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對已來港6年的內地生喬蘇來說，香港是一個情結，也是一個死結。
比如2012年4月的一個晚上，它就是後者。尖沙咀北京道一號的帝廷酒家裡，喬蘇和她的內地生同學們的聚會，就像一個設定好的舞台——四周「群星」燦爛，她卻是最黯淡的演員。
來自投行的同學們互「曬」薪水後，不忘也問喬蘇一句：「最近加薪了嗎？有沒有想在將軍澳買房？」
一個簡單的「沒」後，喬蘇便一言不發了。這些來自內地並在金融、貿易或IT領域表現非凡的超級精英們，一如既往地相互出示完美的「成績單」。喬蘇則是個意外，她現在只是一名公司公關，月薪不足兩萬港幣——相對於身邊的優秀者，這僅僅是一個卑微的零頭。
作為香港在內地自主招生政策的產物，「內地生群體」已經漸成規模並成為香港社會一個獨特的存在。自2003年經教育部批准後，香港高校由每年招收不到200名內地生，9年間增長到近1600人的規模。如今，包括西藏、新疆在內的31個省份都被納入香港高校的人才戰略版圖。2012年，超過1.2萬名內地生向香港高校提交了申請，包括多達21名的省市狀元，為歷史之最。
這些成長於內地教育體制的佼佼者，在一個制度截然不同的城市一如既往地保持優秀。縱使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最終的價值認可單一地指向了中環的商業精神，但作為自由社會的體驗者和受益者，他們也依舊試圖在香港社會的價值坐標上找到一席之地。體面的收入並不一定能同時贏得尊嚴和真正地融入，在夢想與現實之間，他們面臨越來越多的選擇。
到香港去
現在，相比北上廣的同齡人，喬蘇的港式生活精緻且典型：聽歌劇，看賽馬，入酒會，半島酒店會客喝下午茶，感恩節休假去峇里島，購物在中環銅鑼灣，週末不在蘭桂坊就是坐遊艇出海，西貢吃海鮮，偶爾也上太平山和閨蜜小酌看夜景。
喬蘇曾以650的高分選擇入港讀本科，而非清華北大。「（香港）很精彩。」像喬蘇一樣的尖子們往往因為香港比內地更國際化的環境，比海外離家更近的地理位置而入讀港校。
內地生張子律在2007年選擇了香港浸會大學。在他看來，香港是一個拼自己，幾乎不需要拼爹的地方。路政署的公務員會三番五次跑到家裡，可能只是為了讓作為抽樣調查對象的你對香港交通表達意見；樓下的清道伕一句普通話也不會講，但是堅持每天和你打招呼。內地生們漸漸習慣了香港規矩與人情。
內地生趙小龍來自貴州山區，2007年由港府資助到港讀書。三年中，他不僅每個月都寄給父母生活費，還在畢業那年用攢下來的獎學金給家裡蓋了一座房子。趙小龍計劃金融專業畢業後努力留在香港，「因為在香港，未來才有了可能性」。
9年來，內地生一直被看作內地考試制度優勝者的新興「精英」移民：通常以優異的考試成績獲得港校青睞，接受中西合璧的良好教育。他們大多學商科，從業投行、會計和證券，工作在港島。他們勤奮，務實，上進，在體面的收入裡求尊嚴。最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則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訴求。
從只會在食堂講一句「買叉燒飯」的粵語，到真正與香港人打成一片，內地生往往需要兩到三年時間。9年來，港校的各式內地生聯合會、聯誼會層出不窮，內地生們在自己人的「圈子」與「圈子」更迭中完成從蕃薯人（新生，港校潮語）到「准香港人」的華麗轉身。
在與內地生打交道數年的香港人Alex眼裡，他們非「富」即「貴」，拿獎學金來讀的是有才，自費數十萬港幣讀的則不只有才，還有財。
每當有朋友問及張子律和他的女友，比之北上廣，來香港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他們說「住滿七年，拿身份」。「這裡社會發展更完善，人好，也有規矩。」張子律相信，與回流北上廣相比，留在香港是件「有盼頭的事兒」。
勇敢者的遊戲
對內地生來說，除了優質的教育，繁榮的商業和自由的環境也是一個巨大的磁石。
當喬蘇仍在校園裡做「新鮮人」時，她的師兄耿春亞已開始試圖尋找屬於他的創業之路。
「搞學術，去美國；做生意，當然要來香港。」耿春亞一直相信他所看到的香港——中環價值，以及無與倫比的商業契約精神。這與很多內地生的理解有著範疇上的不同——錢並非一切，商業契約精神才是底色和核心。
從一開始選擇來港校，就是因為創業的決心。作為數屆在港內地生的「大師兄」，耿春亞在很多學弟學妹眼裡，就是一桿「老槍」。他創社團，拉投資，搞創業，辦比賽，不亦樂乎。「上莊」（粵語，參與社團），對於他來說，是一項實踐香港精神的實驗。
