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 做人要做怎样的人



(2012-06-22 08:16:46)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刊载于
2012622日《南方都市报》B14——“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e551.html) – 做人要做怎样的人_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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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5日, 6:15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