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

 

 

今天的主题是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平民视角是指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以这样的眼光打量,台湾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定位是——平权的台湾。

 

一个平权的台湾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台湾。台湾属于普通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倾斜,这就叫平权。我眼中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平权台湾,即平民的台湾,普通人的台湾。

    

平权首先是人权上的平权。没有人权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无所依托,这是台湾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过去老是讲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会保障,这都没有问题。但在我个人眼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高的特点,就是人权上的平等。

 

怎样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我在台湾游历的第一个景点,是台北市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它对我冲击很大。马场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台湾白色恐怖最厉害时的一个主要刑场。大陆知道马场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他们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也就是说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台湾的制度架构用大陆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左翼或者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是异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期,更属于一种敌对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台湾是怎么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马场町算一个例子。说到这里我把话扯远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时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我身边有一个也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锐、很先锋。我们一起谈到二二八,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当时的台湾朋友听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言论。当然这个作家也很惊讶: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对台湾反政府的共产党这样的宽容、包容。两岸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小例子。

    

    马场町公园现在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是政府出钱修建的,每年秋季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对过去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礼遇。马场町公园有一块石碑,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为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对异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台湾社会不可能想象台湾会接受共产主义,但台湾社会对共产主义理念给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这就是人权上的平等,这就叫平权。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对异端的态度,而台湾的马场町公园是最经典的例子,大家去台湾旅游可去那儿感受一下。

    

所谓现代文明,我认为最根本的含义是尊重,对异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今天的台湾已经做到,他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 已经告别了不同理念之间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跟欧美那些国家,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多大落差。我们经常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胜利一方对过去敌对的一方,对以李将军为代表的南军将士怎样尊重、怎样善待,没有清算,没有报复,而是充分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当年美国做到了,现在的台湾也做到了。

 

人权教育从娃娃抓起

 

    台湾人权上的平权,其次表现为官民关系,用连战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人民最大

    

    (图片1)这是我在立法院门口跟警察的合影。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不担心游客会抢他的枪。

 

(图片2)我去嘉义本来要拜访一个NGO组织,看到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两个人的大名,一个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个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去处。陪同的台湾朋友说,李俊邑是立法委员,这是他在嘉义的选民服务处。我马上决定改变行程,先进去参观参观。


 

 门口的工作人员都微微鞠躬迎候,满脸堆笑,真把我当选民了。办公桌上堆的都是群众来信,但不是上访和投诉,而是请帖,都是嘉义市民邀请他们出席形形色色的红白喜事。但凡收到请帖,立委都要尽量去,不去也得送礼。国家会给他一笔经费,但这笔经费有限,只能在大的场合派上用场,小的场合都是立委自己掏,无法报销。

 

参观后,当地朋友请我吃晚饭。走不到500米,看到街边很多花圈,都是红色的,代表喜事。原来是当地一个新庙开张,亲朋好友都得送花圈庆贺。而且不能只送一个,必须送双。当地所有官员、所有议员都得送。庙有多大?就一个小庙,但也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疏忽。

   

    这次参观之后,我有一个感慨:我对当官本来没有兴趣,在威权时代当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时代当官也不情愿,因为太累,那不是当官,是当孙子。去台湾之前我还有个假想:不当官,当个议员总可以吧?但台湾之行后,这个想法也打消了,我没想到当个议员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嘉义选出来的,办公室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北,必须每天早上坐高铁一个多两个小时去台北上班,当天赶回嘉义;但回嘉义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选民服务处接着上班,处理当天嘉义选民给他的各种信件,选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须回应。甚至如果选民去了花莲和台东,刚巧碰到旅游旺季买不到回程车票,他也得想办法帮着买,实际上当议员也是当孙子,而这在经济上没什么回报。大的花费由国库报销,但很多小花费报不了。这是第二个亲历。

    

    (照片3)这是我在新港的马祖庙参观时拍的。旁边是一个派出所,随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给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这是第三个亲历。

