就业市场存在的性别歧视、工资水平、教育程度等等都可能是潜在的原因），女性就业机会的匮乏，实质上是对于妇女工作机会的变相剥夺。而当她们不得以进入性服务业谋生，政府又以严打为理由对她们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权利进行二度剥夺。这真是一种极端不人道的作为。
当然，这样的“不人道”并非中国所特有，就连美国这种所谓“人权至上”的国家也存在类似现象。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美国的“严打”程度比中国轻得多，并且美国搞“严打”的动机并不是因为当地警察局要拍裸照、做政绩，而是因为大多数美国的立法者都相信，要想杜绝卖淫现象，应该重点打击性服务的“提供者”，即妓院、小姐、皮条客这条产业链。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美国许多州的地方法院都对卖淫现象制定了惩戒的法条，然而，这些法律都不约而同把枪口朝向了性服务的零售商——小姐。因此，在美国做小姐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即使她们遭受严打的次数与程度远低于其中国同行们。
在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Steve Levitt和作家Stephem Dubner合著的《Super Freakonomics》（超级魔鬼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打击卖淫行为的一个悖论。即是说，政府和普通大众永远只会从“抑制供给”的层面去做一些表面文章，例如打掉卖淫的“窝点”、端掉卖淫的“犯罪集团”等服务供应商。但是，似乎没有人思考过，性服务的市场需求其实并没有改变，因此，单纯打击“性服务供给”无形中抬高了交易价格，反而让从事性行业的利润增多，而利润增多又会让更多的人希望进入这一行业。于是，打击越多，犯罪越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Steve Levitt以他所在的芝加哥为例，简要说明了性行业多年来在美国的处境。大约一个世纪前，芝加哥的性服务业是非常繁荣的，花钱买春可谓当地男士的一种“风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960年代之后芝加哥的城市改造中，不少提供性服务的夜间俱乐部被拆除（例如著名的Everleigh俱乐部），代之以大型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这并没有令卖淫现象在芝加哥彻底消除，不过，性工作者的收入的确降低了。换言之，近几十年，芝加哥的妓女生活大不如百年前的妓女生活水平。其中的原因除了当局对卖淫的打击之外，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由于妇女地位和权利在近半个世纪的提高。女权的提高伴随着“性解放”运动的进程，这使得免费的婚外性行为数量比过去大为增多，那么，在免费性行为的“市场竞争”之下，肯付费购买性行为的人就比过去大幅减少了。
Steve Levitt援引另一位经济研究者的数据指出，出生于1933至1942年之间的美国男性，他们当中大约有20%的人首次性经验是和妓女发生的。这个数据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下降为5%。超过70%的美国男性在婚前有过性行为，而这一比例在几十年前还不到35%。
美国社会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多年来逐渐由封闭转为自由，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性产业规模的萎缩也就不为奇怪了。况且，性产业是不受政府扶持的边缘行业，不像是钢铁、汽车、能源等等行业会受到政策的保护。试想，这个世界上总不至于存在一个政府会将性产业悉数收归国有，然后出台一个法令，强制人们进入国有的洗浴按摩中心进行性消费，并且制止民间自发的自由性行为。当然，开个黑色玩笑说，在信奉集体主义和国有企业的国家，这倒不失为一种拉动内需、解决女性就业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极度的荒谬和不人道。
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不可能建议用上述方法来“解决”卖淫嫖娼问题，正如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寄望于通过单纯抑制人们对性的欲望（需求）或者打击性产业链（供给）来彻底消除卖淫嫖娼。我十分认同Steve Levitt在书里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真正让社会获得进步，让女性越来越远离性行业的根本原因在于妇女地位的提高（不再受性别歧视），以及整个社会为女性提供的更多机会（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只有当女性在一个社会中有着充分的发展机会，那么她们被动选择从事性行业的可能性才会降低。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问题，它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和几十年前相比，芝加哥等地的性从业者总人数没有太大变化，但考虑到芝加哥的人口增长了超过三倍，性从业者的人数比例其实是大幅下降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今天美国的性行业规模一直在缩小，而这一变化的原因表面看上去却和性行业本身并没有直接联系。正如书中告诉我们的，1963年美国的同工同酬法案以及第二年的公民权利法案等等立法，使得美利坚的女性们大致拥有了和男性一样的教育权利、工作权利。机会的增多使得女性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权，法律、金融、教育、医学……不断增多的选择领域让美国的女性有愈加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从事性行业的女性数量因而大幅减少。不过，也不排除有极少数的女性因对这个行业报有个人理想而主动选择相关的职业。但这种人的数量甚微，对总体统计情况不构成影响。
Levitt写道：“和六十年前相比，美国今天的卖淫现象已经大为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在经济上取得的最大功绩，我认为，就是为妇女提供了更为充分的选择机会。恰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Free to Choose》里所言：自由选择给与人们将才能充分发挥的机会。女性地位的上升，使得整个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机会和选择权增多，这从供给上减少了性从业者人数；另一方面，一个变得更为开明的社会让人们用更自由的眼光来看待性活动，不再有那么多的男人将性视为一桩买卖，这就减少了性交易的需求。当供给与需求两方面都下降时，卖淫现象自然会大幅减少。
多年前，大伙的手机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下岗女工不流泪，大步踏入夜总会。”果然是智慧在民间，此语足以概括本文以及Steve Levitt教授的观点。女工进入夜总会大部分是迫于下岗之后谋生的无奈，反之，想要风尘女子走出夜总会，关键是让她们不下岗，整个社会要给予她们足够的就业与择业机会。但恐怕这个希望只是我天真的一厢情愿，别忘了，上面那句顺口溜还有后续部分：“不给社会添累赘，又给国家交了税。”整天忙着通过扫黄打非来收税寻租的某国政府，怎么会去主动消灭性产业这一块既可以寻租又可做政绩的灰色地带呢？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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