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又到了大选年。大选是重申“美国精神”的盛典。然而，在美国居住了十六年，目睹了四次大选，我还没有见到一次大选有正在到来的这次气氛那么压抑。“美国精神”处于深度的分裂之中。
在大选中，每个政治家都要说：“美国是最棒的！”美国人真诚地信奉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是“山顶上闪光的城市”（a
shining city upon a hill），是世界的典范、人类的救星。乃至有了“美国例外主义”，对美国的行为，必须另立标准，美国不能被约束其他国家的原则和法律所规范。
但是，每次大选，还有另一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为中产阶级而战”。中产阶级被描绘为困顿不堪、急需解救的芸芸众生。中产阶级的这种危机，造就了每一个候选人的使命感，颇有些“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概。明年大选，这样的声音肯定会更加响亮。共和党中谁能锁定候选人还很难确定，但竞选连任的奥巴马，已经提出了“美国人民不能等”的口号。
然而，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我一直想问问美国人：“如果有幸生长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山顶上闪光的城市’，那么你只要是中等之人，就应该过着闪光般的生活。怎么每到四年，许多象你这样的人就会跑出来叫喊：‘天呀，我过不下去了，帮帮我吧’？要么这个‘闪光的城市’是场骗局，要么你们这些‘普通美国人’是个草包，乃至在最好的环境中也过不下去。”
我敢说，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美国精神”这种深层矛盾，却照样折磨着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他们都相信美国的伟大，所以会买自己明明买不起、也用不了的大房子，最终把国家搞得破产。同时，他们也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日子每况愈下，前途茫茫。这种无助感和“美国例外”的优越意识的纠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的愤怒。
美国自建国起，就被视为人类的希望。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惊叹，比起欧洲来，美国是如此均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如此之大，对欧洲人的魅力是不可抵御的。可惜，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2010年去世的荷兰经济学家Jan Pen曾经打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比方：假设把贫富形象化为人的身高，即把每个人收入换算成身高，越富就越高，其中人均收入相当于中等个儿。然后，再假设所有美国成年人在一个小时之内从我们眼前列队游行而过，低收入的矮个子在前，高收入的高个子在后。那么，等了半个小时，也就是一半的时间，也只能看见身高才到我们腰间的矮个子。因为美国人的中等收入只有人均收入的一半。我们要等到45分钟，那些中等个头儿的人才会出现。最后几分钟，则是一些高得吓人的巨人。到最后六分钟，走过来的人身高达到3.66米。最后400人是最富的人。他们的收入总和超过了最底层1.5亿人的收入总和。因此，他们的身高都达到3200多米！
人的能力有不同，就象人的身高参差不齐一样，故而在市场竞争中会各有胜败。社会要容忍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人类在任何时刻，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象过如此巨大的身高差距。那么，美国的这种贫富差距，符合人类的天性吗？如果把欧洲那些发达的福利国家的公民收入按同样的方式换算成身高，我们所得出的是否是一个更加自然的社会呢？Richard
Wilkinson和Kate Pickett在合著的《精神水平：为什么平等造就更强大的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是从狩猎、采集的小群体演化而来的。这种小群体中分享食物的平等精神，已经成为人类的基因。违反了这种精神的社会，会对其成员造成巨大的心理损害，进而会有更高的犯罪率、肥胖症、婴儿死亡率、青少年怀孕率等等。
当然，有人会例行反驳：美国的自由放任所崇尚的“把饼作大”，而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重要的不是平等的结果，而是平等的机会。只要是机会平等，社会就会更加有效率，也能容忍比较大的贫富分化。在这种“美国的自由”中，更多的人会有“从衣衫褴褛到富翁”(rags
to riches)的机会。但是，Robert H.
