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乔治忘不了那一年,那是巴黎愉快的春天。而马克印属于另一种忘不了。下乡回来后,很多人说他得了知青后遗症,自己坐着坐着就莫名地流眼泪。他说,那段日子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总也忘不了。”

 

1968年,之于法国老头的记忆是,“五月使你愉快”;而之于中国一代的印记却是,“无法告别”。

1968年,老乔治和马克印都还是年轻人。前者出生于巴黎的1934年,后者出生于北京1951年。当他们把记忆拨回到那一年,同样目睹了疯狂的石头背后,却是不同的境味。

乔治·阿桑斯达克,是位摄影师,他打算在北京办个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作品回顾展。所谓的“风暴”,只是中国人一贯的描述,在法国,只是“mai”,五月的意思,就像刚刚过去平常的日子。

而马克印,是在北京1968年的亲历者,在民间,他们自称知青,标示着伤痕。

当那些发生在1968年法国的照片,隆重地裱在墙上,那个法国老头的心轻松得很,那是他愉快的5月,他觉得法兰西自此敞开了道路。而马克印的心却不由得一抽,那是让他这些年想忘记,却又无法告别的记忆。

照片里,一个法国青年手里的铺路石,划着完美的曲线飞向对面警车,看在马克印眼里的,却是跨越时空,带着愤怒,砸破了他们家的玻璃。1968年,在法国损失的是警车,而在中国,遭殃的是马克印这样的家庭。

如今,那块法国石头最终砸出了法国社会的变革,比如带薪假期和工资的上涨。而在中国,那些石头留下的,唯有伤痛和令人不安的记忆。

 

法国年轻人的浪漫政治梦 

 

乔治是出生于巴黎的波兰裔犹太人。犹太人对于身份的意识尤其强烈,因为他们时常失去身份。

事实上,乔治的父母最初都是俄国的犹太人。那还是19世纪末,庞大的犹太人口,让沙皇严重觉得对这些“威尼斯商人”的处置是个问题。于是,1881年,借口犹太人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而被集体放逐,大批的犹太人离开了俄国。在如今的乔治看来,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1917年,在西伯利亚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多半也出于投机,红色革命的队伍里依旧容不下犹太人,最终父亲还是被流放了。

逃到巴黎,日子安定了,父亲遇到了母亲。那时候巴黎聚集着大批犹太人,他们试图从这里奔向美国或者中东。而乔治的父亲,因为他的随遇而安,留在了这里。

1934年乔治出生,不久,二战爆发,一家人再度流亡,那些年,父母带着他在欧洲辗转了13个国家,身份像眼前的路充满了不一定。

不记得是在波兰,还是意大利,父母把他放在一个农民家,还给了人家一叠钱,自此一年多失去联络,乔治曾以为自己被卖了。

自此,乔治就很在乎变动社会中的年轻人。他们时常惶恐、眼神不安。

好在二战结束了,一家人又生活在了巴黎。

父母做起了生意,他们希望乔治成为一个小裁缝。战后,在巴黎,时尚复苏得比经济快得多,裁缝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而犹太人的下一代,却不安于小裁缝的职业。那时候,在巴黎,小市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想的已经完全不一样,毕竟时代变了。

在他们眼里,旧世界的规则已经过时,宗教在这一代的眼里已经被超前的伦理观念彻底削弱了。

“松开裤腰带,要做爱,不要作战。”“能意识到自已的欲望就叫自由。”

这一切都具有敏感的节奏和口头的煽动力。不止是法国的青年,整个西方的年轻人都在用行动对抗着严峻。

乔治也不例外,这让他的母亲一度很伤心。在几个朋友的唆使下,乔治迷上了摄影——这个烧钱的嗜好。不久,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共产党的报纸里做摄影记者。

乔治最初信仰的是法共,但这个毫无生气的政党,尤其遵循的是懒洋洋的惯例和讨厌奢华的年轻女人,完全缺乏想象力。这让乔治开始向古巴和北京的革命道路漂移,毕竟后者更对青年人的胃口。这一点,乔治仿佛与他父亲颇为相似。

他们吸着玉米纸卷的高卢牌香烟,听比利的歌曲。在地图上寻找越南,迷信“毛主义”,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开始蠢蠢欲动。

