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 《美国算什么》：哪国的老百姓挣得多

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称美国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著名的建筑机械公司Caterpillar在和加拿大分厂工会的谈判中，居然要求把工薪减去一半。工会抱怨：这等无理要求，甚至构不成讨价还价的起点。Caterpillar则指出：这里不行就只好把工厂迁到其他国家。不过，此次Caterpillar拿出来的候选地不是中国或墨西哥，而是隔着一条边界、近在咫尺的美国伊利诺斯州。那里的工价还不及加拿大的一半。

这并非一个孤立现象，而代表着一个趋势。这一趋势，使我们重新检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定见：美国的制造业正在死亡，企业不外包就没有生存的可能。事实上，最近美国的制造业有回迁的潜流。对此，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自然不能不加注意。

制造业回流，其实在这次经济“大衰退”前就见端倪。当时油价猛涨，一些公司，特别是生产运输成本较高的大件产品的公司，干脆把海外工厂迁回。在美国本土设厂不仅节省了运费，而且离产品的销售地近，对市场反应灵敏，大大减少了后勤环节中的拖延、断供，多少弥补了工价过高的劣势。如果没有这次经济危机，油价肯定会更高，这一制造业回流趋势估计也会愈演愈烈。后来虽然经济危机把油价打下来了，但美元价值不停下跌，美国的劳工随着失业率的增高越来越能够接受低薪，甚至像联合汽车工会（The
United Auto
Workers）等等势力很大的工会组织，在减薪谈判的中立场都日益灵活。房价的下跌也抑制甚至降低了生活费用，确实使低薪变得可以承受。这样，美国的工薪在国际市场上就越来越有竞争力了。

当然，工薪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一个因素。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的改善，都大大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使企业可以通过精简用工量在高薪水平上降低劳动力成本。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2011年美国制造业的单位产值中所含的劳动力成本比十年前降低了13%。与此同时，德国增加了2.3%，加拿大增加了18%，韩国增加了15%。这当然受各国货币价值之起伏的影响。不过，这一来一去，仅美加之间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消长幅度就高达30%以上。比起欧洲和东亚来，则美国又有一个优势，即地价很便宜。像汽车、机械制造这样占地大的产业，在美国更容易降低成本。所以，不仅美国制造业回流，欧洲和日韩等许多制造业公司，也纷纷到美国来设厂。

美国劳工部2011年底公布了2010年各国工价的数据，我们不妨列成下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人每小时的工价，比起西欧发达国家来普遍要低；比日本稍高，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华尔街日报》引用劳工部的数据：在2000-2010年间，以美元价值显示，美国的小时工薪上涨39%，加拿大则为9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个成员国平均上涨率为74%，大趋势显然对美国制造业有利。当然，2009-2010年这一年的趋势比较模糊：西欧几个大国，如德、法、英、西班牙、意大利等，小时工价都在下跌，美国则缓升。但日本、新加坡、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瑞典等工业化国家的工价上涨幅度倍于甚至数倍于美国。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价上涨幅度更大。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美元下跌势头止住，欧元贬值，那么至少在发达国家中的工价比较中，美国工价相对下跌的趋势可能会触底。

不过，从这个表格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工价未必是制造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富裕，工价就越高。不应该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工价简单比较。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将各国的人均GDP和其小时工价进行比较，并用人均GDP除以小时工价，算出各国工人平均干多少小时才能创造出人均GDP来。小时越多，相对工价越贵。同时，列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参考，看看绝对工价和相对工价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按照美国的平均工价，一个劳工一年要干1386个小时即能挣出美国的人均GDP来。如果按一天八小时算，这就是173个工作日多。相比之下，德国劳工只需要工作1018个小时，也就是127个多工作日。德国的人均GDP远低于美国，小时工价则比美国人高了9个美元多。但是，在最近几十年，恰恰是德国保持着其制造业的优势。日本的制造业，也保持着相当的竞争力，没有出现象美国那样的惨淡景象。但日本的工价，大致和美国在一个水平上。

这里最为令人震惊的，还是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工价的比较。美国劳工部在公布中印数据时特别说明，两国的统计非常不合国际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特别是印度，80%的劳工在非正式的部门（家庭作坊）工作；统计中的工价，则是组织化的正式企业的数据。而这20%的正式企业支付的工薪，比80%在非正式部门中劳工的工价高得多。另外，中国最近的数据来自2008年。到2011年肯定有大幅度上涨。印度2007年的小时工价（1.17美元）比中国同年（1.06美元）还高一些，但没有2008年的数据。

这些粗糙的统计数据，很难衡量各国之间（比如中印之间）细微的差别。但对于中印与发达国家如此之大的距离，则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使考虑到中国小时工价在最近三年有大幅上涨，估计在2011年也不过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我们即使把中国的平均小时工价大幅度提高，中国人仍必须工作3000多个小时，400多天，才能挣出人均中国的GDP来。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工薪低也是正常的。但是，菲律宾的人均GDP不及中国的一半，每小时工薪却高于中国。这又如何用经济发展水平还解释呢？从人均GDP与平均小时工薪比来看，中国劳工从经济成长中分享的份额实在太少。如果单纯讨论经济规律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当城乡二元化的结构没有打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工业部门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时，工价基本就是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最低成本。等到城乡二元经济被统一为一体，农村剩余劳动力锐减，城乡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时，工薪水平就取决于边际劳动生产力了。问题是，如今中国大约一半人口在城市，“民工荒”已有多年，年轻劳动力的供应开始下降。在如此之低的工薪水平上，企业一提涨薪、人民币升值就风声鹤唳，似有存亡之危。中国的小时工价即使上涨三倍，还是不及墨西哥。有多少企业界人士觉得工资上涨三倍后仍然能够存活呢？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决定工薪水平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看看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制造业从来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土崩瓦解，而是集中于高端消费品以及精密仪器车床等生产用品。韩国制造业崛起，也靠着在汽车、高档电器等产品上的突破。这些产品利润边际大，对工人的素质要求高，也能够把利润大量回馈给劳动者。劳动者接受大量的回馈，才有资源自我发展，比如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等等。看看人均GDP与平均每小时工价的比，日本、韩国都在1400多，和发达国家大致持平，国民的教育素质已经超过了美国。可惜，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的企业几乎毫无表现。民工二代的教育长期被偏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费用日益提高，哪怕是维持劳动力的最低生活成本也不得不跟着上升。只有在高端产品领域的突破，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以满足工薪的上涨。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美国制造”虽然一度式微，“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则都没有被“中国制造”所打垮。各国不过是在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目前边际劳动生产力低的产业，能外包给中国的已经都外包给中国了。现在这些产业的利润边际难以应付中国工薪上涨的压力，而越南、印度这些低薪国家也开始来抢饭碗。同时，“美国制造”开始收复失地，压缩了“中国制造”升级发展的空间。更不用说，中国经济给普通劳工的回馈很低，使一般老百姓缺乏相应的消费能力，少数富人渴求的是海外高档货。这些因素都抑制了内需。倚仗国内市场培养强大的制造业未免一相情愿。凡此种种，都对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制造”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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