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 | 刘柠: 构筑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

今年7月末,日本《朝日新闻》上海支局的一名资深特派员记者,因采访启东事件遭到当地警察的殴打,记者证和照相机被没收。因时间上刚好处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夕,事件显得格外敏感,相关微博很快被删除。该事态带来双重遗憾:首先,记者在第一时间便向警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仍未能逃脱暴力;其次,启东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日资企业王子制纸,这是一家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实力的老牌上市公司。随着记者调查采访的深入,很可能会发现某些有价值的线索。一旦发表,以《朝日新闻》对日本主流社会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日本国内所引发的舆论效应也许会对中国的报道阻力形成某种“牵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暴力不但打掉了中国的自信,很可能也打掉了通过两国舆论互动,推动中国民生问题解决的一线良机。

该事件并非孤例。事实上,近年来,由中国内地警察实施的针对日本新闻工作者的暴力呈明显的上升态势:2008年8月,两名日本媒体(《东京新闻》和日本电视台)驻北京特派员在新疆喀什地区采访时,遭中国武警殴打、拘留;2009年60周年大庆阅兵前夕,共同社等3名日本记者因从北京饭店一室隔窗拍摄阅兵彩排,遭公安突入室内殴打,笔记本电脑等器材被破坏……而且,笔者曾亲耳听一位受害当事人的记者朋友说过,暴力发生后,甭管日方如何抗议,中方都不可能向日方“道歉”,“表示遗憾”——是日方所能得到的中方最“低姿态”的表示。

战后中日两国互派记者制度肇始于1964年9月,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日本驻华记者的话语权及其影响力,基本与中日关系的历史成反比——越往后,越不济。从两国复交前到80年代的“蜜月期”,日本各大媒体的驻华特派员是享受跟廖公(承志) 定期在京城的割烹料理开“吹风会”待遇的,随便一位《朝日新闻》或共同社的特派员,都掌握“通天”的情报管道……开始走下坡路,是在90年代中后期;而实质性的式微,则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在中日世界“老二”的经济大国地位易位之后,开始加速。可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在中国内地各种事件现场“非法”采访,美国及那些经济实力远逊于日本的欧盟国家记者,却不见被无礼应对,唯独日本记者,屡屡成为施暴的目标。日本媒体从曾几何时,与中方领导人觥筹交错、独享“通风会”的踌躇满志,到21世纪初叶“提前”享受大陆新锐商业媒体的“国民待遇”的事实,是一个微妙的隐喻:在中国政府的眼中,日本已然坠落为“二流”国家。过去十数年来中日关系之种种,或有意,或无意,客观上均可为这点背书。

整整十年前,笔者应《人民画报》的邀请,以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包括对外友协副会长和前新华社驻东京分社首席记者在内的老一辈“日本通”。他们都曾为毛、周等领导人做过日语翻译,亲历过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全过程,对“中日友好”抱有真诚的信仰。可是,就在他们退居二线、期待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日关系“瓜熟蒂落”的时候,却迎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局面。面对这种不尽人意的状况,老一辈“中日友好”人士难掩失望,可他们却苦于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一筹莫展。两国媒体则纷纷以“大幅倒退”、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等评价对现状作出各自的“审判”。可殊不知,“大幅倒退”之后,还有更大的倒退,过了“最低点”,还有更低点;结果,越往后,“事故”越多,关系越僵——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30周年时,人们没想到在小泉政权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双方居然彻底背过脸去,作“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状;而好不容易送走了小泉纯一郎,在民主党政权下,人们断不会想到会有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最是两年后的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再次登陆钓鱼岛、宣示中国主权,连同两名凤凰卫视记者在内,一行14人悉数被日方以所谓“非法登陆”的嫌疑逮捕(48小时后被“强制遣返”)的事件,使一年来,从石原慎太郎的集资购岛计划,到“终战日”前后,国会议员们的靖国参拜等骚动,统统相形见绌。至此,由两国政府主导的、计划中的邦交正常化40周年系列“庆生”活动,在世人眼中,几乎成了笑柄。

从30周年到40周年,两国政府的推动不可谓不力,从首脑互访、国际场合(如APEC等)峰会,到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定期召开、政府间战略对话(如中日安全对话、经济对话等),到各种层次的论坛、交流活动,不一而足。可结果却有目共睹:衰退进程不仅未被遏止,反而有所加剧。种种迹象表明,中日关系的这种从上至下的“顶层结构”配置,经过四十年的“超期服役”,能量已基本耗散殆尽,亟待系统的维护、升级。40年来,不,其实是自从两国在战后初期开始恢复民间贸易,中方“以民促官”,以“渐进”的策略谋求推进邦交正常化以降的60年来,虽然有过颇为频密的“民间外交”时期,可谓极一时之胜,但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那些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所谓“民间机构”,在日方来说,虽然大部分是纯民间组织,少数具有半官半民的色彩,可在中国来说,则统统是不折不扣的官方机构,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贸促会,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从中国渔业协会、中国农业代表团,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等等,其实都是以“民间”的名义,为邦交正常化铺路。

