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 “崛起”中新农村的一地鸡毛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中国农村的贫富差异日渐悬殊，而且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农民要增加收入只能靠打工。记者采访发现，中国农村土地强征严重，许多农民土地被征收后，只能靠微薄的补偿金过活。很显然，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还问题多多，离老百姓的要求距离尚远。最近，笔者翻阅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文集，发现体制内的良心人士早在10年前，就有预料和应对之策。遗憾的是，这些良心的呐喊不被很好的重视。

2012年 8月21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报告以农民为研究对象，对涉及农民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报告涵盖农民生产、生活消费、生活感受和农民经济状况指标等多项基本内容。通过调查研究，课题组对中国农民经济状况做出以下基本判断——

农民收入差距明显。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2011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949，收入差距相对合理，但正在逼近国际警戒线。将农户家庭收入由高到低递减排序，再将样本农户数按五等分法分组，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累积收入之比为10.19:1。也就是说两者收入有10倍之多的差距。分区域考察来看，各区域内部农民收入差距大小不一，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偏大些。与前面估算方法相似，从收入最高的20%的样本农户组内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的样本农户组内收入来看，东部的倍数比为7.71：1、中部为7.16：1、西部为8.81：1。可见，西部地区农户内部之间收入差距较大。

工农分化是导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因。2011年农村务工家庭户均现金收入为49688.22元，人均现金收入为12600.28元；务农家庭户均现金收入21905.33元，人均现金收入为6522.1元，务工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和人均现金收入分别是务农家庭的2.27倍、1.93倍。同时，将农户家庭现金收入从高到低分为五等分，在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

农民生活支出压力增大。人情支出和医疗支出增幅较大。人情支出正成为农民生活支出的一大负担。2009年农村家庭户均人情支出2701.31元，2011年增加到3092.51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从医疗支出情况来看，2009年农村家庭户均医疗支出1941.61元，人均支出514.31元，到2011年户均医疗支出和人均支出分别增加到2506.86元和673.89元，年平均增幅分别为13.63%和14.47%。

陪读费形成新的支出压力。2011年受访农户家庭教育支出中，陪读费用平均为404.10元，仅次于学费、学杂费和伙食费。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陪读费最高，为469.79元；从不同类型村庄来看，城中村家庭的陪读费达到1225.81元。东部地区家庭和城中村家庭可能由于收入相对较高，对陪读费用的承受力稍强，对子女陪读的花费也相对较高。整体来看，陪读费用高与农村撤点并校和学校教育基础设施的缺失不无关系，陪读费用给普通农村家庭带来了新的支出压力。

农民生活消费类型发生转变。2011年农民日常生活支出中，饮食支出人均1303.20元，衣着支出512.07元，交通通讯支出1065.15元，文化教育支出1614.28元。与2010年数据相比，食品支出减少了27.63%，衣着支出增加了近1倍，交通通讯支出增加了1.3倍，文化教育支出增加了3.4倍。……

据悉，本项调查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建立的“中国百村观察平台”进行的。2009年以来，每年寒假和暑假课题组都组织师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00多农户进行经济状况的调查(其中，暑假为定点跟踪观察，寒假为随机抽样调查)。截至目前，寒假调查已经持续了4年。据悉，去年已经推出了《中国农民政治状况报告》，明年计划推出《中国农民社会文化状况报告》。

《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尤其引起国际注意的是，中国各地区农民收入分配存在差异，基尼系数为0.3949，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称，“中国实际上城乡的就是整体的这个基尼指数，好几年就已经停止发布了，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早已超过了警戒线，现在弄出来什么农村的基尼指数啊什么之类，这个都是进一步欺骗人民；农村的这个基尼指数呢，你实际上没有办法跟中国整个的基尼指数分开算。”

《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说，2011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为3万8千多元，收入最低的20%样本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户，收入差距超过10倍，工资性收入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农村土地强征问题严重，许多农民根本无地可耕。江苏农民说：“以前的生活是靠种田，政府一个分化小队，一分地都没有平均都买得一分地没有，他一亩地给我们八百（人民币），（另外）给你5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都不管人民吃什么东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大陆官方喊了几十年的口号，而最近一轮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始于2005年。此轮新农村建设，与此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此前每次都立足当下农村地盘，此次则是抛开当下农村地盘，废掉农村，强推城镇化。数年下来，此轮新农村建设有没有功？应该是有的。不过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更何况官方媒体无时不刻的在为当局评功摆好。应思考的是它存在的问题。

