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77）

作者：张大军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让那个畜生继续掌权”

由于米洛舍维奇的战争让南斯拉夫的范围缩小到只包括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省，他将大量的金钱用于军队和特警身上，这些军队和特警中的很多军官后来被指认为战争罪犯。当局后来变成某位记者所谓的“盗贼政权，”这种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利用其职位让自己变得富有起来，同时，失业率达到了50%，而且人均收入自1989年以来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有力但却分裂的反对运动，反对运动在1996-1997年间的抗议中首次展示了其力量。将米洛舍维奇视为贪婪的独裁者的人数在贝尔格莱德像在布鲁塞尔一样多。31

如果说米洛舍维奇在二十世纪末是巴尔干半岛总的不稳定的源头以及特别是“种族清洗”的源头，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让他就范。以暴力对付他就是玩一种他所熟悉的游戏。远在北约的选项缩减为轰炸或者迁就于科索沃的屠杀之前，他不会预料到会有这样一种系统的方案：支持塞尔维亚的民主反对派并让他忙于国内的事务。不过，在白宫或者白厅【译注：指英国政府】可能的行动清单中，这一方案从未占据突出的位置。

相反，通过外交手段稳定巴尔干半岛的局势的努力让所有其他选择-这种努力在代顿首次达到其最高潮-都退居次要地位。一旦达成协议成了目标，那么，米洛舍维奇的签字就是必须的了–而这意味着讨好而非打击这位巴尔干地区不幸的制造者。美国的塞尔维亚团结大会的代斯克•尼吉托维奇（Desko Nikitovic）声称，西方“将米洛舍维奇抬升到皇族的地位，”因为在代顿会议之前的一段时间，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拒绝与其他的塞族领导人打交道。耐博萨•科维奇（Nebojsa Covic）是塞尔维亚的一位反对派领袖，他告诉赫尔辛基委员会，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米洛舍维奇的权力来源就是“国际社会事实上所赋予他的合法性。”32

对于西方没能及时支持米洛舍维奇的反对者，即便参与了代顿协议谈判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最终也感到后悔，并在他的有关代顿会谈的回忆录中总结说：“华盛顿错失了一个影响事态的机会”-也即对1996-1997年的抗议表示支持。霍尔布鲁克解释道，克林顿政府那时没有往贝尔格莱德派任何高级官员，因为人们担心，米洛舍维奇会利用这些访问，假装他获得了克林顿政府的支持。克林顿政府更关心的是米洛舍维奇会做什么，而不是他的对手可能会做什么-如果他们拥有做事的手段的话。33

尽管“团结起来”因内斗而于1997年解散，一场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强有力的运动的动因依旧存在：总统不受人欢迎，反对派还没有被迫沉默下来，国际人权团体正在当地考察事态的情况，以及像《每日电讯》这样的斗志旺盛的独立媒体正在找茬。另外，如果反对派曾设计出或者被告知通过非暴力行动夺取权力的战略–如何让米洛舍维奇无法运用其强制手段，以及如何让他不能获得为实行统治所需的民众的合作，这将会让反对派有更多的动力去保持团结。

然而，西方政府对塞尔维亚民主人士漠不关心已有一段时间了。维兰•马提奇是B92广播电台的编辑，他告诉赫尔辛基委员会说，“1991年、1992年和1993年有许多支持民主和反对战争的示威。所有这些运动以及媒体都在极少甚或没有西方的支持的情况下延续了下来。”34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是，如果有了这样的支持-甚至更早在米洛舍维奇推动波斯尼亚的杀戮行为时就有这样的支持，它们会做些什么事来缩短米洛舍维奇掌权的时代。