 


(照片4)这是第四个亲历:我去不久,碰到一个台湾朋友入籍台北,马上就收到市长郝龙斌寄来的大礼包:一封郝龙斌签名的欢迎函、一张贺卡、一张市民意见调查表。还有一套瓷器。


 

这些都体现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平权,政府对人民的体贴。当然这方面台湾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当时的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也很强势、很霸道。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首先对台北官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开放参观,官员的办公桌放矮,等等。后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官场进行了改造。国民党只能萧规曹随,不可能反着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是台湾人权上的平权、政治上的平权的大致情况。但当然都是得来不易,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人权之旅转型之旅。即主要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时间有限,只重点看了几个景区,它们已经全部辟成博物馆或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现在台湾当局正计划这两个园区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

    

    人权博物馆这个庞大的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着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实并非马英九首创,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文化园区,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充满血和泪

 

    除了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从我的台湾之旅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之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同时要求开放政权,本地人参政,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以致台湾精英只能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都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营事业,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第一点。

    

    相关的第二点,是个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积中断。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众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开放政权。但这些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陈仪代表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财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等等。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5)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处置委员会下面有一个机构,叫忠义服务队,是民众自己的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许德辉就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总清算时,最激进的头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这点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的郝伯村,刚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实际死亡不过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参议会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大多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法官、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煽动暴乱,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比较温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路线,最极端、最激进的是谢雪红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主张武装斗争,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再一个是以省参议会的议员、律师、媒体人、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温和、渐进、中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主张协商、对话,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后来杀得最多的恰恰是他们,而且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调停。比如台湾最著名的画家、整个台湾美术界的鼻祖陈澄波,他同时也是嘉义市的议员,嘉义是“二二八”的重要现场,杀的非常惨烈,他们想跟军队沟通,看能否说服军队温和一点,几个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包括陈澄波等8人去谈判,结果都被军队杀掉。所以我的另一个结论是,当极端狂潮席卷而来时,没有温和的、中道的空间,这时候任何温和、中道的努力都是徒劳,一切都应该在极端大潮来临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来临,就什么都完蛋了。台湾一代精英的夭亡给我的教训就是这样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暴力,没有,他们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这恰恰是他们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边,都是政府的敌人。另外,我个人怀疑对精英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可以站稳。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讲二二八,主要因为它是整个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二二八之后台湾转入清乡镇压,1949年5月19日台湾全岛戒严,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就有了马场町公园枪杀现场,就有了景美看守所,这是整个白色恐怖时期。

    

    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在我看来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标:一个是前面说的马场町公园,一个是景美看守所,一个是绿岛山庄。知道景美人权公园的大陆读者不多,但如果说到施明德,说到美丽岛,说到吕秀莲、陈菊、、柏杨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大陆读者则会非常熟悉,而他们都是成千上万景美囚徒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案子,比如说美丽岛案,比如江南案,都是在景美军法处的军事法庭和第一法庭审理的,最轰动的当然是1980年2月20日开幕的美丽岛大审,它是台湾人权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原来台湾的所有政治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所有政治犯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审判,都是以平民之身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对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想怎么操作就怎么做。整个台湾的政治犯的命运全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所有案件都经过他,量刑轻重、大小都归他决定。所有的侦查程序、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是演戏,所谓的证据都是打出来的。美丽岛大审根本改变了那样的情况。因为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国际舆论压力,蒋经国顶不住了,所以同意整个审判全部公开,同时允许媒体旁听,给了台湾反对派千载难逢的机会。

    

    景美基本上是两个机关的所在地,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戒严时期都是军事统治,军事统治的主要机关、执行机关是警总。警总之下有军法处,专门审政治犯;另一个重要机关是台湾军情局的军法处。他们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军事审判;二是羁押,因为很多政治犯并不是一抓进来就审判,一般关一年以上才开审,这一年多时间基本上是羁押时间;三是移送功能,审判后犯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移送其它监狱,另一部分是代监执行,即军法处经监狱授权,犯人不移送,就在景美服刑。

