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知识分子阿里邀请贾格尔把《街头斗士》的歌词用手写的形式登在他刚创刊的社会主义刊物 Black Dwarf上。在同期杂志上还有另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来配合这首歌词，那是一个世纪前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文章：《论街头抗争》。”
披头士（The Beatles）和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是六○年代英国，甚至全球，最伟大的乐队。
在那个狂乱而改变世界的一九六八年，他们是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声呢？
前一年的一九六七年，表面上是爱与和平的嬉皮年代。披头士唱著《你需要的只有爱》这首歌，呼喊着用爱来取代暴戾与对抗；并且以《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tg.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来体现那个时代的斑斓。但始终是坏男孩形象的滚石乐队，却用专辑《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揭示了那个时代斑斓色彩下的黑暗。
到了一九六八年，他们的对比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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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年代后期，许多左翼人士已经开始看到摇滚可以成为青年文化革命的弹药。因为摇滚的节奏可以让人震动，可以挑动青年对身体的欲望、破坏保守的社会秩序。这些反叛与破坏的能量如果被导引到政治上，将不低于传单或子弹，而离经叛道的滚石就是摇滚乐的黑暗使者。
一九六八年，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想结合影像与摇滚乐的激进潜力，于是拍摄一部电影，内容是滚石乐队录制《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这首歌的录音过程，并剪入许多街头抗争的画面。1
当政者也没有低估摇滚的力量。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当时的女友玛丽安娜·菲茨芙（Marianne Faithfull）就说，从一九六七年开始，英国政府已经把滚石视为国家的敌人，计划要把滚石搞垮。而这一年，警方突袭滚石吉他手理查德（Keith Richard）的家，并在六月以持有安非他命为罪名审判他和贾格尔。
面对这场审判，贾格尔说：“有人不喜欢我们在歌曲中表达的理念，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想要阻止我们，斩断我们的影响力。”英国《泰晤士报》社论就说：“滚石乐队显然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名声，而非他们真正的罪，而被判刑。”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号，在英国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前，一场反对美国越战的上万人示威运动正在盛大举行。游行的带头者是从当时至今都是英国最闪亮优雅的女演员瓦妮莎·雷德格瑞夫（Vanessa Redgrave），和从当时至今都很活跃的左翼知识分子阿里（Tariq
Ali）。示威行动成为一场警察和抗议民众间的严重冲突，民众用石块攻击警方，警察则在烟雾弹中痛殴民众。
在这场暴动中，有一个最闪亮的明星也在抗议的队伍中，他是米克·贾格尔，滚石乐队的主唱。贾格尔说：“你感觉到你是和一群想要改变世界人的在一起，而且你真的被群众带着走，不论他们要走到哪里。这就好像在舞台上，观众给你如此大的能量，你真的不知道如何驾驭它。”
五月，在海峡的另一头，巴黎的百万学生和工人正在街头掀起另一场革命。这两个事件刺激米克·贾格尔写下滚石最著名的政治歌曲：《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后来在接受滚石杂志创办人扬·温纳（Jann Wenner） 的访问时， 贾格尔提到巴黎五月革命对《街头斗士》的直接启发：
“当时的法国是一个奇异的时代。美国也是，因为越战和其他各种骚动。在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各种暴力在燃烧着。他们几乎要推翻了法国政府……但是相对的，伦敦却非常安静……”
在《街头斗士》中，贾格尔唱着：
在每个角落，我都听见了游行的沸腾声音
因为夏天已经来了，而这是在街头战斗的时刻
但是一个穷小子能做些什么呢？
除了在一个摇滚乐队中高声歌唱？
因为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伦敦城，是容不下一个街头斗士的啊
……
嘿，我的名字叫做捣乱
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掉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仆侍
这样的歌词震惊了所有人。从来没有一个大牌如滚石的音乐人如此推崇暴力与革命。与此相比，十年后朋克乐队“性手枪”的《无政府主义在英国》（Anarchy in the UK）似乎也温和了起来。
当这首歌在六八年八月底发行时，美国，以及欧洲从巴黎、罗马到柏林等城市都正在激烈的燃烧着。BBC决定禁播这首歌。左翼知识分子阿里邀请贾格尔把歌词用手写的形式登在他刚创刊的社会主义刊物 Black Dwarf 上。在同期杂志上，还有另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来配合这首歌词，那是一个世纪前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文章：《论街头抗争》。于是，这本小杂志的当期封面上写着：本期内容——米克·贾格尔和恩格斯谈街头抗争。