Frank对65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表明，那些不平等的国家，经历了相对比较低的经济增长。同时，就一个国家而言，在比较平等的时期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相对于在不平等时期要高得多。美国在1940-70年代的均富时期增长强劲，之后贫富分化加剧，增长放缓。最近一系列对欧美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揭示，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比美国大得多。如果你出生于中下层，你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在欧洲要比在美国要多得多。托克维尔眼中“美国的民主”的那些价值，不管是以结果的平等还是以机会的平等来界定，如今都已经荡然无存。
事实上，所谓市场竞争必然带来贫富分化、也能够容忍比较大的贫富分化之说，已经被美国的现实所瓦解。在此次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一位知名的银行家说，他认识的女士们已经停止戴珠宝首饰了。因为这些珠宝首饰不再让她们显得美丽。他还发现，网上有博客公开了他的姓名和他家庭的姓名地址，还有死亡威胁。事实上，当时的AIG高管的奖金事件，就使公众情绪接近暴力状态。纽约检察官要求这些高管吐出奖金，否则将公布其姓名。网上也有人威胁：这些人如果抱着奖金不放，那么就叫个“南方的小伙子”把这事情处理好。这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喊杀了。
这也难怪，有些人开始把“占领华尔街”运动与“阿拉伯之春”相提并论。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世界各国不平等指数排名，美国是比突尼斯和埃及更不平等的国家。《纽约时报》的Catherine
Rampell注意到，1981年，纽约市的保安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是其他行业的两倍，2010年则上升到5.5倍，达到36万多美元。更不用说，美国的犯罪率和监狱人口比欧洲福利国家要数倍。在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国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最依赖于武力。克林顿在评价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说：“有这样的老百姓。他勤勤恳恳地干活，却丢了工作。导致他丢了工作的那些银行里的大款们，却每年拿几千万，甚至奖金更高了。于是他说：‘这个制度对我不管用’。他要对之背弃。”
在原始的狩猎部族里，一个好猎手会获得部族成员极大的尊重，甚至被选为首领，有权力分享更多的果实。但是，如果他象美国的富人那样，即最高的1%人口占有了比最低的90%人口更多的财富， 那么，部族的人就可能把他杀死或驱逐（这意味着他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并非原始民主排斥市场竞争的规则。恰恰相反，人类从一开始就是贸易、分工的动物。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建立在两种自由之上。一是在市场上竞争的自由，一是要不要参与这种竞争游戏的自由。每个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游戏。比如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封建贵族，就选择了武力征服的游戏。市场规则的成立，在于说服大多数社会成员：这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游戏，至少是比别的游戏更好的游戏。从中世纪的行会，到今日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实际上都是这种市场红利的分配机制，意在说服所有的成员：大家都可以分享基本的市场果实，不管你的能力如何、竞争的胜败如何。
最近的民调显示，十分之九的民主党，三分之二的中间选民，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均富一些。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在开始时还被讥笑为无组织、无纲领的乌合之众，连自由派媒体都对之不加注意。但最近的民调显示，46%的选民称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对，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茶党虽然一度如火如荼，但今年二月CBS的民调就显示，只有27%的公众称茶党代表自己的意愿。如今茶党势退，影响恐怕更小。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自己完全得不到市场红利。哥伦比亚大学的Jeffrey
D. Sachs指出，美国男性职工的中等工资，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在1973年就达到了顶峰。自此以后陷入停滞和下跌的境地。为了掩饰这种颓势、创造一个虚假的繁荣感，整个美国社会开始了疯狂的借贷：房子越住越大，信用卡、学贷的欠债越来越多，大家的日子似乎越过越好，觉得美国正在世界的峰巅，让当年的罗马帝国相形见绌。这一切，又都是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功。其中最大的英雄，就是领导着这一伟大业绩的CEO和高管们。他们收入的扶摇直上，也就被正当化了。直到2007年泡沫破灭，美国人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最好的日子，还是在“水门事件”时代！
