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大军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巴斯克:无效的恐怖行动

“既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做暴君”

公元5世纪,残暴的日耳曼蛮族部落西哥特人扫平了比利牛斯山脉,并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伊比利亚省。公元710年,该部落的国王罗德里克(Roderick)错误地蹂躏了休达(Ceuta)公爵的女儿,当时的休达是拜占庭帝国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相望的前哨。第二年,公爵听闻罗德里克一直在北部镇压巴斯克人的起义,就决定派遣1.8万名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入侵,这些人对取代西哥特人统治西班牙很感兴趣。数周后,罗德里克战死于加的斯(Cadiz)以东的一场战斗,那里的西哥特政权也被摩尔人攻击得摇摇欲坠。后来,摩尔人在西班牙居留长达八个世纪。11

摩尔人败走西班牙后,巴斯克人仍然存在,因为他们比西班牙的所有征服者存在的时间都长。巴斯克人居住在一片丛林茂密的土地上,该地夹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西南部的边缘地带,西班牙和法国在那里接壤。四个面积最大、巴斯克人最多的地区——比斯卡亚(Vizcaya)、阿拉瓦(Alava)、吉斯考斯(Guipuz-coa)和纳瓦拉(Navarra)——位于西班牙境内,总有250万人。有关巴斯克人渊源的难以泯灭的标志之一是他们的语言,巴斯克语(Euskara)与周围的语言完全不同,是罗马帝国灭亡后唯一一直在使用的语言。如果说巴斯克人是欧洲最早要求自治的民族,这种要求很少得到完全的满足——尽管西班牙王国通常允许巴斯克人采纳他们的中世纪法律,并拥有民选领袖和地方自主权。但是对那些按照巴斯克谚语的说法“既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做暴君”的人来说,他们从未完全心甘情愿地接受马德里君主的统治。12

一个世纪以前,随着包括比斯卡亚在内的西班牙部分地区开始了迅速的工业化进程,来自南方的贫穷劳力向北部城市移居。这一进程似乎重新带来了让西班牙同化巴斯克人的危险。部分地是为了使巴斯克人的国家免于外部移民的入侵,巴斯克民族党成立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巴斯克人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然而当弗朗哥确立了在西班牙的统治地位后,这个共和国便消失了。作为强烈反对弗朗哥主义的族群,巴斯克人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厉对待:巴斯克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形式都遭到禁止,而且政治上的集权化也试图让该地区接受马德里的领导。13

然而,弗朗哥的长期执政却强化了巴斯克人的决心。1950年代,分裂主义运动开始萌发,激进分子开始寻求完全的独立。1959年,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的组织(即埃塔),该组织的明确目标是反抗弗朗哥的压迫。当时并没有提及暴力问题。但到了196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位居住在巴斯克地区并支持巴斯克人事业的德国实业家出版了一本名为《瓦斯科尼亚》(Vasconia)的书。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巴斯克民族主义的圣经,它号召通过直接手段获取自由。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革命(以及法农和格瓦拉的言论)的鼓舞,该书坚称游击战是获得解放的途径。14

1968年6月,一位埃塔成员被西班牙国民卫队成员从车中拖出后杀掉。两个月后,作为报复,埃塔谋杀了一名遭人恨恶的警官。这使得恐怖活动开始升级,在此过程中,被谋杀的埃塔成员成为殉道者,与此同时,西班牙当局的镇压行动给巴斯克分离主义活动火上浇油。埃塔的成员数量迅速增加,在很多巴斯克人看来,埃塔是保卫他们古老权利的无畏英雄。埃塔希望引发一场会导致西班牙内战的全面叛乱,但他们对暴力的痴迷模糊了这样一个现实:政府的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而且只有一小部分巴斯克人真正对武装斗争感兴趣。多数巴斯克人相信,弗朗哥不久后将会垮台,被一个更为友善的政府所取代。15

“我们需要和平”

这一愿望在1975年弗朗哥去世后实现了。胡安•卡洛斯国王和新首相同意在新宪法中扩大巴斯克的自治权:巴斯克人无需缴纳联邦税,它将拥有自己的议会,并由该议会选举自己的主席;学校、警察和法院将由地方管理。尽管宪法禁止任何形式的分裂国家的投票,西班牙新的分权体制仍为未来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留下了希望。在巴斯克地区,民族党控制了政局,并愿意在宪法框架下活动。