 

    犯人在景美服刑做什么?主要是生产,里面有很多监狱工厂,有洗衣厂、缝衣厂、手工艺厂。

    

    (图片6)很多人在监狱工厂被培养成工艺大师,田志敏就是其中一个。他进监狱之前没任何技能,入狱后学了一门手艺。政治犯出狱,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一是用人单位不敢接收,二是接收了警察会找上门恐吓。田志敏出狱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难友翁廷倩创办的一家工艺品商店,找到一个饭碗。不仅找到饭碗,还找到了爱人,他跟翁姓老板的妹妹廖桂珍爱上了,很快结了婚。之后开了自己的工艺品商店,作品远销日本、菲律宾等国。


    

(图片7)景美看守所医务室。这里有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台湾有很多政治犯,但蒋介石政府根本不承认,在国际上说台湾从来没有政治犯。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权状况关注很强烈,但一点辙没有。后来有一个重大突破。突破雷区的是景美看守所的犯人医生陈中统。陈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回国看望老父亲,然后结婚,没想到结婚的第16天就被抓了。看守所让他做监狱医生。当医生本来就比普通犯人自由,而他确实医术高明,看守所长官经常让他出去给自己的太太、孩子看病,所以他的自由空间更大。


中间有则趣闻。台湾有个著名的政治犯叫崔小萍,一次到医务室看病,一边打吊针一边跟陈中统聊天。崔问陈有没有孩子。陈说没有。为什么没有?陈说我结婚时间那么短就被抓,怎么可能有?崔说未必吧,时间短也可能有的。陈说:我的技术没那么高明。可后来他却有了两个小孩。服刑期间怎么会有孩子?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外出给看守所长官的家属看病,就利用这时间跟夫人幽会,所以他服刑期间一点没耽误。后来李敖还写文章开他的玩笑,说“陈中统的精子翻越了监狱的高墙。”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是个非常老实、非常质朴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心机,而是大智若愚。所以才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医生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知道很多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因什么事而进来,什么罪名,判多久等等,都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把400多人的政治犯名单寄到海外。美国、、欧洲的媒体都做了报道,炸弹一下子爆炸,搞得蒋介石政府非常难堪。整个国际政治救援就此展开。

 

    (图片8)这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被捕之前就恋爱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危险,不愿牵连对方,决定分手。但结果还是双双被捕,女生丁窈窕被判死刑,男生郭振纯被判无期徒刑。女生在自己被枪决之前,偷偷将诀别遗书和一缕自己的头发装在烟盒里,托人转交给爱人留作纪念。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是血和泪、苦难、冤案堆砌起来的。后来台湾当局做了道歉和补偿

 

    景美园区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汪希茗被抓关在景美,条件非常好,除了铁门像监狱外,里面简直是一个小别墅,有会客室、书房、高级卫生间、散步的小院。

    

景美而外,最重要的人权景点是绿岛。

 

(图片9)这是绿岛人权纪念碑,与大海只有一步之遥,上面都是受难者的名单,柏杨题字: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这个碑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我认为是象征一个幽暗的时代,走出去就是阳光,就是大海,就是今天,昨天跟今天如此之近,一步之遥。

    


    绿岛以前是所谓新生训导处,有点像大陆的劳教,不是正式服刑。1972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然后就在绿岛新建了一个全封闭性质的重刑监狱,叫绿岛山庄。现在山庄的主体建筑已经变成展览馆。当时很多作家关在绿岛山庄,比如吕秀莲、李敖、柏杨等。