第一：损害农民的体力。农民的房子几乎都是近年新盖的，基本都是钢筋混凝土全砖结构，撑五十年或一百年很轻松。可是一搞新农村建设，这些新房全毁，再建。建，拆，建，数年内农民掏的力气相当于盖三次房。在计划生育时代的中国，一般说来，一对中国夫妻一辈子只主持盖一次房，而新农村建设等于强迫每对农民夫妻一辈子掏了盖三辈子的房的力气。如果官方的新农村建设的计划全部落实，农民掏力的总量我估计顶修一万条万里长城，因而它对农民体力的消耗，超过秦始皇一万倍。再就近取譬，它对农民体力的损害，将大大超过当年的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封建时代开明君主都呼吁爱惜民力，称其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可是反观大陆官方领导层，六十多年里从未说过一句爱惜民力的话。再看《人民日报》，六十多年里，从未发表过一篇爱惜民力的社论。相反，无论是把女人累得宫下垂的大跃进，还是把男人累得膝关节变形的农业学大寨，这份日人民的报纸，发表的都是贺敬之之流的赞美诗。一切极权统治都反人性，而反人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挥霍民众的体力，毫不怜惜人民的身体。

第二：损害农民的财力。许多农家，几年十几年父子两代打工奋斗，终于盖了新房，可是新农村建设一声令下，全拆。拆了立马再建，必定往里贴钱。无论借亲友的，还是贷银行的，都是一个经济上的大窟窿。要补窟窿，又得吃苦受累家庭分离再打几年工。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要因新农村建设返贫，重过举债、还账的艰窘紧巴日子。

第三：践踏农民的感情。损害他的体力，消耗他的财力，当然也损害他的感情。大陆官方无论出台何种政策，政策所及对象的感情是不予考虑的。人家辛辛苦苦燕子垒窝似的新建的家，一句话就这么毁了！强行计划生育，强行堕胎，强行平祖坟，强行征购，等等，农民的血泪情感，丝毫不会进入大陆官方各级官员的思考范围。他们的组织性完全吞噬了他们的人性。

第四：损害地球环境。农民这些年新建的房屋全部毁掉，再建新房，还要砖瓦、水泥、钢筋。砖瓦水泥钢筋都是煤烧的，一场新农村建设等于烧掉两倍的煤，等于增加两倍的碳排放。这对地球环境的损害有多大，我不会计算，请专业人士计算。

第五：毁掉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乡，中国人从此变成无故乡的族群。法国政府出钱保护乡村，新农村建设则以消灭乡村为旨归。乡村社会是一种文化基因栖地，是一种道德基因载体，毁掉乡村社会，多元的乡村文化和独具特色的乡村道德，包括从《诗经》时代以来持续了几千年的乡思文化和乡思文学，将被连根拔起，最终像某些生物一样被彻底灭绝。这个星球上，最具历史凝聚力的民族是以色列人和中国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凝聚剂是一部旧约圣经，中国人的凝结剂就是故乡。

第六：毁掉无数乡村林带。一个乡村的消失，就是一块林带的消失。乡村原本是林带包裹着的，村子被毁，复耕为农田，所附属的林带也一并变成庄稼地，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农田与村子林带相间的格局，从此不复存在。毁掉乡村林带，后果是什么，代价多大，不知道。农村的土地，特别是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密集农业区的土地，因过度依赖农药化肥，全被重金属污染，只有村宅及其周边的林带堪称净土。若这片净土再被开垦为农田，接着再被重金属污染，中国农村大地就再无一片干净的地方。

第七：毁掉农村居住环境的后发优势。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村出现空心村；把空心部分种上树木，留在农村的农民就等于住在森林里，就像欧美的农民一样，就像能住上森林别墅的中国富豪一样。新农村建设一搞，农民成为永远跟在城市人后头的鸽子笼居民，居住环境的后发优势永远失去。因而，所谓新农村，实乃旧城市。在当代中国，凡加“新”字的，几乎都是旷古未有的灾难，从“新中国”到“新社会”，“新农村”会例外吗？

第八：官方自己践踏自己的《物权法》。新农村建设实际操作中，不仅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也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支配权。农民不得在自己的宅地上用自己的钱盖房，正在盖的要停了，拆掉。今年五一期间，河南鹿邑县一位老人即因此被打死。如此一来，农民的物权权利何在？

第九：是对农民土地的新一轮掠夺。农民一家本有一亩可建房的土地，如今新农村建设，只给二分建房用地，其余复垦为可耕地。如此一来，城乡结合部便可以突破用地局限进行商业开发，而商业开发的好处，农民一分也捞不着。

第十：基层政府掌管新农村建设，在缺乏基本监督系统的当下，必定成为基层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盘剥农民的刮地皮运动。

第十一：新农村建设是一场像大陆官方历史上搞的其他运动一样的运动，“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因而一些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仓促应景建成的规划房，丑陋，恶俗，低劣，有的甚至就像养猪场，没有任何美感；至于安全问题，抗震程度如何，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只有天知道。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更是我们的情人，我们应按照美学原则装点她，建设她；可是强制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更像强奸，而不是美化。