那么，这种停滞是怎么来的？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Tyler
Cowen最近出版了一本简短的书《大停滞》，从技术和经济层面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他指出，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高增长的条件基本已经穷尽。首先，新资源、新边疆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不可能在重复开发西部处女地的奇迹。在人力资源上，1900年时美国最聪明的大脑也许在农场里闲置。那些孩子根本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上了大学，最好的大脑早已充分利用。再把更多的人送入大学，只能是效益递减，甚至得不偿失。因为现在少数上不了大学的人多半是不可造就之才。在他们身上进行教育投资的回报非常低。
但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能力的枯竭。想想看，如果你1900年出生，你来到的还是一个马拉车的世界。但即使你并不太长寿，去世时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如果有时间隧道能让1900年的人来到1970年的家庭的话，他会惊呆了：电冰箱、微波炉、洗碗机……
这些几乎超出了他读的童话的想象力。但是，如果1970年的人通过时间隧道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他会看到什么呢？不错，互联网和iPhone足以让他惊奇一阵。但是，家用电器还是1970年的那一套，开的车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人类甚至仍然用四十年前的速度旅行，用的是同样的能源。大家面对癌症还是一筹莫展。至于1970年人们对二十一世纪的想象：人类到外星或月球上殖民、在海底修建庞大的城市、开着能飞的轿车上班、人工器官轻而易举地替换掉病老的器官……
所有这些全都还无影无踪。1950-1980年间，绿色革命使粮食产量增加了126%。但自此以后，粮食产量仅仅增加了47%。总之，最近这四十年，突破性的创新凤毛麟角，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技术的精化运用而已。在这种技术低谷中，人类生活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改善。除了他的《大停滞》外，其他诸如“未来的死亡”、“创新的饥荒”等声音也不绝于耳。
乔布斯的去世，引发了全球对他的膜拜。其实，这种狂热也许恰恰反映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印证的是我们时代的“创新饥荒”。乔布斯更多地是把已有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时尚化。这种时尚性的“新技术”也许令人风靡，但真正对社会的贡献却很难和过去的创新相比。通用汽车一度雇佣了60万工人。Facebook有着5亿客户，雇员却区区2000人。金融精英在华尔街上下其手，不断翻新其信贷技术，但最终是少数从业者得益。对社会的贡献微乎其微。有人说从1990到2000年美国享受了年均4%的高增长。但在Tyler Cowen看来这也是虚像。这些增长集中在医疗和政府领域。昂贵的手术越来越普及，对人们健康的贡献却很有限。金融业的高增长则不过是个泡沫。现在大家还在为之还债。
在这种“创新低谷”中，全球化却在冷战后突飞猛进。低端产业被毫不留情地外包。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受到十亿以上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冲击。发达国家劳动力的贬值，自然造成西方世界普遍的贫富分化加剧。以基尼系数论，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美国从0.34上升到0.38，德国从0.26上升到0.3。但是，全球的基尼系数，则从0.66降低到0.61。在低端产业外包后，在美国能够维持或改善自己的收入水平的，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1991年，有学士学位的美国男性职工平均收入是高中辍学生的2.5倍，现在则达到了3倍。微软、苹果、谷歌、facebook等等所创造的新财富很快就超过了制造业的旧财富。在这些新财富的领域里从业的，几乎全是“智能精英”(cognitive
elite)。
当现代经济变成了“智能精英”们赢者通吃的游戏时，经济竞争就变成了教育竞争。这种竞争，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的裂痕，恐怕比经济上的贫富分化更难对付。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化不仅抢了美国低端的工作，甚至也撼动了精英阶层。哥伦比亚教授Alexander
Stille最近在《纽约时报》刊发了《新精英的吊诡》一文，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矛盾：一方面，黑人、妇女、拉美裔、同性恋者等等过去被剥夺的阶层，正迅速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美国的民主变得越来越兼容并包了。另一方面，经济平等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所制造的弱势阶层和贫富分化，是一代人以前不可想象的。美国已经成为最不平等的民主国家。奥巴马作为一个肯尼亚人的儿子当选为总统，似乎印证了“人人都可当总统”的“美国梦”。但是，在过去110年，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子弟占了总统的一大半。在过去23年，白宫竟然被哈佛和耶鲁两所学校所垄断。兼容并包与平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奖得主Gary