当变革联盟于1998年中成立时，形成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更强有力的阵线的希望就萌生了。在一位受人尊敬的前银行家的带领下，该联盟试图恢复运动的团结，可是，时间却来不及了，因为许多人担心米洛舍维奇会利用科索沃的麻烦来转移人们对塞尔维亚国内问题的关注。对于米洛舍维奇来说，这从来都与科索沃人无关；这一直都与他自己有关。前总理米兰•帕尼奇于1998年12月敦促西方停止与米洛舍维奇打交道，并施加制裁，直到民主改革和新闻自由实现了。可是，两个月后，那些外交官又在朗布依埃与他会谈了。当他依据在那里谈判达成的协议采取行动的最后期限过后，北约在1999年3月履行了其采取军事行动的承诺。

“如果塞尔维亚的民主派反对团体获得的帮助相当于美国几枚导弹的成本，今天的情况可能就会不同，”代斯克•尼吉托维奇在北约轰炸期间说道。“我相信米洛舍维奇可能已经完蛋了。”一直能够为运动所用的是因有国际支持者而获得的信誉，用以帮助民众在罢工时维持生计的资金，用于地下印刷的设备以及其他资源。美国国务院指出，它在1998年给了塞尔维亚的独立媒体1,50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在1999年春季以巡航导弹和军备物资的形式向塞尔维亚捐赠了10多亿美元。35

与像军阀一样行事的统治者谈判通常都是徒劳无功的，而对他们施加更多的暴力肯定会恶化总的混乱状况并且还会牺牲无辜的生命。不过，最想要推翻他们的是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而如果在1999年初的危机之前早早就在1997-1998年间向塞尔维亚的反对派提供大量及时的帮助，那么这可能就会有助于使米洛舍维奇无法犯下他在科索沃的罪行，并以此避免北约军事干预的生命损失和大量的成本。

在空中打击行动开始之后仅仅几天，警察又袭击了B92广播电台的办公室，其编辑人员被逮捕。接着，当《每日电讯报》的编辑斯拉夫科•库鲁维查（Slavko Curuvija）在其贝尔格莱德的公寓外面与其妻子一起散步时，他被雇佣的塞尔维亚枪手暗杀。当局还努力切断30,000到40,000名学生的互联网接口，以限制独立信息的传播。“这影响的不仅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人权，而且也是我的人权，”记者以及警察以前的打击对象威斯纳•考斯蒂奇（Vesna Kostic）解释道。“米洛舍维奇已经正在对独立媒体和反对派采取措施。这一轰炸将意味着让那个畜生继续掌权一百年…”她的预言是夸大其词，不过，她对他的意图的理解是对的。36

其他的塞尔维亚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带入到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运动之中，其中的许多人想过他们应该加入到那一联盟之中。对于他们来说，让他们的国家因这同一联盟而遭受蹂躏是一种背叛。年轻人公开谈论的不是有一天去重建该国，而是移民。“他摧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中的最好年华。”其中的一位这样说道。“我只是无法再容忍下去。”37

“他完了”

事实很快就证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的暴力环境所催生的年轻人的绝望和背弃对于这一独裁者的下场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998年10月10日，几个参加过1996-97年抗议的资深学生活动分子成立了一个名为“抵抗”的团体，作为新的反抗形式的载体。它将一个紧握着的黑乎乎的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这是有意戏弄曾作为布尔什维克原有标志也是米洛舍维奇最钟爱的形象的血淋淋的拳头。不过，与共产党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构建中央集权型或者等级式的领导体系，而是聚焦于草根层面的组织。他们藐视那位独裁者的权威，以此作为他们剥夺其权力的斗争的第一步。38

北约的轰炸有助于当局压制反对派，在此之后，“抵抗”的组织工作进入轨道，带有一种静悄悄的报复效应。在有些地方，组织工作的中心是俱乐部-年轻人可以到那里玩乐，做运动或者在周末搞聚会，或者更常见的是，组织工作是在活动人士家里的餐厅和卧室中进行的。按照“抵抗”在诺维萨德（Novi Sad）的一位活动人士斯坦科•拉兹地奇（Stanko Lazendic）的说法，有些“十八、九岁的男孩与女孩，”“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十几岁的年轻人比起来，”他们生活“在绝对贫困的状态之中。”“‘抵抗’为这些孩子提供聚会的场所，一种他们能够表达其富有创意的观点的地方。”简言之，它教他们如何让自己变得有力量。39