而最完美的记忆是,他不久即被派往了古巴,参加国际青年交流团。在那里他待了3个月,见到了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他至今还相信,是他最早拍摄了这对革命者。

他从古巴带回来的摄影报道,让法国的年轻人眼前一亮,革命竟然可以抽着雪茄如此浪漫地去搞。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是,“毛的不讲卫生”。乔治很早就知道了毛,那是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让这个法国年轻人印象至深的是,毛一边跟记者说话,一边抓虱子。乔治当时的感觉是,帅呆了。

1968年,乔治做梦都想来中国,他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拿着红宝书,在革命的汪洋大海里走在最前头,那才是青春。

可1968年,在中国青年马克印的回忆从来都不浪漫。

马克印的身份同样复杂,他们家是满族,正黄旗后裔,祖上是吃俸禄的。当年入关后跑马占地,河北津兴一大片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划成分的时候,爷爷自然成了地主。

马克印的爹军统出身,在重庆受过训,还有把中正剑。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马家11个孩子,马克印最小。

老马当年很有头脑,解放前他看不清国共两党的形势,就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在四野,跟着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当空军,给蒋介石开侦察机。

马克印爹当时的想法很实际,他觉得将来,即使风向再变,无论哪个党上台,都有他的儿子,都有他家的后路。老头子惟独没想到,解放后还有个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机会分子,自此劫数难逃。

革命的起因,在马克印那些年轻人起初看来,就是“毛主席”受欺负了,他老人家身边有叛徒。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天早上,大街上每一个喇叭里的广播员语气都特激动,毛主席那是号召学生起来闹革命,谁反对谁就是坏蛋。每个学校坏蛋都不少,一般都是校长和老师。

红卫兵要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学校里的坏蛋——老师和校长不久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到了8月,红卫兵需要新目标,大手一挥,他们杀向社会,破四旧,收拾黑五类。

于是,那块疯狂的石头就飞向了马克印他们家,起先他还以为,是他们家的枣树招人妒嫉。

1966年8月25日,马克印正上初二,一帮地安门中学的红卫兵率先冲进了他的家。他的家前后两进,五百多平方米。带头的红卫兵叫马边强,这帮人还讲政策,只抄家,不打人,翻东西,刨地,说是他家有枪,最终闹了半天就走了。

马克印的家历史上有问题,这是早就定了性的。他两个哥哥在台湾,当时家里生活条件也不错,周围的人都嫉妒。到了1966年,群众们开始反映他家有枪。

这只是开始,到了9月2日,街道主任领来了第二拨人。红卫兵不知道哪里的,只是从街上路过,听说这里有个地主反革命,不问青红皂白冲进来就打。

那些红卫兵才不管,气势压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砸光,一顿武装带,马克印的父亲此后一个月下不了地。这次抄完家,立马就让他父母,卷铺盖滚回了老家。

偌大的院子,贴了封条就剩下马克印一个人。

这一住就是2年,直至1968年。当时,在法国正是年轻人愉快的春天,而在北京却是那一代最后的疯狂。这年底,上山下乡开始了,年轻人们经历着最乱的群架时期。

       

巴黎在1968的记忆

 

巴黎最初的一块石头来自于农泰尔文学院,这是一所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大学,位于巴黎的郊区。

这个学校从1967年12月就开始罢课,运动持续不断。学生的领袖是“红毛丹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地点是学校新建的游泳池。

1月8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来到这里视察。

这位部长,此前刚刚因为编写了一本《青年白皮书》而成为法国年轻一代不满的对象。在这本书里,教育部门对法国的青年下的结论是,他们总想早结婚;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他们不能首先请求过早地进入政治生活……

这显然惹恼了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就在这位部长站在大学生们跟前演讲的时候,“红毛丹尼” 靠近他,愤怒地质询:

“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600页的荒谬之言中,根本没讲一句青年的性问题。”

部长也不示弱,他答,“如果您有这个范畴的一些问题,您最好还是再三地扎进这游泳池里。”

效果一点都不幽默。

“红毛丹尼”说,他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

口角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红毛丹尼”成了挑战权威的勇者,而部长的权威彻底丢失了。