但就在西班牙告别法西斯历史的关键时刻,埃塔却拒绝放弃武装斗争,该组织声称巴斯克独立而非在西班牙内部拥有更多的民主才是唯一正确的目标。埃塔不愿意单方面解除武装,无法提出任何依靠不让人有生命危险的手段的战略,并且升级了暴力行为。1980年代,埃塔和西班牙议会军之间爆发了一成“肮脏之战”,致使约30名民族主义分子被杀。最后,埃塔非但没有仅仅打击西班牙的官员和地方的警察,而是向富有的巴斯克商人勒索所谓的“革命税”。后来,埃塔在商店和文化旅游点实施炸弹爆炸,试图通过破坏西班牙的旅游业使政府就范。所有这些都破坏了很多西班牙人对巴斯克人目标的立场,埃塔最终也被大部分巴斯克人所疏远。16

到了1992年,受到压抑的对另一种策略的向往促成了“艾尔卡里”(Elkarri)的成立,这是一场“社会性的、多元的和独立的运动”,拒绝武装冲突:“我们反对一切暴力宣言,因为它们让我们处于对抗的僵局之中,而这正是艾尔卡里希望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的障碍。”几乎所有巴斯克乡镇都举行了会议和研讨会,并有超过25万人签名支持这一计划。17

对对话的诉求并没有终止暴力,不过公众对20年零星恐怖活动的容忍终于在1997年7月走到了尽头——当时,执政党人民党受人欢迎的地方议员米格尔•安赫尔•布兰科遭到绑架并被杀害。50余万巴斯克人走上毕尔巴鄂(Bilbao)街头抗议这一行径,600万人在西班牙各地参加抗议,他们高举的拳头被涂成白色,高呼“够了!够了!”。10月,30万人打着印有“我们需要和平”的旗帜重返街头。之前,埃塔在国王参观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Guggenheim)现代艺术馆时发起手榴弹攻击,而一名巴斯克警察在挫败这一攻击的过程中殉职。西班牙人和巴斯克人在自治权的范围上确有争议,但都认为必须终止暴力。18

在埃塔宣布单方面停火一年后,作为埃塔政治分支的人民团结党(Herri Batasuna)的一群更年轻的领导人开始与该党过去的暴力活动划清界限。在下一个月,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分支、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出现在了毕尔巴鄂机场的停机坪,并向在场的众多挥舞着爱尔兰和巴斯克旗帜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分子发表讲话。在爱尔兰共和军同意就北爱尔兰和平问题展开对话几个月后,亚当斯就成了非暴力道路的跟从者。他说:“这与枪支、爆炸物或其他战争装备无关。”他还向巴斯克人“抓住机会放弃对抗,走向正义与和平”表示了敬意。19

尽管20世纪的非暴力运动在取得进展时往往会挑起冲突而不是寻求和平,但将暴力列为运动的制裁手段会败坏掉任何事业的名声。作为叛乱武器的恐怖行为让民众感到恐惧,并最终与民众走上对立的道路,而在获取合法性和吸引外部支援时必须要有民众的支持;它可能将冲突中的问题从所追求的实质性目标变为用来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巴斯克地区,作为独立手段的暴力最终葬送了独立的前景。

巴斯克独立问题在本世纪最后20年还面临着另一个障碍。当西班牙由独裁制转为民主制,并且新宪法恢复了巴斯克的传统自治地位后,独立运动的一致性便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更好战的民族主义分子拒绝与西班牙政府有任何妥协。他们不再是一项光荣事业的推动者,而是成了人民对常态社会的希望的敌人。寻求暴力的人最终的下场是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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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和巴斯克的埃塔组织来说,选择暴力作为斗争手段对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致命的,其中的原因只是在于:他们永远都无法和政府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对抗。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指出,“在以暴力对抗暴力的过程中,政府拥有绝对的优势”。很少仅靠武力本身就能实现改变的。当卡斯特罗的武装力量突破了巴蒂斯塔政权的外围防线后,古巴人民已经开始对旧政权感到厌倦。但在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从未能让很多爱尔兰民众(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支持其目标。任何极端形式的暴力都无法取代民众的支持。20