它还教授他们一种关于如何获取政治权力的哲学。该组织的领导人知道，他们“不能对拥有三倍于其力量和武器的人使用武力，”-这是拉兹地奇的话。“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些事，那里的学生们被军队犁庭扫穴。”因此，暴力不会起作用，另外，暴力是米洛舍维奇的标志，“抵抗”组织必须有不同的主张。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中过多地采用了暴力，”斯拉加•波波维奇说道-27岁的他自称为“抵抗”组织的“意识形态政委。”年轻的活动人士必须采用非暴力的方法，“以显示他们是如何地卓越，如何地先进，如何地文明。”40

这些有关如何培育非暴力力量的相对复杂的知识不是凭直觉就能得到的。米尔坚科•得雷塔（Miljenko Dereta）是贝尔格莱德一家名为“公民倡议”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他从美国的自由之家那里得到资助，印刷并分发了5,000册基恩•夏普的书–《从独裁到民主：讨论解放问题的概念性框架》。“抵抗”组织找到夏普的三卷本重要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任意地将其中的某些部分改编成塞尔维亚语的小册子，他们将此小册子戏称为“抵抗组织用户手册。”在有意地采纳这种“个人非暴力抵抗的意识形态”-这是波波维奇的话-的同时，活动人士们还于2000年3月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直接接受夏普的同事罗伯特•赫尔维上校的培训。

赫尔维强调的是如何打破人们屈服于当局的惯性，以及如何策反当局的“支撑力量，”包括警察和武装部队。他提醒他们，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玷污了非暴力抗争，”尤其不能采取暴力行动，因为暴力行动会阻碍普通人加入到运动中来，并会疏远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可能是物质和财政援助的来源。正如波波维奇所言，“坚守非暴力，这样你就会得到第三方的支持。”41

以前塞尔维亚的反对派基本上无法争取到的这种支持现在开始浮现。“抵抗”组织和其他异议人士团体从与美国政府有联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资助。“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与丹尼尔•瑟维尔（Daniel Serwer）紧密合作，后者是美国和平研究所负责巴尔干地区的项目主任，其在反越战示威中遭遇催泪瓦斯的经历让他在他们的眼中显得特别可信。同样由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的国际共和学会将资金拨给反对派并几次与“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见面。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上述大部分资金的来源，也是制作诸如T恤衫和粘贴标签之类物品所需资金的来源。

粘贴标签远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它们代表着“抵抗”组织对米洛舍维奇的毫不留情和无所不在的打击，这让人感到振奋。波波维奇将粘贴标签称为“关键的媒介，”这部分是因为张贴标签会让人更加能吸引警察的注意，不过，“就粘贴标签来说，”“你可以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在接近斗争的高潮时，“抵抗”组织开始加倍努力，四处在平坦的表面上贴上180万张上面写着“他完了”的标签。不过，重要的不仅是反对派标签的数量，也包括它的内容。在当局开始谎称“抵抗”组织的成员是恐怖分子和毒贩子之后，许多人开始穿上面写着“抵抗组织，瘾君子”的T恤衫，以此嘲讽政府的宣传手法。“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充满着幽默感，”波波维奇回忆道，因为这让非暴力活动分子有了自信心。42

诸如此类的策略的大胆性似乎让当局感到不安。斯拉杰•米利沃杰维奇（Srdjan Milivojevic）是“抵抗”组织在克鲁塞维奇（Krusevac）的一位活动人士。他记得曾在那里的警察总部涂鸦喷画出一个大大的拳头，还有一行字：“邪恶的人，你们背叛了科索沃，”以及“抵抗”组织的名称。第二天早晨，安全人员过来给那个拳头拍照。“他们停留了很长时间，”米利沃杰维奇说。“我注意到他们害怕它。”因此而变得勇敢的他当天晚上爬上那幢建筑的顶部，用锤子将警察局的卫星天线破坏掉。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破坏行为，而且这似乎也没有产生影响。他在谈到喷画行为时说道：“我理解，通过这些小小的行动，我所能做到的远远超过任何暴力行动的效果。”此类行为正在塞尔维亚各地发生；在其顶峰时期，“抵抗”组织有70,000名成员，130个分支机构。43