学生们与权威形成了对峙,谁都不让步,后来学生们占领了校园的行政楼。

矛盾不止在教育界,戴高乐执政时代的经济困境让工人们也一肚子的不满意。

巴黎的工人也与政府时有走火。1月26日,在富惹尔,一支浩大的制鞋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示威队伍后面有十具棺材,它们代表着去年关闭的十家企业。

到了5月,示威从学校蔓延到了巴黎街头。

5月6日,星期一,巴黎的左派分子正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学生们走出校园,出现在圣雅克大街上。第一颗铺路石飞向与之对峙的警察,骚乱开始了。

乔治当时正在左派的《工人报》做摄影记者,那个早上他感觉巴黎所有的年轻人都上街了,包括他。

事实上,不止是巴黎,在那个5月,在米兰、佛罗伦萨、伦敦、汉堡,西欧的年轻人们都闹起来了,他们要求,“采取巴黎式的积极占领大学”。

那一年巴黎的5月运动,总共死了3个人,有一个是出了意外,为躲警察而掉到塞纳河里淹死。

经历那么多革命,法国人的暴力还是挺成熟、挺习惯的,学生们当年扔石头、纵火,但一切还是点到为止,和警察们你来我往,除了声势,没有真的拼命的,把街头运动博弈到恰到好处。到了月底,学生们随即见好就收。

老乔治自从经历见证了法国1968年的5月风暴后,就成了一个激进的左派。在他看来,学生们的这些牺牲是值得的,毕竟为法国人换来了之后的带薪假期和工资上涨。

 

为了不要忘却的纪念

 

1968年5月31日,中国的《参考消息》有这么一则新闻:西欧学生运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当时,马克印还看不到《参考消息》,他倒是在广播中听到了巴黎学生动起来的消息。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让革命变了味,武斗刹不住了。

前段日子红卫兵抄家,逼急了很多人,黑五类们站出来拼命。自此,成了红卫兵的口实,迅速传遍了北京城,红卫兵传话,黑五类疯狂反扑,刀砍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打人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死人无数。到了1968年,红卫兵失势,大多都串联去了。社会青年开始收拾剩下的红小兵,到了后来,就是简单的打群架,扒军装,飞军帽,抢自行车。

那时候马克印吓得不敢出门,一来天生胆小,二来他要看着祖上留下来的宅子。

这一年的9月份,上山下乡开始了。马克印也报名去了内蒙。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去,说他这个家庭背景,肯定有去无回。

马克印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是黑五类了,与其在北京不死不活的,不如跟着大伙一起,或许到乡下换个环境能闯出一番天地。

到了内蒙,马克印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觉得自己干得挺好,但到了1973年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马克印一个人独自在内蒙生活。

安置办的人也不瞒他,当着他的面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惟独你走不了,你在这里估计得一辈子。

马克印自此绝望,当时旗里有家铁业合作社招工,就是做土簸箕的,知道他的成分都不要他。

那两年,马克印认识了一个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过她是红五类,父亲当时是商务部副部长级别的干部。

两人背着家里到旗里去办结婚证,姑娘的父亲给知青点打了招呼,旗里竟然不给办。到了1974年,姑娘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对马克印说,总不能耽误人家姑娘一辈子。

中意的姑娘走了,知青们也走了,经家人介绍,马克印和一北京知青结了婚。直到1976年,马克印托人花钱办了病退,好不容易才回到北京。那时,他已经在内蒙农村待了八年。

老乔治一直向往着来北京,到了1982年、梦想终于实现。在北京,他不断地寻找1968年的痕迹,他跟拍着大街上拿着大哥大,唱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青年们,他们是这个国家1968年后出生的一代,在这些年轻人的心里,1968年还有着浪漫的色彩,那一年已经被符号化了,成了五角星、老像章和毛的头像。

老乔治的展览,马克印看了后没说什么就走了。

老乔治忘不了那一年,那是巴黎愉快的春天。

而马克印属于另一种忘不了。下乡回来后,很多人说他得了知青后遗症,自己坐着坐着就莫名地子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总也忘不了。

如今,马在顺义的山沟里建了一个知青部落,把当年自己在内蒙用过的东西都搬了来,他说,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不要忘却。

 

(孙冉:中国新闻社驻日记者,原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原文链接: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8/12-31/15107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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