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打倒’,以至于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也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的冤案。那时,我们经常停课闹革命。”

 

1968,我在干什么?有一天,我听大人宣读《中共中央通知》:“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是谁?“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是谁?甚至张春桥、戚本禹这样的大红政客都不晓得毛泽东心目中的“赫鲁晓夫”是党内何人,更何况我这毛毛小孩。

我们是“老三届”大红卫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学家把我们称为“红卫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会上的牛皮子把我们定性为第“六代半”,使我们成为“无代可循”的人。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在那些文学家的眼里,竟然是“无代之人”。把我们划归为“六代半”者认为,红卫兵、知青列为第六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第七代,而我们这批人只能当三明治夹在中间,就连享受“四舍五入”的优惠也没有。

历史也的确忽略过我们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当我们的哥哥姐姐在社会上冲杀时,我们还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游行队伍,那里看热闹的肯定是我们。在“派”性上,我们也总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边,觉得他们肯定是“左”派。他们个个伶牙俐齿,能辩善驳,常常把大人搞得哑口无言,这确实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1968是一个用票证的年代。那时候,除了水和空气以外,什么都凭票凭证。记忆中,我们的爷爷或奶奶出门购物时,携带一堆票,油票、肉票、鱼票、布票,竟然有盐票和酱油票。尽管有票,但购物还得排队,有时购物者的队伍比起古时中国的龙还要长。

上课时,不知怎的,看到老师的粉笔字一天比一天粗,经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们缺少“维他命ABCD”。那年代,我们不但没有肉吃,也没有菜吃。真正的“穷过度”。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阔的天地去。而轮到我们的时候,尽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但“变相劳动”的风凉话常响耳边,挥之不去。

令我记忆深刻的毛主席语录,当属《“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高中毕业。

学工最好玩。到工具厂去学习,尽管要接受工人“老大哥”的训话,但可以趁机,逢师傅不在时偷一些铁片回家做玩具。学农最惨。在田地里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西斜晒屁股没直起来过。种菜、割稻、撒农药,样样都干过。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故事,还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阳底下操练。“一二三四”,走路都得听人指挥。

谁说书店里没卖书?书店里卖的尽是“红宝书”。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样板戏的唱腔和《红太阳》的主曲,是我们唯一听到的旋律。我们在《地道战》中爬滚,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那时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向往北京,同时也向往地拉那。我们的人生简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们生长在一个无知和盲从的年代,也难怪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尽管有七十年代的黄帅、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优,但他们的确只能潇洒一回,毕竟与“书本”和“知识”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打倒”,以至于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也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的冤案。那时,我们经常停课闹革命。不懂得阶级斗争是什么,反正,大人讲了,我们也跟着“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越是穷的地方,阶级斗争越波澜壮阔。反正中央说了,穷是坏分子搞成的,穷日子过多了,揪些坏分子来斗斗,也许会富裕起来。

文革后期的“池恒”和“梁效”,尽管笔杆有力,“点石成金”,但我 笨, 没真正弄懂几个词。到后来,国家拨乱反正,由于哥哥姐姐们“苦大仇深”,倍受注目,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在书店里受人青睐。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属于大哥大姐的,他们太伟大了,把我们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

不过,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叱咤风云的机会。承蒙邓大人的恩准,我们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联”的队伍。相当数量的“六代半”人,嫌弃国内的气氛太糟蹋读书人,有知识的都跑到海外来个大会师。据不完全统计(其实根本无法统计),在“洋插队”中,“六代半”人获博士、硕士头衔的最多。我们成为中国的海归人才库。

啊,1968,我不喜欢你, 我甚至恨你,但是,你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写于 1996年5月,修改 于2008年2月3日, 德国班贝克。

 

 

:记者,作家。原文载于爱思想网,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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