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梁先生讲的‘人治和法治’，其要害有两点：一是毛主席几十年来没有认真搞法治，主要搞的是人治，新中国有过两部宪法，都成了一纸空文；二是毛主席搞人治的本钱是运用了他本人曾经缔造了党、国家、军队的他人无法比拟的空前的权威，其结果是造成了十年‘文革’的大灾难，直至他本人去世，‘四人帮’被粉碎才告结束。
本文摘自：《民主人士》，作者：汪东林，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1978年4月间的一天，我和黄维开始了一个小时的令人难忘的对谈。我开门见山地说：
“黄老，全组都在批判梁漱溟，您至今一言不发，组长（请注意，组长也是政协常委或委员，并非是这场批判的真正决策者和领导者——笔者注）让我找您聊聊，您是否顾虑在会上谈不方便，希望您能在会下发表高见，有什么谈什么，由我负责转告组长。”
黄维淡然一笑，沉默了一会儿却反问我：“你也从来未在会上说一句话，你对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有何高见？你学习得比我好，能不能先说给我听听，开开窍？”
我颇感意外，但立刻回答说：
“您也知道，我是工作人员，小组秘书，是为委员们服务的。在学习会上，我的任务是记录，没有发言权，因此一言不发。至于对梁漱溟的言论有何看法，因为梁的言论是在政协会议上讲的，有权发言作评价的仍限于政协委员，现在是在学习小组，就限于参加这个小组的政协委员。我们机关干部没有开会讨论、批判，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对梁这个人，大家是有看法的，他的顽固是上了经典著作的，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不可能会对他作出好的评价的——我当然也不例外。现在我的任务是受组长的委托，请您在会下发表高见，我负责向组长汇报，我可以保证如实反映，一字不差。”
黄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你给我出了难题。我要是不说，你完不成任务，好像我也过不了这一关——会上不说，会下也得说，总之不表态不行，是不是？”
“您也给我出了难题……不表态不行，组长没有这么明确要求；组长让我来约您个别聊聊，都是为了避开会上公开说话的不便，谈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表态。我受组长之托，当然是能完成这项任务最好，但您若拒绝发表意见，我也无可奈何，如实向组长禀报。”
黄维笑了，甚至发出有克制的“咯咯”声。他拍了一下沙发扶手，大声说：
“好！其实这件事我已考虑很久了。你既然受此重任，我还算信得过你，也就不让你空手而去，但你一定要细细地记，再让我看一遍，然后你去如实汇报，好吗？”
“好！”我总算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黄维沉重而缓慢地开讲：“从二月中旬至今，梁漱溟先生已几次发言，我每一次都认真地听和记。
“梁先生讲的‘人治和法治’，其要害有两点：一是毛主席几十年来没有认真搞法治，主要搞的是人治，新中国有过两部宪法（指1954年和1975年制定的——笔者注），都成了一纸空文；二是毛主席搞人治的本钱是运用了他本人曾经缔造了党、国家、军队的他人无法比拟的空前的权威，其结果是造成了十年‘文革’的大灾难，直至他本人去世，‘四人帮’被粉碎才告结束。梁漱溟强调，‘文革’必须彻底否定，人治必须结束，法治是中国的前途所在，现在已经到了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大变革的时候了。梁漱溟是位学者，他广征博引，讲了一大套，但重要的结论是上述两点。
“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小组各位同人一哄而上的批判并未直接针对梁漱溟发言的实质和事实，而是讲梁某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因此所说‘毛主席搞人治’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要彻底否定‘文革’，恢复法治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我觉得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教导，这是一。再一点，对毛主席本人的评价暂且不说，一般人都忌讳直接议论毛主席本人，但对于‘文化大革命’却是大家差不多异口同声地会上会下都说过，‘文革’死了许多人，伤害了许多人，人斗人，派斗派，破坏了国民经济，总之是祸国殃民的大灾难。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肯定的，梁漱溟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又错在何处呢？
“我不是梁漱溟先生的老朋友，直接认识他才几个月，我当然读过《毛选》第五卷的那篇文章，有可能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甚至反对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但我以为，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判断，因为他过去反对过，所以今天讲这些话也是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反对下去。判断他是不是继续反对，首先要看他今天讲这些话的内容，而不是只看他的过去。如果只以过去来判断今天，那么我们这些特赦人员怎么办？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怎么办？许多前些年当过右派、犯过错误的人怎么办？我思索再三，很难理解也回答不了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种种问题，因此还是一言不发好。
“我心里的想法，大致就是这些，我仍不准备在会上讲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如果组长领导还想问我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我就再说一句话：不要因人废言！就是说，不管讲话的人是谁，先分析一下讲话本身是不是有道理，有没有可取之处，而不是因为他过去如何如何，就把他讲的话，哪怕是有道理的话，也一概废止，甚至冠以‘坏话’的帽子。如果不这样，凡是历史上有不清白处的人，都只好闭上嘴，只听而不说了！”
这次约谈后不久，因形势发展，对梁漱溟的批判不了了之。
笔者留意到，在后来中共中央彻底否定“文革”之后，黄维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白过自己在这之前的看法就如何如何——像不少人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所做的那样。这也是黄维秉性“固执”存在着另一面特点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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