Becker指出，如果你是个工人，当然活在德国更好。但如果你是个移民，还是美国有更多的机会。他的第一本书是《歧视经济学》，证明的是种族歧视在经济上没有效率。由此推而广之，社会越开放，包容越多的人参与竞争，就越能创造英才主义（meritocracy），是教育成就越来越成为经济成功的条件。伯克利大学教授、著有研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巨头的名著《被选中者》一书的社会学家Jerome
Karabel形象地说：“自1965年移民改革以来，美国从欧洲合众国变成了世界合众国。”
大量的第三世界移民，是来自本国的教育精英阶层。比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以博士硕士为主力，是经过层层选拔而来的。这些人的孩子，自然具有巨大的教育优势。即使是下层非法移民的子弟，一般也比同阶层的美国人优异。乃至美国网民惊呼：“那些肯冒着生命危险、破坏了法律而来到我们这里的人，多属于智商超常之士。一般美国人斗不过他们。”一些量化研究证明，亚裔和拉美移民前两代子女的学业表现都超出了美国人。不久前斯里兰卡出身的对冲基金大亨Raj
Rajaratnam因为华尔街的内部交易而被判刑一案，无意中也揭示了第三世界的精英在美国的成功。
不过，移民精英抢占的位置毕竟有限。美国教育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其自身。在这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主宰和其义务教育的破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义务教育的学区制，本来是社区共同体自治互助精神的典范。每个镇、村、或市（乃至市中的区）都按自治的疆界划分学区。学区内居民缴纳房地产税支付社区内的公立学校。这样，社区内孩子无论贫富，都享受同等的义务教育。这种灵活的地方资源，使美国率先普及了高中。这也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崛起的教育基础。但是，汽车普及后，使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范围越来越大。富裕的居民纷纷迁往郊区聚居。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许多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贫富隔离。有的富人区平均房价高达百万以上。但从那里开车半个小时，就进入了平均房价不足二十万的社区。房价差距在五六倍之大，意味着税源上的天壤之别。这就造成了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所以，有些公立学校建得如同贵族学校，有些则连门窗都失修。好学区的教师年薪可达七八万美元，差学区的老师则只能挣两万多。这自然决定了不同质量的教师的走向。
这种教育隔离，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其成员国15岁孩子每三年一次测试中，美国学生连续居于下风，甚至富裕的孩子也不如人，虽然人均教育经费要远远高出任何国家。这里的原因异常复杂。在男女不平等的时代，美国最优秀的女性，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往往就是教师。这样，人口一半中一流的大脑，就留在中小学中甘心情愿地拿低薪。女权运动之后，能干的妇女成了政治家、总裁、律师、医生、工程师等等。美国又过度崇拜金钱，仍然习惯于给教师支付低薪。结果，优秀的人都不愿意当教师。当今公立学校的教师，多是大学里班上最差的三分之一。这样去为人师表，日后的学生自然越来越差。更不用说教师工会誓死捍卫大锅饭，抗拒改革，把大量劣质教师留在岗位上。
七十年代自由派发起的“自尊运动”，则更是添乱。这派教育哲学的出发点不可谓不好：要培养孩子的信心，要通过鼓励而非惩罚来激励学生。但是，最后这套哲学变成了以培养孩子的良好自我感觉为目标，对其弱点不加批评，更不严格要求、让孩子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给孩子一种自己很了不起的幻觉，使其自我期待远远超出实际能力，最终在现实中碰壁。这种教育，在一个富裕的国家是最忌讳的。结果，许多人说现在的美国孩子是“最懒的一代”。乃至上了大学，连to和too、 then和than也分不清。几年前波士顿地区一位大学代课教授一怒之下，在《波士顿环球报》写了一篇《我懒惰的美国学生》，惹得全校学生大怒，抗议不断。乃至校长、院长等高官纷纷公开表态，称这位教授的个人意见完全不代表学校的看法，学校认为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优秀、值得骄傲等等。美国那些草包学生，哪里能说得了？
但是，精英阶层的家庭则大为不同。这些家庭的父母往往受了一流的教育，对全球化中英才主义的趋势把握得相当透彻，不仅有钱到好学区买昂贵的房子，而且请得起家教、上得起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深化班，还会住着一流的学区却把孩子送进私立的贵族学校。更有甚者，许多母亲拿了常青藤学位、事业发达，却中途辞职在家监督孩子的学业，成了全职家教。这就造就了极度用功、甚至睡眠不足的一代精英子弟。《纽约时报》不久前刊登一篇报道，称这些孩子是“超人”：12岁就学微积分，至少掌握一两种乐器，通晓几种语言，参加了几个运动队，甚至创立各种组织等等。富人阶层就这样通过教育把财富传给了下一代。一些教育家和社会学家指出，虽然现在资助弱势阶层子弟的奖学金种类繁多，但是常青藤的富家子弟反而比六七十年代更加集中了。这样发展的结果，是主要来自富人阶层的“智能精英”去创办谷歌、facebook，只雇佣很少的雇员。被锁在这个阶层之外的人，则机会越来越少。过去制造业提供的工作机会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有些人担心，这种教育的两极分化，比经济上的贫富分化更可怕。不同阶层的孩子，从小就在阶层隔离的状态下生活读书。