2005年，剛剛從港校畢業的耿春亞，為了體驗創業的最壞結果「一無所有」，選擇到香港街頭實地體驗。他在香港沙田廣場，席地而臥，露宿一夜。當晚天氣很好，廣場上仍有三五個香港年輕人成堆。煙頭，啤酒罐，滑板，「傾解」（粵語，聊天），讓他們整夜未歸。
耿春亞，也幾乎徹夜未眠。「睡不著，就聽著他們在廣場上玩。但我知道，那種閒，不是我要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七點他便直接趕到辦公室開會，展開創業征途。
最緊張莫過於辦留港工作簽證的時候。因為創業，作為僱主的他給自己辦簽證申請，開了先例。不再記得繁複的辦證過程細節，最後成功拿到簽證的瞬間倒是讓春亞記憶猶新。那時候的他，在辦公室接到確認電話後，一個人哭了。
曾經的艱辛塑造了現在的耿春亞。兼任自己公司總裁與在港內地生畢業生聯合會長的他，正致力於將更多內地生前人的經驗傳承下去。靠做社交網絡起家的他深知「圈子」的重要，內地生「要先抱起來，才能與外面競爭」。
對大多數赴港內地生來說，他們的未來光明而固定。在這個世界矚目的遠東自由港裡，「只有三種產業：第一，銀行；第二，地產；第三，銀行和地產。」喬蘇說。單一但極度繁榮的產業狀況決定了一切。在港內地生中，大多數人擇業於金融、貿易、物流、地產、高科技及工商業支援等行業，創業，只是極少數的「勇敢者遊戲」。
創業的艱苦無處不在。內地生景瑤為了備戰創業比賽，連續熬了三個夜後，直接暈倒在第四天早晨。「在這樣的競爭環境裡，人自然而然都會變得勤奮，更勤奮，拚命，更拚命。」一位內地生說。
恨香港，愛香港
來港之前，喬蘇是有香港情結的。不是港片古惑仔、明星或者TVB劇集，而是一首老歌。
1992年，艾敬的《我的1997》唱紅了中國。這是一首講述了香港夢的歌。「就讓我去那花花世界吧。」艾靜帶著反叛氣息的歌聲唱進了無數青年的內心，並描繪了一幅想像中的香江盛景。
時隔20年，一首與《我的1997》遙相呼應的「大齡文藝女屌絲青年吐槽香港留學生活之歌」——《香港，香港》，風靡網絡。喬蘇喜歡上這首歌，因為它「很實在，寫到內地生的心坎裡」。
作者及演唱者唐藝也是一名剛剛畢業的內地生。她曾經以福建省第9名的高考成績，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的50萬港幣全額獎學金。談及香港，她很灑脫：「足夠國際化，自由，讓你看到更多，聽到更多。」
然而，唐藝如今的歌詞卻充滿「隕落」感：畢業後才發現，「港島的高樓大廈，密得不見天日，租來的房間還放不下那一張桌子」；是「在港慫眼中我是蝗蟲，在想幾時才能天下大同」；是希望到那時「想當音樂人不用投身金融」。
喬蘇把歌曲鏈接轉發給了幾個內地生朋友。有人飆淚，有人收藏，更多的是在問自己：留下來，究竟圖個啥？在他們看來，唐藝的歌聲是最直接的質問：「香港，香港，你究竟有多香，當年我也放棄了清華北大，以為這裡有我的夢想……我恨香港，但我更愛香港」。
喬蘇早年的幻想也正在消失。在這裡，理想和現實奇怪地統一著。一方面，她可以昂首呼吸自由的空氣，另一方面則要低頭紮進世俗的泥土裡。「同學在一起，一比較就知道，在香港你會被逼得去care（在乎）薪水，care做不做金融，然後care更多」。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一直是赴港學子更實際的追求。為了這個目標，他們需要在這座擁擠而消費昂貴的城市裡拚搏7年。但幾乎每一天，陸港兩地生活的差距都在發生變化，內地持續高漲的經濟增長時刻衝擊著赴港生的內心。他們遭遇了「七年之癢」——回去，還是留下？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的易寧，是從河北舉家遷至北京的「北京人」。作為北京戶口的擁有者，「雖然知道自己最後多半還是會拿（身份），但已經感到猶豫了」。
這樣的人似乎越來越多。香港大學金融系畢業生王穎，現在是「投行新貴」。一邊是高薪，一邊是高壓。每天晚上十一點至凌晨三點不定時下班；每週至少加班一個通宵。工作以來，她已經開始盤算著將要撤回內地發展的未來規劃，「香港身份其實根本沒有那麼重要」。
在剛剛工作的內地生林奚看來，這個追逐香港身份的七年，有時候容易讓人陷住。看上去，它可以是個梯子，但有時候更像個套子。「要吧，放棄海外或內地的一些機會，多可惜；不要吧，七年了，太虧了。」
懸浮
在香港，每天傍晚的地鐵車廂裡，肩頂著肩，臉挨著臉，呼吸噴著呼吸，動彈不得。海底隧道就是一段連接港島和九龍的腸道，每天定時吞吐上班族，新陳代謝。
