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明 

在这个“左手倒影,右手年华”的时代,电视荧屏开启了“时代搭台,青春唱戏”的模式,不断有反映年纪和新时期一般的年青俗称80后的年春故事。既然是青春故事,那么暂且走“理想主义”青春剧(即那些看着自己的青春倒影在现实之塘却“欲捞水中月”的青春电视剧)的路径,来进入青春电视剧的讨论,暂时绕开“现实主义”青春剧(即那些表现走过“岔道丛生”的年华路的另一类青春电视剧)的道路。当然,这两条“道路”不是泾渭分明,它们当中有许多纵横交错,只取它们两者的大方向作为区分标准。

在“理想主义”大路上,赵宝刚的“青春三部曲”应该算是最醒目的“里程碑”吧。相信《奋斗》播出时“火了一把”的不仅是竖领POLO,更主要的是引起了广大“新青年”的“肾上腺素”。到了《我的青春我做主》播出时,这种“肾上腺素”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要让青春“倒影”在别人的生命里还是抓住手边的年华做青春的“主人”?这是个问题。最后,《北京青年》们给出了答案,做出了行动。既然是“时代搭台,青春唱戏”,那么观众肯定会在看戏的同时偶尔关注“舞台背景”,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观众。这一看就看出了现实主义道路上延伸的理想主义“歧途”。撇除观众认为赵宝刚“青春三部曲”应该改名“青春恋爱曲”的诟病,观众更多的是不满赵宝刚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掌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本着青春赶时髦的本性远的不说,说说观众为何觉得“青春三部曲”完结篇《北京青年》“地基不牢”。

有不少观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北京青年》忽视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说难听是“吃饱了撑着”,时髦点说是“高富帅装屌丝”,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术语里就是不能反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虽然也有不少观众看到了《北京青年》中河东这一角色和他们自身的重合性,但大多观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看到了该剧在逻辑前提的不成立,所以才有上述的“吐槽”。那么如果顺意“民意”,假设《北京青年》不是几个“高富帅”的青年的重走青春,而是“屌丝”的奋斗史,会有出现什么不同评价?

如果《北京青年》是关于几个普通青年奋斗的青春年华的故事,那么根据剧情的不同起码有可能引起观众的三种反映。一、如果他们奋斗了最后也只能是原地踏步,那么它不应算作上述的“理想主义”青春剧。它应该是“现实主义”青春剧,表现的是青春必需走过许多“人生岔道”(这里不是说在“理想主义”青春剧主角们没有任何曲折,只是在人物“走弯路”的运用上,“现实主义”青春剧的主要目的是展现现实,而“理想主义”青春剧侧重于人物的成长)。二、如果这是关于几个年青通过自己的奋斗,成功打通了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这样该剧可能会被认为与现实中的唯成功论合流,旨在刺激青年人在物质标准内奋斗,阉割文艺作品超越现实呈现“另一种可能”的审美功能。此外,这样的假设和赵宝刚构思“青春三部曲”的本意背道而驰。这样的假设让《北京青年》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违背了赵宝刚的创作出发点,不变的是观众继续“吐槽”。

这样的假设不是毫无意义,起码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观众眼里无论《北京青年》如何变化都是“里外不是人”。观众这样的“可预见性”评价不是他们一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论,一方希望宣扬“超功利”的艺术审美。其实这里隐藏的是相对主义的思维逻辑。你跟他说精神,他跟你强调经济基础;你向他展示经济基础如何积累,他和你谈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最终观众在这种“内耗”中失去了这类文艺作品的真谛。那么“理想主义”青春剧的艺术真谛究竟是什么?也许从赵宝刚和一篇关于《北京青年》的影评中可以找到答案。赵宝刚强调说,并不是号召所有人去“重走青春路”,而是提醒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状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概念,也是缘于人们对于青春阶段的意识略微有点问题,从而限制了青年人,让他们都陷入一种固有的成长模式中。(网易)而在光明网《赵宝刚的“北京青年”为何总超越现实?》一文中作者认为“与其说是赵宝刚在“北京青年”里替代80后面重走青春路,莫不如说是,提前穿越到未来展示爱恨由己、恣意挥霍青春的图景中,也不能说是画饼充饥,更准确地表述应该是合理想像一个美好的未来。”简单的说,赵宝刚看到了当下青年成长的模式化,而论者则进一步提出赵宝刚希望突破这种模式化期待美好未来的愿望。可以这么说,这两者的结合刚好完整地阐释了“理想主义”文艺作品的审美问题,前者着力于意识后者为有可能实践。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青春剧都不是直接作用于现实行动,它们都需要意识形态的载体来产生作用,但前者通过直接揭示现实矛盾,而后者通过对一种理想的情景来表达。“理想主义”青春剧这种表达方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小说《乌托邦》。其实何止是表达形式,“理想主义”青春剧的内在就蕴藉着乌托邦功能。具体到《北京青年》,“重走青春”不就是乌托邦冲动吗?在赞许《北京青年》表现乌托邦冲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乌托邦冲动在挣脱意识形态后的转化。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看似隔着楚河汉界,但布洛赫、曼海姆等看来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社会各种力量的变化它们之间有可能经过复杂的转化。在《北京青年》里也反映出来,过去父辈的乌托邦冲动转化为束缚青春的意识形态,青春的乌托邦冲动挣脱着现实的牢笼。同样,兄长在乌托邦冲动的作用下带朋友们出走后,仍然会流露出家长意识。

这里又遇到一个新问题,意识形态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又回到上述观众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理论来批评该剧逻辑前提不成立的问题。其实这可以反证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正确,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用于解释世界的理论工具并非它的价值取向。众所周知,被人称为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指向。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仅仅停留在短浅的眼前,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超脱“眼前”的传统,那么最终只会成为布洛赫所说的“经验论社会主义”。由此,无论是看待社会发展还是解读文艺作品,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经济基础,而忘却了经济只是人类为了上层建筑而努力构建的基础,是否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只允许“屌丝”通过奋斗摆脱让人不满的现实最后达到“物质极大丰富”的成功,而不允许“高富帅”摆脱自身的枷锁满足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精神愿望。物质面前,人们不平等,但精神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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