正如科拉松•阿基诺的包着黄头巾的菲律宾支持者所发现的那样，如果人民力量全面开花，其心理压力会带来两个战略上的好处：它将对下面要发生什么的焦虑从挑战当局的人那里转给当局自己（当局随后的镇压常常会起反作用），而且它在警察和军官的头脑中留下这样的疑惑：他们所效忠的统治者能够延续多久。米洛舍维奇“只有在警察和军队的支持下才会顽抗，”反对派领袖（后来的塞尔维亚总理）佐兰•迪金迪季奇（Zoran Djindjic）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影响他周围的警察和军人，并让他们思考‘他们是否应该支持米洛舍维奇’…那么，他就不可能维系下去了。”44

“抵抗”组织和其他反对派人士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要说服警察，他们没有被视为运动的敌人，而是事实上的天然盟友。“我们的信息是：警察与我们之间没有冲突，”斯拉杰•波波维奇回忆道。“我们的信息是：我们都是体制的受害者，而且没有理由让受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发生冲突。一类受害者穿着蓝色的制服，其他的受害者则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塞尔维亚的国家足球队穿着蓝色的队服，民众常常高呼“蓝色的男儿！蓝色的男儿！”以示支持。所以，这是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民众有时热情地向警察高呼的口号。45

这位独裁者在2000年6月强迫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他再次竞选总统职务。这促发了各种事态，其综合效应就是将米洛舍维奇与警察和他的其他“支持力量”区隔开来。7月27日，他将选举日期定在了两个月之后，并且自信他能够赢得选举或者至少能够操纵选票的计算。与在智利举行全民公决的皮诺切特一样，用提奥菲尔•潘希奇（Teofil Pancic）-他是贝尔格莱德一家名为《时代（Vreme）》的杂志的记者-的话来说，米洛舍维奇“想要有合法性。”46

在塞尔维亚的所有工作单位，官方要求投票给米洛舍维奇的压力都很大。不过，反对他的运动的压力也很大。“抵抗”组织施压要求反对派政党团结在佛季斯拉夫•科斯塔尼卡（Vojislav Kostunica）这位单一的总统候选人的周围，以记者佐兰•赛库里奇（Zoran Sekulic）的话说，科斯塔尼卡是“不会妥协的一位人物”-他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位学者。科斯塔尼卡从被操纵的媒体那里受到“攻击…诽谤…诋毁，”不过，他后来说，这让他得到“普遍的”支持，因此，对国有媒体的憎恶情绪非常强烈。47

“抵抗”组织年轻人持续的榜样行为结出了果实。“在选举之前，反对派最后的一个信息是：我们不是要你将票投给我们，不过，在你投票之前，”赛库里奇说，“你应该问问你的孩子你应该投谁的票，然后就按照你孩子所告诉你的去做。”这其中所蕴含的是攸关塞尔维亚前途的一个更大的抉择；所有人都知道，塞尔维亚的年轻人正以创纪录的人数移民出去。迪金迪季奇说，选项很简单：“我们将融入这世界”–塞尔维亚会拒绝因米洛舍维奇而引起的战争和孤立状态，或者“你的孩子将融入这世界，而其中却没有你。”48

在国外的支持下，大约30,000名选举观察员受到培训，被动员起来并被分散到10,000个投票站，以帮助防止米洛舍维奇偷走9月24日的选举。在卡卡可（Cacak），反对派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在计算选票的当天晚上，20,000名塞尔维亚人聚集在大楼的外面，威胁任何潜在的偷窃选票的人。49

