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关于此次微博封杀事件,您作为当事人,可否简要介绍一下情况?未来一段时间准备采取什么对策?

此次封杀来势凶猛,四大门户网站同一天出手,注销本人所有帐号,无预警,无解释,无回旋空间。这在微博历史上少见。

但我自己倒并不震惊。从2000年初以非常手段查禁我编著的《历史的先声》和《刘文彩真相》,到2005年初以非常手段将我逐出北京,到2011年初以非常手段将我逐出《南方周末》,我一生中经历太多打压,对打压已经习惯。当局此次以非常手段注销我的全部微博帐号,对我来说真的不算大事,我的心态几乎可用波澜不惊来形容。

微博不是生活的全部,被封杀之后,正好可以多看看书,多写写文章,多做做调研,把原来被微博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未来一段时间我希望能够对中国的社会运动尤其是组织化抗争更有深入的研究,因为我认为这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必须跨过去的一个坎。这方面的研究风险很高,但不能因为有风险就无人涉及。我愿意做这方面的一个探险者。

法广:在十八大来临之前,执政者进行“舆论维稳”也不难想象,但为什么是在这一时刻?而且用这种手法?

笑蜀:注销原因是否跟十八大相关,我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因为肯定否定都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但显然跟当局对我的两个判断有关,第一是他们认为我提出了组织化维权一整套系统的理论和主张,而且可操作性强,传播广,影响大。第二是他们不怕骂,不怕极端的喧嚣。极端的喧嚣正中他们的下怀,容易为他们所趁。他们真怕的,是客观、独立而平和的中道理性。

法广:关于您提倡的中道理性,舆论界也一直不乏争议。这次微博被封,让很多人对决策者失望和愤慨。您又如何看待这种持续打压之下,仍然坚持温和改良的合理性?

笑蜀:首先要纠正你的一个说法,我主张的中道理性不属于改良范畴,通常意义的改良,是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而我主张的中道理性,向来是以社会的力量去倒逼体制的变革。对体制不能抱幻想,因为这个藏污纳垢的体制不值得对它有任何指望。关键是社会自身的成长,社会成长得越快,社会力量越强大,就越是大势所趋,越容易导致体制的分化,形成体制内外的合力,共同推动转型。这样的一种转型之路,不是用传统的改良或者革命的二元论所能够概括的。

这即是说,我主张的中道理性,是坚决推动转型、坚决推动变革,但它所推动的是最大限度的和平演变,即最小成本尤其最小生命成本的改变。 它不是祈求统治者良心发现,不是坐等自上而下的恩赐。如果说它比较温和,那是抗争基础上的温和,即温和抗争。如果说它比较渐进,那是抗争基础上的渐进,即渐进抗争。抗争是它的第一要义,抽掉了这个要义来抨击我主张的中道理性,没有起码的讨论诚意,不值一驳。

抗争之所以应该温和,之所以应该渐进,是因为我主张的抗争是最大多数普通人的抗争。最大多数普通人的抗争当然要考虑抗争风险,当然要考虑坛坛罐罐。在政府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镇压力量的前提下否认有限抗争的必要性,以旁观者身份而非当事人身份动辄鼓吹破罐破摔无限抗争,甚至动辄鼓吹决战,那就是极端,就是拿别人当炮灰,违反了起码的人道主义。

我从来认为,没有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崛起,就没有真正的改变。但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崛起不可能一夜之间,需要一个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成长的过程,而这过程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我也并不否定激进的价值,适度激进既不可免,也有其历史必然,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是正能量。但不能极端,不能以极端反对极端。以极端反对极端,中国就永远无法走出恶性循环。中国必须改变,但那必须是彻底告别恶性循环的改变。百年恶性循环我们已经受够了,不应该还在死胡同里徘徊。

中道难,难于上青天。但越难,越是社会所紧缺的,越应该有人去坚持。当下中国不缺极端和暴戾,太需要用中道去制约、去平衡。所以,无论有多少争议多少打压,这个立场我不会改变。而且我并不孤独,从这次封杀我和王功权、赵楚的微博所激起的舆论反弹来看,民间的中道理性同行者蔚为壮观,这让我倍感欣慰。在这里,我必须借贵台一角,向所有声援我的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无论他们属于通常所说的右派还是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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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笑蜀本名陈敏,原《南方周末》评论员,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曾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并著有《刘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2011年3月,南方报业集团在压力之下,以“放学术假”名义将笑蜀驱离岗位,被认为是继长平事件之后,当局整肃舆论的重手。此次微博噤声,亦被看作是持续打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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