这是滚石作为一股反文化力量和左翼运动结合最紧密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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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力量往往会超过当初创作者的原意。
当《街头斗士》这首歌被抛掷在一个暴力的时代中，其所激起的声响，比滚石乐队所想象的更剧烈。尤其是当年八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民主党大会，许多组织都计划前往抗议，因此芝加哥电台禁播这首煽动性歌曲，唱片公司在后来也被迫把单曲封面——群青年抗议的照片——换掉，以免让人以为他们赞成芝加哥的暴动。
虽然当政者害怕街头斗士的力量，但滚石可没有预期自己的歌真的能掀起什么革命。正如理查德所说：“美国许多电台禁播这首歌只是证明他们多么偏执疯狂。”贾格尔也说：“他们说这首歌是颠覆性的。那是当然。但是如果认为一首歌就可以让人发动一场革命，可是愚笨的想法。”
细究歌曲本身，滚石虽然表达对革命的憧憬，但并没有说他们要参与街头战斗。他们要做的，其实只是去组建一个乐队。正如歌词所说：“但是一个穷小子能做些什么呢？除了在一个摇滚乐队中高声歌唱？”
理查德说：“我不认为人们了解我们想要做什么，或是贾格尔在歌曲中谈什么。我们不是说要上街头，而是说我们只是一个摇滚乐队。政治是我们想要远离的。”而贾格尔说得更清楚：“这首歌曲本身就是我唯一和街头抗争产生联系的行动。”
如果在歌词中，滚石对自身是否参与街头抗争透露出暧昧的态度，那么这首歌为何还能如此撼动体制呢？那是因为歌曲的政治力量不是只来自歌词；从前奏开始，《街头斗士》的声响与节奏就让人想要激动地舞动身躯，起而战斗。《街头斗士》的音乐就是响亮的街头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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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披头士发行列侬写下的歌曲《革命》，来质疑学生革命。
相对于列侬对革命的保留，彼时的英国新左派认为，滚石才是属于革命的乐队，《街头斗士》证明他们是一支政治激进的乐队；披头士的《革命》则是攻击他们正在争取的一切。社会主义刊物 Black Dwarf 在六八年十月这一期，除了刊载米克·贾格尔手写的《街头斗士》歌词，也发表一篇《给约翰·列侬的信》，严厉批评《革命》这首歌：
“或许现在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对抗的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压迫的、邪恶的、威权的体制……你知道，从你自己的经验，这个体制只让劳工阶级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多么微小的掌握……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仁慈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这是不可能的。在你所期待的那种充满爱的社会出现前，这个体制必须被改变……而要改变世界之前，你必须先了解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然后摧毁他，无情地……没有客气的革命这种事。”
最后这封信说:“看看我们的社会，然后你扪心自问，为何会如此？然后你应该加入我们。”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列侬竟然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响应。
“你们自以为是什么东西？你们自以为懂什么？我不只反对体制，我也反对你们。我知道我反对什么：狭隘的心、贫富差距。
……我告诉你这世界有什么问题，是人本身！你要摧毁人类吗？无情地？除非改变你们的我们的头脑，否则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你来告诉我任何一场成功的革命。谁搞砸了共产主义的？就是病态的头脑！……你好像认为这只是一场阶级战争。
……与其去比较披头士和滚石，不如大气一点，想想我们所处的世界，然后问问你自己，为什么？然后加入我们吧。
PS. 你们摧毁世界，而我会重建它们。
——约翰·列侬 ”
这场辩争是典型的新左派与嬉皮的辩论。后者强调心灵改革，前者强调透过政治与社会革命来改变体制。但当然，这两者未必真的互斥。
然而没有人想到的是，就在一年之后，真正转变为新左派的是当时被批评为保守的列侬，而不是米克·贾格尔。
一九六八年底，滚石褪下战斗姿态，穿扮起小丑服装，为电视拍摄“摇滚马戏团”的现场演唱。戈达尔为他们拍摄的政治意味浓厚的电影《一加一》被迫在最后放入《同情魔鬼》的完整版，因为制作人认为这才会吸引观众，但戈达尔不愿意，并且批评滚石是不愿意捍卫他的版本的懦夫。
毕竟滚石想做的只是一个成功的摇滚乐队。对政治革命的浪漫憧憬只是五月巴黎街头的烟硝迷雾。街头斗士没有改变时代，而仅仅是时代的产物。滚石唯一改变的，是让死寂的伦敦、让摇滚乐从此更加热闹，让他们从伦敦的穷小子成为一群富有的老头，而不是改变政治和社会体制。（多年后，当年写公开信批判列侬、赞扬贾格尔的那位作者John Hoyland也说：“回头来看，当年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贾格尔只是想扮演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而已。”）
但一九六八年之后的列侬却更加政治化，开始和小野洋子一道采取更多反战和平行动，穿上战斗气息浓厚的军装，写下更多抗议歌曲，并尝试在美国透过摇滚乐来凝聚青年文化的政治力量，直到被尼克松政府视为“国家的敌人”。
而今天，后来成为真正街头斗士的列侬已经远去，贾格尔却还在舞台上扭着屁股，唱着《街头斗士》，赚取着演唱会的巨额利润。
注释
1 他原本是要拍一出电影，希望找列侬扮演托洛斯基，但最终合作不成。
（张铁志：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本文节选自《时代的噪音》。原文链接：http://reading.caixin.com/102426/102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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