在选举结果显示科斯塔尼卡明显赢得简单多数（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之后两天，米洛舍维奇承认他名列第二，但坚持要进行复选。民众涌上贝尔格莱德的街头，挥舞着婴儿摇铃，讥讽米洛舍维奇不肯认输。反对派声称在9月24日的选举中取得完胜；科斯塔尼卡后来说，进行复选就是要“接受某种造假或者属于谎话的东西，”这回应了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信念：解放需要终止“生活在谎言之中。”50

10月2日举行了总罢工，民众封堵了桥梁和道路，高中学生罢课，7,500名矿工与纺织工人加入了罢工。反对派选择开展全国范围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以确保其胜利果实并阻止复选。迪金迪季奇记得，接下来，50个城市每天都有集会和封锁交通的事件，而且“警察们感到非常非常迷惑。”可是，这不仅仅是迷惑不解的问题。佐兰•茨维克维奇（Zoran Zivkovic）是尼斯（Nis）市的市长，也是“抵抗”组织的盟友。他说：“我们与军队和警察进行了秘密的会谈。所达成的协议是，他们不会不遵守【命令】，不过他们也不会执行命令…因此，当米洛舍维奇要求采取行动时，他们说好，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51

“抵抗”组织稳步的进展，反对派总统竞选的充满希望的热情，以及警察被命令要从事的让人精疲力尽且有害的工作（也即“与民众对抗、打人、维持警戒线”）都削弱了当局最后的支持力量。维里米尔•伊里奇（Velimir Ilic）回忆道，“警察局的一位高层人士告诉我…请击垮米洛舍维奇，连我都烦他了。”伊里奇是卡卡可的市长以及反对派的领袖，几个月来，他慢慢地搜集了军队和警察中关键人物的名单，以推断谁可能在摊牌的时刻不会支持当局。52

10月4日和10月5日就是摊牌的时刻：10月4日，二十五万名塞尔维亚人集会支持泰姆纳瓦（Tamnava）矿井中罢工的矿工；10月5日警察从科卢巴拉（Kolubara）的矿山综合体中撤出-那里有工人一直在罢工。当这样的时刻到来时，维里米尔•伊里奇带领着一群推土机以及来自塞尔维亚各地的、载着200,000名民众的几千辆小汽车、卡车和公交车进入到贝尔格莱德，此时，警察和军队基本上站在一边不闻不问。这是地方的反叛，而当抗议者抵达官方权力的所在地时，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下台之前拒绝后退的立场显然已为世人所知。不过，没有人发过一枪子弹。斯拉杰•波波维奇说：“我们训令全国的人都不要攻击警察，不要使用暴力，且要组织起来。正如甘地所说…你必须一直培训非暴力人士，直到不再需要斗争之时为止。”53

不幸的是，当议会与国家电视台大楼中的房间着火时从其中飘出的烟雾促使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其他电视网以看似暴力的形象作为它们报道的视觉标志，尽管当天在塞尔维亚只有两个人在毫不相干的事故中被杀死。与往常一样，世界媒体聚焦于最后的疯狂，而不是真正带来改变的有韧性的运动。《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认为，革命“一直都带有‘抵抗’组织非暴力理想的印记。”当他之前在1998年12月被捕时，波波维奇记得约格•路易斯•博格斯（Jorge Luis Borges）所说的一句话：“暴力是弱者的最后避难所。”他知道，镇压最终会失败，而一种不同的、更为强大的力量会占上风。54

在10月5日之后仅仅几天，科斯塔尼卡就任总统职务。2001年4月1日，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因其任职期间的罪行被塞尔维亚警察逮捕。西方最初曾安抚过米洛舍维奇，接着对其展开无情的轰炸，而这都没有阻止他的破坏行为或者将其拉下权位。斯拉杰•波波维奇说，他以及他的政权是“死亡的渊薮。你知道，他们的语言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我们之所以赢，是因为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并将这种信念转变为力量-在投票站，在警戒线，以及在欧洲最后一个、现在已消失的独裁国家的大街上。55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