(图片10)这是绿岛山庄的监室,也就是李敖他们当年坐的监室,小池子是卫生间,一个房间关10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国民党跟苏联的很多政治词汇是相通的,比如同志革命思想改造等。他们的洗脑教育也非常重要,政治犯尤其是绿岛的政治犯是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工作是用石头修建囚禁自己的监狱。学习就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全部接受反共教育,还有正儿八经的考试,如果考试不过关会加重刑期。

 

绿岛政治犯与绿岛居民互动很多,还互动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悲情故事。政治犯在岛内经常户外活动,比如巡回演出,原住民看病,给原住民的孩子补课等等。这跟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差不多。一个叫曾国英的政治犯和本地姑娘苏素霞,就因为经常一起巡回演出,日久生情,爱上了。但这给曾国英招来弥天大祸,一个姓刘的政战官也在追求苏素霞,听说曾苏之恋,大怒,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曾国英身上,把曾关进海边的碉堡里面,碉堡空间极其狭窄,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一天只送三个面包。一连关了好几天。苏素霞听说后很着急,为了救出曾国英,只好答应了刘姓政战官的求婚。但等到曾国英回到原单位后,她却在婚礼当天自杀殉情。

    

    (图片11)绿岛还有一个重要去处,即十三中队公墓。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如果死在绿岛,就葬到这里。很多官兵是从大陆去的,死后联系不上家属,所以没有后人扫墓。我去现场时,很多墓碑基本被野草淹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犯和看守他们的官兵是同一个命运,都被社会完全抛弃。这是绿岛的一个特殊景观。绿岛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阳光、明媚、青春,但十三中队墓地是另一种气质,阴森恐怖。


 

    这几个景点所浓缩的历史,我认为能够概括性地代表台湾的民主进程、人权进程,这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进程。蒋经国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当然需要蒋经国的远见卓识,需要决断,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多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人权的民间压力倒逼促成的,没有这样的前提,不可能有蒋经国启动变革。

    

    我游历的最后一个台湾人权景点,是高雄的美丽岛站,这儿有个人权学堂,我刚才讲台湾对人权教育高度重视,这就是一个例子。台湾还有所谓“国家级”的人权咨询委员会,地方各级政府也都有自己的人权委员会,这是高雄市的人权委员会。

 

高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首先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在这儿发生。其次,人权学堂所在的高雄地铁站,则是全世界最美的地铁站,排名第一。

 

经济低迷收入下降为什么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平权台湾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平权。考察台湾两个月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台湾太特殊,台湾太幸运,所以台湾转型最成功。众所周知,台湾民主已经走向规范,走向成熟,但最重要的不在这儿,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台湾今天的民主多么成功,而是它的转型多么成功,它的转型成功世上少有,最值得华人社会骄傲。为什么转型最成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转型成本的大与小。在蒋经国决定解严后,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到今天的20多年,台湾转型震荡很小,因而代价很小,虽然有过陈水扁时代的一点震荡,但相对其它国家的血与火和巨大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这点震荡之微不足道,世界范围都没多少可比的。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第四波的国家,都不能比。能够比的,我认为只有东欧几个国家,比如捷克、波兰、匈牙利。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台湾转型的成功是世界先进水平,是台湾最可骄傲的。

    

    台湾转型最成功,在于其特殊和幸运,这特殊和幸运大半因为经济平权。经济平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均富。台湾的均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基本兑现。一方面完成了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另一方面,没有以贫富悬殊为代价,而是均富和经济腾飞同步,经济腾飞的进程也是整个社会均富的进程。因为均富,台湾基本上消灭了底层、穷人,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消灭了痞子革命的可能。财富的均衡培养了台湾的一个重要元素:社会理性。也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双方都能控制在临界点以内。网友中年格瓦拉回忆他当年做社会运动尤其街头运动,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不能太常规太平静,因为那就没有媒体素材。需要冲突,但冲突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比如最多把政府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最多打破两扇玻璃。以一个限度为底线:不流血、不死人。我听说台湾有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领袖,能做到队伍需要什么时候拉出就拉出,需要拉出多少人就多少人,需要拉到什么地点就什么地点。这其实不是哪个领袖的本事,而是基于群众的理性。我曾问台湾的钱永祥老师,听说百万红衫军时,红衫军内部有个提议:冲进总统府;是不是有这回事?他的回答是有过这提议,但从来没有成为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也就一两个人说说而已。我问: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议题?钱老师的解释是:你知道红衫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吗?哪怕最普通的群众,哪怕上街游行,看到红灯都会马上停下来。人们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而这是从均富当中来的,消灭了底层即穷人阶层,因此台湾整个的社会运动是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具备基本理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收放有度。