那么怎样规划？其实在国际大都市深圳做过党政第一把手的厉有为就一直苦心积虑地思考过，而且也提出过自己的真知灼见。早在2000年9月，厉有为在其《关于我国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镇〉化几个问题的建议中指出，我国城市(镇)化水平不但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镇)化水平;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也有较大差距。新世纪即将来临,从一定意义上说,21世纪是中国城市(镇)化世纪,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加速我国城市(镇)化进程,从而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提高生活水平,增加需求, 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从而进一步满足人们的更高需求。为此,他建议：

建议国家组织制订全国性的城市(镇)化方略和全盘规划,制订出适应和促进各类城市(镇)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譬如:有控制地发展特大城市(400万人口以上),稳妥地发展大城市(l00-400万人口),积极地发展中(50-100万人口)、小(20-50万人口)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20万人口以下)。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加速城市(镇)化步伐;在克服和防止“城市病”的同时,使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到2050年使我国城市(镇)化水平由目前的30%提高到70%。

建议国家适时建立三个指标体系；1、建立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目前我国城市都在向现代化城市迈进。更有些走在前面的城市,已经提出在21世纪初实现城市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及时提出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对城市向现代化迈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已初步提出三十项指标体系(草案),如果再经过城市工作者和专家论证之后,由国家发布试行是可取的。2、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农村城市(镇)化指标体系。农村城市(镇)化势在必行,但这是一门科学,必须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不能一哄而起。因此,建立必要的指标体系,用以衡量农村城市(镇)化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山东已在20个县进行了农村城市(镇)化试点,并初步制订了20个指标体系,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完善和推广试行。3、建立小城镇建设的目标体系。如人口规模目标、基础设施目标、环境设施目标、文化教育设施目标、产业发展目标等等。

建议国家组织力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使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链条缩短,层次减少,人员精简,效率提高。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层次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市)、乡(镇)等五级。如果再算上副省级和副地级等层次就更多。层次多的直接结果是人多,效率低, 工作难落实到底,群众负担重。

加强小城镇的民主、法制建设,加速乡(镇)的机构改革,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合并乡(镇),以求较彻底解决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1、现在交通、通讯很发达,适当扩大乡(镇)管辖范围。2、上级设在乡(镇)的“七所八所“亦应抓紧改革, 能撤并的均应撤并，再不允许有向农民直接收取费用养活自己的机构存在。设在乡(镇)的“人大”、“政协”机构建议撤销。3、在城市(镇)化过程中,进行镇级行政领导直选试点,以推进民主化进程。

厉有为还特别强调了城市(镇)化中的土地问题，认为我国人均耕地少而且减速很快,矛盾突出,为解决好这一矛盾,应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具体政策和法规。如: 1、改革目前土地出让费一次性缴纳50-70年的政策, 改为年度均衡缴纳,使其分散化长期化缴纳的政策。这样可防止和克服三方面的弊病:①克服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用地时一次性等出一大笔钱的困难,尤其是乡‘镇企业在往镇的工业园区集中时,这个矛盾尤为突出;②克服有的基层干部只顾眼前利益和只追求短期效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大量出让土地资源的行为;③防止土地使用期终结时(50年或70年后), 企业又要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重新购置土地使用权的困境。2、城市（镇）建设规划非占用耕地不可时，必须严格实行耕地补偿,政策。有的在本可以用荒地、荒坡、砖窑、旧坟地等改造而成；有的无法就地补偿，可采用异地补偿办法,由占用耕地者出钱,到人少地多的贫困地区去补偿,使资金往贫困地区流动。浙江有些地方用此办法较成功。 3、在小城镇发展建设中,涉及到土地入股、土地置换、土地流转等问题,目前政策、法规均不够明确,在执行中较为混乱,容易出现漏洞,亟待制订政策和法规加以规范。

厉有为认为，在城市(镇)化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此外，家财税金融政策应适应城市(镇)化的发展, 满足城市(镇)建设资金需求。要深化城建改革,凡城建中属经营性的项目,均应实行开放式、市场化原则,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土地出让收入的绝大部分留给所在地的城市(镇)政府,用于城市(镇)建设。银行应有较长期的优惠贷款额度支持城市(镇)建设工程。

厉有为指出，农村城市(镇)化最根本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通过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调整,达到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因此,在工作中必须遵照广大群众的意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避免搞“一律化”、“一刀切”、强迫命令,急于求成,因而损害群众利益;避免乱集资、乱摊派,加重农民负担;避免基层干部借此谋取私利, 损公肥私,甚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违法乱纪行为;避免只注重城市(镇)外延扩张,而忽视城市(镇)内涵深化,只注重出“政绩”的“形象工程”,而忽视城市(镇)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镇)功能的完善,从而造成新的就业不足、教育不足、住房不足、供水供电不足、环境治理不足等新的“城市病”的危险。

