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这个东西历来是离不开的,不要回避,深入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民国政府时期新闻自由比今日宽松很多,民国政府是个弱势政府,现在的政府是个强势政府,所以南京不合适定都,多事之都。曾经《新华日报》在抗日时期和国内解放战争时期大肆吹捧美国并赞扬民主和自由,那十二年,是我党追求民主和自由最疯狂的时期。有兴趣者可以去北京的一些档案馆去查阅1942年时期的《新华日报》。能够解决诸多乱象的实质问题,还得从民族性说起。

  新旧政权交替,新政权总是否定旧政权,至于为民如否,则另有一番言论。民众的反抗往往被更大的强制所取代,每一次反抗过后,便是世俗政权更大力度的维稳,而维稳的目的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朝代更替比朝鲜还快。高丽、朝鲜两个王朝时期,中国经历了隋唐、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日本则万世一系,尽管天皇实权不在,但无论是镰仓幕府还是德川幕府,都不敢轻言取代天皇。维稳是中国特色下的产物。对内能伸,对外能屈。

  中国人缺了一种春秋人格,我们的文化太早的被统一化了,曾经领先世界的百家争鸣现象在秦皇策马执鞭下尊法家,百家逐渐受挫转入地下。汉武罢黜百家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化的单一性,而中国人的人格单一性不是善就是恶,不是生就是死,是非曲直极度绝对化,至于民清尤为如此。在谈及为人,笔者讲究“经”与“权”,“经”就是原则,“权”就是变通。在这个民族主义狂热的今天,做人有时候要学会示弱。

  笔者并无多大志向,在基层体验,体验及经历,只想多经历点不同阶层的生活,有机会的时候,著说立传。是的,术业有专攻,钓鱼岛还是需要政权的力量才能有所起色,毕竟中国在世界真的独一无二,政权占据对民间的绝对优势资源。政权都不关心,民间只能让人耻笑。所以,笔者对《人民日报》的那篇评论表示认同。笔者一般有话想喊的,都成文阐述,对于口号,那是无聊之举。别的人,笔者管不了;你们,笔者同样管不了;但管不了,不代表漠视。民众不要成为传统意识形态下的牺牲品,成为各种形形色色意见领袖的炮灰。新闻界,总总现象都在说明挑战传统意识形态是艰难和困苦的。

  而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无非是政权组织的要治理民族的一种维稳的精神钳制,不过变得愈加隐蔽和欺骗性。从精神钳制国人是中国历朝历代政权善用的手法,民众可以选择无奈的愚蠢。所谓科举更是政府将文人引向功名的一大举措,理想在世俗政权的敲打下变得圆滑与种种,这是软磨硬泡,狠一点的就开始动武了。职称和级别都是为了形成对政权的认同和效忠(尽管很多趋于功利或者身不由己),这也是腐败没有尽头的原因。吴三桂说的好,土匪要消灭一批,也要养一批。批判腐败必然批判世俗政权的本身,一个人犯法,为何总有扯不清的东西,世俗政权更多的是要保持某种特权,杀几个却样了一批,故背黑锅成为中国有一大奇观。腐败是政权无法避免,也是无法依靠政权本身就能解决的,政权是什么,是一群群体的组织,既然在特权的认识上形成高度默契,那么每个人都被绑在了一起,一荣则荣,一损俱损。很多事情就点到为止了。

  所以中国需要一群有着春秋人格的人,春秋人格是什么,是坦率、刚烈、洒脱、真纯,说白了,就是纯的像一张白纸,由上述性格因子填充。所以需要一群有良心的意见领袖,对政权能够形成压力的就是舆论,不管是强势政府还是弱势政府,民意的代表舆论都是其的致命一击。袁世凯说的对,不拍国民党动武,就怕国民党通过立法组阁。世俗政权更怕笔杆子胜于枪杆子,一旦笔杆子形成气候对民众形成统一的社会舆论,那么枪杆子的代表军队必然也发生异化,世俗政权的崩溃就指日可待,叶利钦就是代表。笔者一直认为世间说法千万种,只是成事亦不同。民众最应该做得就是有自主的思想形态,而不是人云亦云,即使你是学生会主席,你也是炮灰。其实笔者想说的是整个民众对于人文的漠视,意味着道德和伦理的滑坡不可避免,因为是非不分成就了很多民众,人云亦云的乌合之众适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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