    

    经济平权的另一个内容,是消费平权。这是大陆、香港和美国都缺乏的。消费平权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已不需要多高的价钱,因而不需要多高的收入,只要有一份基本收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都可以享受到。比如,大陆顶级演出我很少去,其中一个原因是收入不高,消费不起,最多一年去两三次。但在台湾,我到国家音乐厅看演出,15排以前的座位票价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块钱,台湾故宫的门票折合人民币才不到三十块钱。所以台湾的精神消费,普通人都能支付,富人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

    

物质上更是这样。比如我在台湾高铁吃份盒饭,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质量很好。我在台湾两个月期间,基本上都是在街头小摊吃饭,每餐消费平均下来不超过20块钱。再一个是行,台湾比较贵的交通是高铁,除此而外,台湾无论是大巴还是普通的火车都非常便宜,低于大陆的平均价格。我算了一下,如果在物价相对最高的台北生活,包括房租在内,一个月收入350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00块钱可以活得很好,没有压力。而且台湾7000块钱跟大陆7000块钱的含金量不一样,不仅是因为物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指数。大陆7000块钱一个月,一家老小的支出,孩子的读书、老人养老、自己的开销,全在这当中开支,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但台湾不一样,你这7000块钱一般只是日常消费,其它该有的社会保障都有,最重要的保障是健保,台湾的健保水平是世界级的,比美国、、欧洲很多国家做得好。我的一个朋友生大病住院动手术,全部花费8万多台币,最后自费是5000多台币,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其它都由健保承担。所以台湾月入7000块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很扎实的7000多块钱。

正因为如此,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但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整个社会非常平静,平静的承受了经济低迷、实际收入下降,而且不是一年,是连续十多年。台湾一个大学生现在的收入还不如十四、五年前,但显然台湾今天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十四、五年前。为什么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并未影响社会稳定?原因我想有这几点:

第一,有社会公平支撑。我收入下降,但整个社会都在下降,想得通。第二,有社会保障支撑,所以日常花费不高,不需要很多钱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品质。第三,有藏富于民支撑。台湾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政府没法与民争利,整个经济腾飞就是一个藏富于民的过程,因此台湾多数人都有比较丰厚的积蓄,经济低迷时期、收入下降时期可以靠积蓄来抵销一部分损失。

台湾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的心态都很从容、平和,原因就在这里。从这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平权、消费平权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缓冲带,能极大降低社会的风险指数,支撑社会理性。

    

对台湾的第三个感受也是最大感受,是人文台湾。这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尤其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台湾的两个月中有太多体验。其次体现为人际交往中的谦卑。我在大陆碰到无数有教主气派的人,但在台湾没见一个,而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都很低调,都夹着尾巴做人。在台湾,哪个精英敢放肆,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要放肆只能跑到大陆放肆,在台湾是绝不敢的。这也是平权台湾的一个侧面,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很多大陆人去台湾观光,觉得台湾没什么了不起,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台湾的人好,而我认为,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在大陆写过不少文章,也做了一点事,总的目标就这个目标,即追求一个人好的社会,追求一个人和人友善相待的社会。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至少30年50年的距离。

           ——(本文为作者在腾讯燕山大讲堂讲话原文,根据记录整理。原载《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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