如果是平時，喬蘇不用掐表也很清楚，每天從公司回到位於粉嶺住處的時間正好1小時26分。
6月20日這天，她卻多花了10分鐘，繞到糕餅店買了兩隻泡芙犒勞自己——因為，這一天，她勇敢地辭職了。
受夠了公關工作的辛勞和低薪，喬蘇終於下定決心轉戰金融業。她曾經的理想是加入香港本土的NGO，推動兩地的支教事業和草根運動。
「有時候，覺得自己真像候鳥，只是來香港暫留。腳還沒踩到地面，可能就要換個方向飛了。」喬蘇在筆記本上寫過這樣的句子。
頭腦聰明得深入云端，腳卻未踩到地面，是多數在港內地生的共同狀態。2004年就來到香港讀書的內地生安茜，時常有一種找不到同路人的孤獨。她常常在週末和香港朋友一起去探訪獨居老人，或是給住在唐樓的「新移民」及其孩子送去大米；而內地同學的週末聚會中，大家往往更多只是聚焦於「房子，票子，婚姻家庭」。
對耿春亞來說，尊嚴是用腳點頭。初來香港時，他所保持的漫遊市井小巷的習慣，並非每個內地生都有。他會自己跑遍旺角、天水圍、深水埗的犄角旮旯，探秘，搭訕，也吐槽。更多的瞭解，才讓他有更多在香港贏得尊重的底氣。而更多的內地生，可能既不過問香港的本土運動，也不會知道底層街巷的香港人如何吃喝玩樂。
「內地生對真實的香港其實是陌生的。」香港人Alex很欽佩內地同學的勤奮、務實，但也會感到這是一群「懸浮」的精英，離香港土地有點遠。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師周保松，曾經書寫過作為「新移民」的一個人的移民史。面對在港內地生這樣的「新新移民群體」，他更關心的是，內地生「在選擇留下來，投身香港商業世界的同時，還對香港社會有多少認識和關心，並慢慢紮根下來，共同推動香港的進步」。
「能否不要再當過客？」
「你把身份證明書看了又看，你原來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1974年，香港女作家西西寫在小說《我城》裡的話，正在內地生身上得到印證。香港身份，作為一紙城籍證明書，對內地生而言，是安全的保障，卻有失落的鄉愁。
「前內地生」繆毅，則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歷這樣的身份痛感。1999年，他作為獲得「香港賽馬會獎學金計劃」的首批學生來到香港就讀。那時候，到港求學就意味著必須在原籍地銷戶，並且上繳身份證。
一開始，往來港澳通行證成為繆毅唯一的身份證明，也並非大礙。到了畢業，一直希望成為律師的繆毅決定回內地參加司法考試時，才發現自己在內地早已是個「黑戶」。
這種「既不屬於這兒，又不屬於那兒」的窘態持續了數年。「我到底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這好像是個問題。」多年後，繆毅拿到了香港身份，並在國際知名律師事務所工作。現在，面對這個常被人問及的問題，他已波瀾不驚。「我會說，我是個寧波人，是內地人，也是香港人。」
內地生陸文在浸會大學的畢業作品——紀錄片《他城我鄉》，追蹤了一個內地生與港生衝突事件。紅領巾，作為內地讀中小學人們的集體記憶，但對香港學生來說，理解起來卻並不容易。
在陸文的記錄片中，香港城市大學內地生在學生會競選中遭遇誤解，隨後，內地生們戴著「紅領巾」來「佔領」城大，還掛起了海報：「我戴紅領巾，但我不是妖怪」。
在很多內地生看來，身份的「懸浮」，是不得已的疏離。畢業兩年的內地生米洛夫就職於某著名電視台，工作在香港的他卻把住處選在深圳的落馬洲，「距離遠一點，這大概正說明，不是不願意融入，而是真的無法融入香港的圈子。」
就如一個真空，介於作為落腳城市的香港與內地生所處的空間之間，「我們漂浮著，好像就是沒法落地」。如從業IT的港大內地生黃超所言，「我更願意想想為中國社會，而非只為香港做些什麼。」
和很多內地生一樣，在他看來，香港作為一個和北上廣並無二致的中國城市，香港身份更多意味著在北京買房買車不用排隊等政策的優惠，出國簽證的便利，而非更多。
周保松表示擔心，港校自主招生以來新崛起的在港內地生群體，「能否不要再當過客？」
喬蘇還記得，2012年7月1日那天，她一個人跑到維多利亞港看了煙花。當她被吞沒在擁擠的人群中，突然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
那個瞬間，她為自己感到恐懼。特別害怕有一天，身處陌生的「我城」，即便擁有城籍，她才發現，「到頭來這永遠都是異鄉」。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