即使暴力看上去确实能够改变局势,非暴力行为可能同样或者更加有效。而且,通过衡量在避免生命、财产和人力可能的损失的情况下夺取权力和实现正义所具有的潜在收益,非暴力手段在20世纪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至少应该为自己赢得与暴力平起平坐的地位。非暴力抵抗的失败会带来被镇压的风险,与暴力抗争失败会带来的结果一样。但事实表明,它并没有对几代人最宝贵的年华和维系自由、人权与民主的运动的命运产生严重的威胁。

在20世纪,暴力手段的缺点不是在冲突过程中,而是在事后才能更清楚地体现出来,但对暴力非常投入的领导人会有动力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辩护。他们的眼光被舆论和当代史对暴力的夸大倾向所左右:我们记得获得成功的叛乱——我们记得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可是许多人却记不起泰米尔猛虎组织、巴斯克埃塔组织或者车臣的自由战士。车臣人已同俄罗斯人对抗了将近两个世纪;一位俄罗斯作家曾这样评论车臣人说:“车臣人认可的原则就是战争”。1999年,车臣用这一“原则”作为从俄罗斯获取自治的手段,这使他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的社会被摧毁。习惯性的选择并不会使这种选择变得明智,很多选择通过暴力获取权力的人并不了解,他们选择的每一种制裁手段不仅会有可能带来好处,也会付出代价。不对不同的策略加以相互比较就进行取舍是盲目的。21

选择暴力手段的人不善于进行理性评估。作为众多后人模仿的对象,布尔什维克对工具层面的暴力赋予了某种宗教的色彩:革命仪式必须是暴力的,否则它不会有净化作用。当列宁新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司法委员斯坦伯格(I.N. Steinberg)反对政府当场击毙所有“投机商、恶棍和反革命分子”的命令时,他向列宁挖苦道:“既然这样,还要人民司法委员会做什么?我们不如干脆叫它‘社会灭绝委员会’就好了!”列宁高兴地回答道:“说得好!它就该这样;不过我们不能那样说”——列宁这种一贯的风格恰如其分地表明,恐怖行径不仅是他的手段,也是他的动机。22

如果屠杀是自我出于玩乐或者夺取权力的目的而对其他人施加的终极压迫,那么从心理上讲,让许多心狠手辣的屠夫共同感受到的兴奋就是克服失败的恐惧感——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的荒谬之策。当阿伦特听到法农把暴力赞美为一种让人们联系起来的“伟大机制”时,她将这看做一种昏迷状态。在这种昏迷状态中,死亡不会让人感到恐惧,而是被当作了一种巅峰体验。但阿伦特指出,死亡“可能是最沉重的反政治体验”,它意味着“极端的孤独和无能”。因此,“权力的任何缩减都可能会导致暴力”。23

当契尔瓦那亚甘姆在1949年自信地向他的泰米尔同胞许下诺言,承诺以印度洋对岸甘地式的非暴力行动实现独立时,他激起了人们最高的期望。20多年后,当他无法取得任何成就时,斯里兰卡的暴力之门就被打开了。对于非暴力策略和民主力量来说,不做没有把握兑现的承诺都是必须恪守公理。接下来的20年,故意的暴力行为不仅未能解决问题,还带来更大的破坏。

即使暴力手段在解决上层权力移转上看似有效,暴力的文化可能会破坏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机会。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重要领袖斯通•司赞妮(Stone Sizani)指出,“南部非洲有很多国家通过枪杆子实现了自由”,消灭了殖民者后,它们发现,它们不得不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作斗争,因为后者不喜欢取代殖民体系的新体制。24

暴力也许能够赶走殖民统治者,不过,获取控制权的军事行动与培养治理能力的民众行动不一样。印度、波兰等地的非暴力运动都是民主制度的孵化器。它们教会了个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以及就他们目标的内容和实现目标的过程达成共识。暴力不能提供学习的机会,而武力本质上也是负面的:它可以阻止或者消灭敌人,却无法强迫人们认同其目标。用武力夺取权力也许能够破坏旧秩序,但你无法让你的民众获得自由,除非他们认可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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