体制内良心高官有如上建议，而体制外不少学者也献计建言，比如北京民间学者焦国标对政府曾大声疾呼——

一、政府必须彻底抛弃制定政策时不考虑民众的感情，执行政策的过程就是强奸民众感情、人为制造民众血泪灾难的过程的邪恶传统。

二、顺应城市化趋势，在城镇建造单元房，供新一代农民自由选择购买。

三、愿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房的，政府可以提供技术指导，以使农村未来的房舍更科学、实用、环保。

四、无论农民选择在城镇买单元房，还是选择在农村宅基地自建房，政府要完全尊重农民的意愿，坚决叫停和杜绝现在搞的那种一律毁掉农村现有房舍，不得在自家宅基地再建房，极左的、反人性的、侵害农民、残害农民的做法。让城镇化自然孕育，自然分娩，而不是仨月不到就破腹取胎。城镇化是大趋势，不等于不许哪怕一户农家留在农村。

五、各级政府必须明白一个事实：所谓“旧农村”，一定比政权的寿命更长。换言之，你们绝无可能把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村全部摧毁，三五年或十年八年就能把全部农民“逼”到楼上。所以你们不必像毛当年赶英超美那样猴急，越猴急越成为民族的灾难和历史的笑柄。

六、把空心村培育成森林，不可复垦为耕地。废弃的房舍、院落，要及时植树，不可复耕。如此一来，村内村外的树林里应外合，今天的一个村庄明天就成为一片森林。将来留在乡村的农民，其居住环境可直逼欧洲农民，住在森林里。这是一个千年一遇的大变局，必须高度重视，万分珍惜。

七、鉴于密集农业区农村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的现实，村与村之间的道路两侧，农村大小河流两岸，要留出五十米或一百米的荒野带（仅就土壤重金属污染而言，密集农业区甚至应该考虑恢复休耕）。疏浚河道和修整道路时，务必保留既有林木，不要毁林（现在普遍的做法则是，把林木彻底挖掉，河流和道路两侧像刚刚开天辟地一样，一棵草、一株树没有）。十几年、几十年之后，乡村块状林带与道路、河流沿岸网状荒野带，就形成了广袤农村地区块状和网状互相串通的森林生态。如此一来，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感谢我们，就连这个广袤地区的野生动物的子孙后代，见了我们也得磕头谢恩。

建设新农村是让农民生活得更幸福，但事与愿违，不少地方建设的“新农村”不但没有让农民增加幸福感，而是多了忧愁和烦恼，甚至演变成了新苦难。

时评家洪巧俊在《警惕“新农村”成农民新苦难》中说，如今建设新农村大多没有按照“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个方面来。如果按照这五个方面来建设，当地政府就没有太多的收益。本来建设新农村，当地政府都要给予一定配套的资金，现在倒好，不但不给钱，还要从这里捞收益。一些地方在借建设新村来实施圈地大跃进。这也是当今一些地方官员逼迫农民上楼的真正原因。有报道说，河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被指违规，拟3年改造7500个村庄，将增加建设用地50多万亩，超出挂钩指标1.2万亩数十倍。农民称改造获益没有返还农村，返迁楼质量差而补偿未兑现。山东诸城“整建制”地将一个县的村落“消灭”，河北廊坊未获审批就先“挂钩”大搞撤村复耕，乱象迭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土地财政推动下的这场圈地大跃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必然会酿成悲剧。

事实上已经酿成不少悲剧，住着“豪宅”却愁米下锅的事早已出现。西安北郊麻家什字村242名农民纷纷盖起了“豪宅”，但不少村民却因没有后续产业断了生路。姚芳香住上了两层新房，由于把钱用在建房和治病上，花光了，迫于生计，带着辍学的孩子挖野菜。广东英德市高塘新村的42户农民就更是“爽死外母哭死女”。为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村民负下160万元的建房债。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由此可见，一些地方政府只要掠夺到农民土地就好，至于农民未来的生活和发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挖野菜充饥，欠一屁股的债，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只要城市光鲜，GDP增长，有政绩，他们就会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赶农民“上楼”。至于违法批地、损害了农民利益，那都不是大问题。四川简阳市长段成武因违法批地党内警告处分，调离市长岗位，一周之后又被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平调)，其理由就是有政绩。

“新民居工程”搞成劳民伤财的工程，非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反而给他们带来灾难。这就是陈锡文说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大拆大建”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问题的叠加迟早是要爆发的。所以必须警惕这种“新农村”成农民新苦难现象的蔓延，否则，就真的要出大事。

（注：本文为读厉有为文集述评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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