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這是一個最壞的年代，也是一個最好的年代；這是一個官員醜行不絕、謊言肆虐的年代，但卻也是記者發掘真相、刺破大話、履行天職的年代。
戰後的美國，記者和官員曾經有過一個蜜月期。
在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那幾位總統的年代，記者對政府和官員基本上信任，並不會事事挑剔和批判，氣氛祥和，親切、甚至鬆懈。他們不會像今天記者一般，老是假設政客總有些東西在隱瞞，甚至哄騙他們，處於對立狀態。例如當總統有話要說，他的新聞官就會把記者帶到其辦公室，圍在其辦公桌旁邊，一邊聽，一邊作筆記，就像朋友一般，而不會像今天般召開氣氛嚴肅、壁壘分明、唇槍舌劍的記者招待會。
醜聞與謊言：尼克遜年代的特徵
轉捩點是尼克遜。那是一個政治醜聞不絕，謊言充斥的年代。
尼克遜任內的兩大風波，徹底改變了美國的傳媒生態，讓記者相信，沒有一個政客是信得過的。第一件事是越戰，官員最初信誓旦旦，說參與越戰是為了一個高尚的理由，而且會速戰速決，但結果，戰爭不單曠日持久，而且變得十分之醜惡。
第二件事是水門醜聞，這更讓情况惡劣得無以復加。為了掩飾醜聞真相，官員不單全面封鎖消息，更說了一個又一個的大話，用謊言來掩蓋謊言，情况就像今天梁振英、陳茂波等一樣。尼克遜甚至用各種不見得光的骯髒手段，去封殺，甚至打擊苦苦相逼的記者。
尼克遜是戰後與新聞界關係最惡劣的美國總統。他只視傳媒為唱好自己的工具，甚至向幕僚說，向新聞界作簡布時，儘管只說些你希望他們聽到的說話，而不必理會他們想知道些什麼。他甚至叫幕僚記住：新聞界都是敵人，實際上他自己便編出一張新聞界不受歡迎人物的黑名單，處處加以封殺。
後遺症：政治信任的被摧毁
結果，尼克遜政府與新聞界一直劍拔弩張，雙方日積月累的對立情緒，讓白宮與新聞界陷入一場戰爭，即使尼克遜最後被迫下台，但傷痕仍然久久不能癒合。
從此之後，記者對官員的看法，亦一百八十度根本改變，由大致上都是好人，變成一個都不可信。美國人對政治的信任亦一去不返，進入一個犬儒（cynical）的年代。
今天，香港也步入了一個尼克遜年代。
繼梁班子連串風波，並以語言「偽」術來推搪責任後（例子詳見本專欄較早之前〈梁營的語言「偽」術〉、〈「花槽」與「花棚」〉等文章），最新更為明目張膽的例子，是新任發展局長陳茂波。
原本堅稱自己對劏房事件「全不知情」的陳茂波，隨着被《明報》、《蘋果日報》等的偵查報道踢爆，如《明報》揭發陳氏夫婦任景捷董事和股東期間，景捷曾購入其中5個劏房物業，部分更是連劏房租約一併買入，可謂證據確鑿，百詞莫辯。結果，在連日龜縮避見傳媒後，陳在周日深夜11時59分，才突然鬼祟發出聲明，改口承認自己任景捷董事時，已經知道單位買入時已有「分租租約」，他辯稱當日說「全不知情」，是針對有關物業的「現况」，而非單位是「劏房」。
究竟他們還能信嗎﹖
這樣的狡辯，實在讓人嘩然。記者問你知不知道物業有劏房﹖知不知道這些劏房分租了出去﹖你在至今唯一一次記者會上，一臉誠懇的答說「全不知情」，但東窗事發後，你卻辯說原來所謂「全不知情」，是指物業的「現况」。
‧這樣的一個人，究竟以後還能信嗎？
‧梁班子一個又一個成員，用同一套語言模式來取巧，究竟整個班子以後還能信嗎﹖
‧香港會否被迫進入一個政治信任被完全摧毁，對官員、政客只剩下犬儒態度（cynicism）的年代﹖
但無論如何，得多謝《明報》和《蘋果日報》等媒體的記者，沒有他們鍥而不捨的努力，抽絲剝繭和工夫做到足的偵查報道，我們還是會被這些政治上的花言巧語所一直瞞騙下去，讓當事人逍遙事外。