美国式的自由，使这样的趋势变本加厉。开放的竞争把低端产业外包，让智能精英垄断高端。你如果是盖茨、福布斯、扎克伯格，你在美国就会获得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重奖。但你如果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你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像第三世界靠拢。如果没有其他制度机制对这种赢者通吃的市场竞争进行制衡，美国就会走向贵族社会。“美国精神”就日益丧失其凝聚力。
Jeffrey D. Sachs概括了许多人已经提出的事实：美国在二十年代选了三位共和党总统：哈丁、柯立芝、胡佛。最高法院频频出来打压工会。贫富分化在1929年达到顶峰。最终导致了大萧条。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一直维持着高税率、高增长，最富的阶层税率在70%以上，有时甚至达到90%。政府对市场的规约也甚为严格。这些都导致贫富分化急剧缩小，国家蒸蒸日上。到了八十年代里根上台，大力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减税。这一政策基调维持至今，连克林顿、奥巴马都没有能够扭转，至今美国还处于战后税率最低的时代。结果是，虽然在1983年后刺激了短期的高增长，但在里根卸任时就已经成了强弩之木。八十年代至今的总体增长率降低，贫富分化到2008年是已经接近了1929年的水平。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税收最低的，税收还不足GDP的25%。与此相对，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丹麦，税收接近GDP的50%；比利时、芬兰、奥地利、法国、挪威，税收都超过GDP的40%；德国税收也接近GDP的40%。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当今的欧洲危机，总被右派拿来作为高福利制度的例证。但具体检视就发现，那些福利高的国家，经常比福利低的国家更健康。事实上，上述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仍然有着强劲的竞争力。而在一系列社会指标上，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教育成就等方面，都超过美国。
低税率刺激增长之说，甚至在美国历史上也经不起验证，却成了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神话。这反映了美国市场经济的错误理念。经典的市场理论，总把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作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假设。其实，“认识自己”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创立市场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本人，对于人追求私利的本能也有疑惑，乃至用自己最后的岁月撰写《道德情操论》。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大举进犯经济学，产生了经济心理学或心理经济学的诺奖得主。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的市场动机，也越来越受到挑战。特别是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后，个人的市场行为就越来越难以用单一的物质利益来解释。否则，卡内基、盖茨、巴菲特等人的慈善行为就难以解释。特别是在“智能精英”主宰的市场竞争中，物质刺激就更不可能是唯一的市场动机。谷歌的创建人就深有体会：在创业之时，创造过程本身是如此令人喜悦亢奋，乃至把物质回报忘得干干净净。巴菲特也现身说法，称他认识的富人许多是很体面的人士，怎么会只被物质利益驱动？七十年代的高税率，没有减低任何金融家一丝一毫的干劲儿。怎么会有人相信高税率会让富人丧失工作的动机？
仅2000雇员的facebook，比起60万雇员的通用汽车来，所创造的财富无疑会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未来美国不可回避的现实。不过，高科技的智能精英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的商人。他们对智能的回报更为看重。这些人，恐怕更能接受高税率。事实上，巴菲特、盖茨、乔布斯等一直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另外，一个国家不管教育多么发达，指望人人都能当盖茨、乔布斯是不切实际的。毕竟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有一定之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普通人。德国模式就尊重这样的常识，注重保护劳动阶层的权利。结果，德国制造业的工薪远比美国要高，但面对“中国制造”的挑战，德国产品照样能立于不败之地。保证普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也许是缩小贫富分化的最有效办法。
不受约束的市场，会摧毁社会的凝聚力。美国现在需要的，是摆脱市场原教旨主义。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