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戴建业：奥运健儿们，哭吧！

　　为什么中国健儿特别爱哭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次奥运首金得主易思玲。报道说她打完最后一枪“依旧面无表情，直到后面的教练张秋萍告诉她，她才展现出最美的笑容。随后，易思玲高高地举起自己的枪，与教练张秋萍紧紧拥抱在一起，她再也忍不住，泪水瞬间从眼眶滑落”。“喜心翻到极，呜咽泪沾巾”，这是胜利后喜悦的泪水，也是超强度压力后的释放。她的压力主要还不是个人生计，不是个人荣誉，在这个最先出场的姑娘身上，肩负着国家领导的重托，肩负着教练和团队的期望。我们来听听射击队教练王义夫赛后心声：“刘鹏局长要求我们首战必胜，按照刘鹏局长的指导精神，今天我们完成了首战任务。”全国体育总局局长“要求首战必胜”，这是战前的动员，也是战前的命令。体育竞赛的魅力就在于它具有偶然性，在竞技水平接近的情况下，参赛者的情绪变化和临场发挥，往往决定着比赛的胜负。越有偶然性就越有悬念，越有悬念也就越有魅力。在这种具有极大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比赛中，“刘鹏局长的指导精神”是“要求首战必胜”，我的天！像我这样心理素质不好的人，在这样强大的压力面前肯定要疯掉。以睡眠为例，我越想睡个好觉就越会失眠，比赛的情况可能也是一样，要求我“首战必胜”的结果肯定是首战必败。可以想象，易思玲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也能够理解，她为什么打完最后一枪“依旧面无表情”。对于别国大多数运动员来说，虽然代表自己国家参加奥运，但他的成败由他们个人负责，他的荣辱也只与他们个人相关，赢了他的同胞会和他一道狂欢，输了他也用不着对什么组织和领导“有愧”。

　　可中国举重健儿吴景彪“失败”的一刹那间，这位强壮的小伙子泣不成声，情绪也好像近于崩溃，连连三四次鞠躬“谢罪”：“我有愧于祖国，我有愧于中国举重队……”不明白领导到底给他下达了什么任务，让他夺得了银牌还抬不头起来。女子10米气步枪季军喻丹也同样满面羞愧，当几十名记者将首金得主易思玲团团围住时，她悄悄摘下铜牌收拾装备暗然离开，那场新闻发布会简直就是对她的冷落羞辱，她本人也在微博上表达歉意：“对不起，我尽力了。”易思玲摘金后家中被挤暴，县政府足足为她放了一个小时鞭炮。她回国过海关时可以走贵宾通道，有国家名人要人为她接机。另一个湘妹子四百混合泳铜牌得主李玄旭却门庭冷落，回到北京也只有家人到机场去接她。再看看邻国日本，400米男子个人混合泳的铜牌得主荻野公介，一时成了他故乡枥木县的骄傲，获得铜牌的同时也赢得了日本著名美女大岛优子的芳心。一个运动员得了亚军季军还有负罪感，我们的体育机制是否过于残忍？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否过于势利？我们的社会氛围是否太缺乏人性？

　　要么“夺金”，要么“归零”——这就是中国体育运动员的宿命！
　　于是，要“金”便不要命——中国女排曾是中国人的骄傲，一位女排队员暗暗告诉记者说，她们膝盖到处是伤，“我们队里没有一个人能蹲着上厕所”。马拉松运动员艾冬梅一身伤病，她的双脚已经严重变形。这种魔鬼式训练摧残了无数运动员的身心。

　　于是，要“金”便不顾情——三届奥运金牌得主吴敏霞，外婆去世八年仍不知情，母亲身患癌症对她仍守口如瓶。北京奥运举重选手曹磊母亲赛前一星期去世，为了不影响她备战奥运会，家人、教练、领导全部对她封口。历届中国奥运团队中，这样的“动人故事”太多太多。你要想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你就不能支配自己的个人感情。

　　于是，甚至要“金”就不要脸——这次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的让球正闹得沸沸扬扬，过去我们运动员还时有兴奋剂丑闻，导致这次叶诗文创造奇迹仍不被别人相信，这固然是因为西方人有偏见，也是因为我们自身有“前科”。

　　这次百米蝶泳银牌得主陆滢，破天荒地在伦敦炮轰中国的体育机制。的确，我们目前这种体育机制，从训练过程到比赛结局，不仅背离了奥运精神，而且违反了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