陳茂波的鬼祟
而陳茂波更讓人厭惡的是，他不單止一直龜縮迴避傳媒，還揀在周日深夜11時59分才發出簡短聲明。這無疑是立心不良、機關算盡的取巧之舉。那不單止已經過了電視、電台新聞6點、6點半等的main cast黃金時段，甚至連11點的last news也過了，大大減低收視和收聽率。對於報紙來說，也因為大部分記者已經放工，報館來不及安排記者跟進這宗新聞，採訪各界，拿取反應和評論，亦來不及改版，用較大篇幅報道，更遑論更換頭版（除了少數如《明報》例外）。
其實，陳茂波不是梁班子內的孤立例子，周二，記協發表調查，發現接連傳出僭建、房津、劏房等醜聞的梁班子，至上任以來短短37日，最少27次透過「官媒」政府新聞處發放消息，或只安排個別傳媒聯合採訪（俗稱做pool），以達限制傳媒提問，又達自我宣傳之效。記協批評新一屆政府運作才個多月，已多次踐踏傳媒採訪權。
這就是梁振英口口聲聲的所謂「開誠布公」。
「梁振英技巧」的三大板斧：
這些就是很典型的「梁振英技巧」，又或者「偽術」，包拾以下三度板斧：
（一）用看似很誠懇的表情、誠懇的眼神、誠懇的語氣，講出一大堆政治上的空廢說話，就像當年尼克遜一樣，只講自己想講、對自己有利的話；
（二）口口聲聲說「開誠布公」，但實際上卻用盡各種方法限制以至封殺傳媒採訪實情；
（三）你問他A，他就答B，過程中偷換概念，轉移視線，以至「捉字蝨」。到東窗事發，又會以「我沒有否認過A」，「我沒有否認過B」，這類雙重否定式（double negative）來為自己解圍。
政治人物的理念、政綱和能力，固然重要，但誠信，亦一樣重要，甚至只會更加重要。如果講一套做一套，立心不良，那麼縱使你有多能幹，國家社稷都只能朝錯誤的方向走，公眾對政治的信任，也會有朝消磨得一乾二淨。
尼克遜的前居之鑑
例如前述的尼克遜，他可算是戰後最聰明、最學識淵博、最高瞻遠矚的美國總統之一，但就是在水門事件中，他滿口謊言，講一套做一套，以至打擊異己，包括成立「水管維修工人」（Plumbers）特別任務小組，蒐集政敵黑材料，因而誠信盡毁，最終讓自己成了「過街老鼠」，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更如前述，這讓美國人對政治的信任一去不返，從此美國進入一個犬儒（cynical）的年代。
香港的伍華德與伯恩斯坦
尼克遜的年代，造就了伍華德（Bob Woodward）與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兩位記者典範。兩人都是為《華盛頓郵報》工作，他們與報社仝人，在兩年多的時間裏，鍥而不捨，進行深入的調查報道，發掘出一項又一項不利政府的證據，從一宗原本毫不起眼的新聞，發掘出政府的驚天惡行，樹立了新聞界裏，不畏強權，抽絲剝繭，採訪政治新聞的典範。
我相信在梁振英的年代，香港會出現自己的伍華德與伯恩斯坦。
後記：
其實今個禮拜本來已經早與《明報》觀點版的編輯傾好，開始寫立法會的選情分析系列，但周一凌晨陳茂波就劏房風波發表的補充聲明，還是令我太過意憤難平，不得不先擱下選舉，先寫一下這個題目。
此外，陳茂波是第一批當上問責局長的中大校友（另一個是吳克儉），同樣作為中大人的我，更不能因為這一層關係而護短，對這些惡劣行為「隻眼開隻眼閉」，所以更有必要寫下這一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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