譬如,为了回应一年前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和齿轮座剧团在北京的访华演出,1972年7月,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并在东京举行了盛大答谢演出。孙作为中方对日工作和中日贸易联络事务的负责人,竟被安排率文艺界的代表团出访,是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我自己也没想到,就在这次率舞剧团访日过程中,出现了对中日关系非常有利的高涨形势,国内要求我们因势利导,配合工作,以推动形势的发展,我是被推上了与芭蕾舞没有多少关系的另一个舞台。” 包括80年代,被认为是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大手笔”的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空前盛举,虽然应邀访华者来自各行各业,绝大多数系纯民间人士,但对中方来说,仍是政府行为,实际负责接待工作的则是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中日友协。诸如此类的官方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国家盛宴”,虽然能有效推进或部分实现国家的既定战略目标,但由于民间草根的长期缺席,也抑制了作为中日关系社会基础的民间交流机制的发育,造成了今天中日关系中“顶层结构”过分肥大,而“底层结构”发育不良,甚至根本付诸阙如的“一头沉”状况。

如此民间长期被“代表”、“越俎代庖”的结果,是形成了官民双方对日本问题及中日关系的判断标准的错位和表达的“温差”:如包括战争赔偿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一般认为,随着两国复交,在中日关系三个基本文件(即《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有所规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从90年代初开始至今,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却始终不绝,政府的公式立场显然并未尽涵盖草根层的权利诉求;再如,2005年春,京、沪、蓉等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并引发了针对日本使领馆和日资企业的暴力。关于这场反日运动的起因和背景,至今扑朔迷离。一个主要的导火索是日本“入常”问题。此前,日本政府曾在国际社会发动公关战,与德、印、巴西等国结成攻守同盟,欲谋求正面突破,并正式请求中国,寻求“理解与支持”。对此,中方既未否认,也未予实质性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唯恐日“入常”的“企图得逞”,遂发动反制。开始时是网上请愿,短时间内便征集了1100万名网民的签名,接着便发展至上街游行。事实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中方不认可日本的诉求,其“入常”断无一丝可能。正是官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误判,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结果,也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陷入被动局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政府主导的“顶层结构”已日益呈露边界。一味地“反串”、“代表”民间角色,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产生副作用。尽快构筑、完善中日关系的“底层结构”,实乃当务之急。法德关系之所以强大稳固,不可逆转,除了制度、价值观与文化的“兼容性”外,与两国全方位、多层次的民间交流有直接的关系。

以德法关系的坐标观中日关系,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可东亚毕竟不是欧洲,德法也不等于中日,中日关系只要能朝好的方向发展,假以时日,涓流成溪,集腋成裘,也许本无需焦虑。惟两国关系的结构性不合理,即“一头沉”的状况一日不改变,中日关系终无法从根本上规避在某些关口上倒退、逆转,甚至“归零”的风险。这也是中日关系从20年到30年,30年到40年,却始终无法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应对的“药方”,只有调整结构,扩大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流,而不是单纯依赖由政府“反串”的、以“民间”为看板的“国家盛宴”,变“一头沉”为“两头沉”,舍此无他。

就笔者的视野和思考所及,大致说来,窃以为应从如下几点着手推进:

首先是简化签证手续,为两国国民的民间交流创造条件。众所周知,国与国的外交,最重要的原则是对等原则。但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在签证政策上严重不对等。今天,随便一名日本人来华观光旅行,或会友洽商,均享受在入境口岸落地签证的待遇,且每次可在中国境内滞留15天(事实上的免签待遇)。可是,中国人赴日旅行,则需繁杂的手续(其中不乏与赴日者个人年收挂钩及地域歧视性措施)。而且,这还是经多次“改善”后、大大“简化”了的结果。

日本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其国内早已废除户籍制度和任何形式的身份歧视。中国人去日本,是为了学习、借鉴其文化和先进的文明(包括制度文明),同时也会带动日本的消费,贡献其经济增长,可谓“双赢”。作为邻国,日本理应以自身的经验和实力,来助力中国的民主化,这也不失为对自身最大的“保险”。可日本却反过来以早已为自己所摒弃的方式来要求中方和中国人,这不仅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而且与普世价值相抵牾,从而招致中国人内心的反感,得不偿失。我们注意到,去年8月,日本已经与台湾实行签证互免。诚望中日两国外交口,真正本着现代外交的对等原则,进一步简化赴日签证手续,以方便中日两国国民,特别是草根对草根的交流。笔者有一个大胆设想,以中日两大国为“先导”(其实已难称“先导”了),实行签证互免,不久的将来,像欧盟那样最终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区内免签。这将极大有利于地区的繁荣。诚望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共同推进这个愿景。

只有签证手续简化,才有可能有效推进第二、第三步,即中国民间“知日派”与日本民间“知华派”的交流和两国媒体的交流。先说前者。由于历史的渊源和某种同样源于历史的怨怼、情结,中国民间颇有一些“知日派”。他们不是外交官,也不从属于任何体制内的学术机构,甚至来自草根。但他们思想活跃,以互联网及社交网络为获取和交换信息的手段,知识更新快,且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任何功利目标,仅以“知日”为志业,有些人还拿出了过硬的成果,在媒体和某些学术领域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日本,也历来不乏外交界和学术、媒体圈之外的在野“知华派”,对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前,碍于中日关系民间长期缺位的“一头沉”状况,这两部分意见人士绝少与对方国家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接触,交换意见,更鲜有觥筹交错、面对面碰撞的机会。随着两国之间包括签证在内的种种樊篱的拆除,这两部分人士如能定期交流,加强沟通的话,将会起到两国“体制派”所起不到的作用,对两国民间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和解,善莫大焉。

日本历来有种根深蒂固的战略思维,总是试图通过培养、扶植“亲日派”,来抑制对方国家的反日情绪。他国情况如何,另当别论,但事实证明,至少这种思维在中国难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源自历史的情结,“亲日派”虽然并不能与“汉奸”划等号,但基本上是一个负面词汇。一个人一旦被打上“亲日派”的标签,便意味着作为有限,甚至会被“雪藏”。因此,与其培植“亲日派”,不如寄望于“知日派”,后者能量更大,影响也更广泛、持久。从长期的视点出发,日本唯有扩大敢于对其“是其是,非其非”的“知日”层,才能有效制约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性发作。客观上,一个对主流社会有相当辐射作用的“知日”层的存在,能理性地看待、评价对方的长处,了解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以平衡感良好的国际观,冷静、温和地应对、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棘手问题,恰恰是维系和平、双赢的两国关系的重要砝码。

第三是两国媒体的交流。日本书店里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碰鼻子碰眼,但多是负面的;而随便去一处京、沪的报亭,各种新闻类报刊杂志传递出的氛围,总给人以仿佛下周就要开战的错觉。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钓鱼岛主权纷争的升温,“中日必有一战”论甚嚣尘上,一些媒体甚至公开谈论解放军拿下日本列岛所需日程表(从“一月论”到“三月论”等),言外之意,胜负已不在话下。在双方社会中如此聒噪喧嚣的民族主义声浪,其来有自,我虽然不认为应当由媒体来负全责,但两国媒体理应同时承担起为各自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潜流“疏浚”之责,否则后患无穷。为此,中日媒体的深度交流成为当务之急。只有两国媒体人之间建立起基于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互信,才有可能通过对方的报道,去了解那个社会中的合理与不合理,并尽可能客观、理性地向自己国家的读者传达事实,解读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及背景,并提出规避风险的建言——媒体所谓的“建设性”,此之谓也。

两国媒体交流,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它要求那个国家对外部世界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而开放则源于自信。北京奥运前夕和日本“3.11”巨震后,两个国家均有不错的实绩。奥运期间,外国媒体在北京街头采访,一度相当自由,也多少洗刷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的负面“成见”;“3.11”震后翌日,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遂开通了赴灾区报道新闻记者绿色通道,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商业媒体记者在第一时间拿到签证,火速奔赴日本灾区,以连篇累牍的超大版面,全方位、多视角地呈现了巨震之惨烈和灾难中井然有序的社会及日本国民特有的文化心态。日本虽然是一个言论、报道自由的国家,但如此大规模、高密度地接纳外国媒体,特别是来自有过历史恩怨的邻国的新闻记者,在战后是破天荒的事情。

但是,毋庸讳言,“负能量”始终存在,并有抬头的趋势。从上述在启东事件中成为“牺牲”的《朝日新闻》上海支局特派员的个案亦能看出,开放两国媒体交流,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关涉那个国家彼时方方面面的情势、心态及背后一整套游戏规则的“升级”。但新闻媒体是社会的触角,逐步开放媒体,让中日媒体人自由互动,无疑是两国普通民众自由交流时代的前奏。对此,笔者愿持一份谨慎的乐观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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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6日, 12:16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