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作家、自由撰稿人唐辛子

前几天应邀在网易微博开了个网络交流会，跟国内网友互动，聊日本普通民众如何看待日本右翼，如何看待钓鱼岛问题等。有网友问：说起日本，我们经常说“一小撮”右翼分子，是真的只是“一小撮”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追溯一下“右翼”一词的来源和历史。

“右翼”与“左翼”一起，都是在法国革命期间派生出的“政治方向词”，当时在法国的国民议会上，支持贵族阶层等旧体制的保皇派们通常坐在议长席的右边，而支持劳动阶层的革新派则坐在议长席的左边，于是有了“右翼”“右派”、“左翼”“左派”的称呼。

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诞生于明治时期。如玄洋社、黑龙会等，属于日本的传统右翼组织。当时欧美殖民主义席卷世界，为强化国权，这些右翼组织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具有强烈的反欧美列强色彩。并积极帮助亚洲各国独立，支持亚洲各国对抗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例如中国国父孙中山当年就得到过玄洋社的鼎力援助。1924年，孙中山先生甚至还应邀在神户发表过以“大亚洲主义”为题的著名演讲。

此外，当时日本正爆发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为此借用一些浪人侠士之手，与政治团体联合起来对反政府的民权运动进行镇压，这一部分异军突起的右翼，被称为“任侠右翼”也即“暴力右翼”。与倡议“大亚洲主义”的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一起，成为日本战前最大的两股右翼势力。

1945年日本战败后，玄洋社等许多右翼组织被进驻的盟军视为“军国主义温床”而驱除解散。一直到1952年盟军撤离日本，日本的各色右翼组织才又重新复活起来。但与传统右翼不同的是，这些复活的右翼组织明显“反共亲美”，驾驶着通身黑色的宣传车，高喊口号、高音量播放着军歌，在街头巷尾毫不客气地招摇过市—估计中国人心目中的右翼形象，大都是这类的。这类右翼有点像当下伟大神州大地上传说中的“抗日壮士”。对于“抗日壮士”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就是爱国的；而对于这些有暴力倾向的“街宣右翼”来说，只要是“反共反中”的，也一样就是爱国的。现在的中国“抗日壮士”抗日时，就跑到街头将中国同胞的日本车给砸了，而60代的日本“爱国右翼”反共时，也跑到街头将向往共产主义的日本左翼给揍得鼻青脸肿—中国“抗日壮士”与日本“爱国右翼”，这两拨子人马说起来立场方向完全不一样，明显的死对头，但行为模式和智力水准却如此相近，还真是件神奇的事。

当然，也有“大大的狡猾狡猾的”右翼—例如成立于1972年的日本新右翼的代表组织“一水会”。“一水会”的新右翼们不群殴不暴力，而是开着私家车上街做“温柔煽情”的演讲，并花大量时间写文章和发行刊物，宣传他们的“反共反美反体制”思想，并极力推销他们的“民主主义”和“市民主义”主张。

“一水会”的代表性人物是玲木邦男。这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的高才生，自称是“日本第一爱国者”甚至“世界第一爱国者”，学生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右翼运动，为防止日本被“共产赤化”，时不时与日本左翼学生混战群殴，在右翼团队里与同伙们通宵达旦地争辩，拍着胸脯比赛“谁最爱国”。在《爱国者能够信任吗》一书中，玲木邦男写：

“学生时代，每次讨论谁最爱国时，我总是输，心里真是悔恨得要死。恨不得能有个‘爱国心测量计’就好—就像测量血压血糖值之类的机器一样。”

玲木邦男是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粉丝，受三岛由纪夫的影响非常深。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在陆上自卫队切腹自杀，以生命谴责日本的战后体制。三岛之死，带给玲木邦男巨大的震撼与反省，为了纪念并继承三岛由纪夫的遗志，玲木邦男与阿部勉等四个人一起成立了“一水会”。

三岛由纪夫在生前写过一篇关于爱国心的文章，标题是《爱国心—官制的讨厌之词》。三岛说“我真是不喜欢‘爱国心’之类的词，总感觉跟‘爱妻家’的说法很相似。”三岛认为“爱国”二字不仅因为它是官制语言令人讨厌，还因为“爱国”的说法，带着一种“居高临下”：作为“国”之一员，不将自己置身于“国”中，而是用一个“爱”字，将“国”摆放到自己的对面，人为摆出一种自我高度，如同面对把玩物一般，如同爱一只小狗、爱一个花瓶一般—–这实在是对于“国”的傲慢。这不是爱国，而是自恋。

出生于1943年的玲木邦男如今已经年近七十，但学生时代所接受的“三岛思想”依旧对他影响深远。他反对日本政府将国旗·国歌法制化，认为这是对“日之丸”“君之代”的侮辱：爱，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遵循法律。并反对日本公立学校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连大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爱国心，何况孩子呢？“我很爱国，但邻座的XX君刚说了自民党的坏话，他是非国民”—玲木邦男认为：爱国教育的结果，就是培育出竞争“爱国心”的告密者。

年轻时自认为“世界第一爱国者”的新右翼领袖玲木邦男，在年满60岁之后的著作里写道：

“爱国心放在每一个国民内心中就好，一旦说出了口，它就成了一句谎言，成了批判他人的道具，诽谤他人的凶器。所以，悄悄放在心里吧，即使非说不可的时候，也要尽可能说得小声点。”

玲木邦男是位极有个性和主张的“思想右翼”。不过，“一水会” 虽然是“新右翼”代表组织，但从1972年开始成立至今，在日本全国的会员只有一百多人，算不上庞大的右翼群体。

近年来在日本发展势头迅猛的右翼群体，是“反在日特权市民会”，简称“在特会”，这个诞生于网络的过激派右翼市民团体，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会员数已经超过一万二千多人。为深入了解“在特会”的形成背景和运作内幕，日本资深媒体人安田浩一在通过对“在特会”深入追踪采访后，写成长篇纪实力作《网络与爱国》。

“在特会”领袖人物樱井诚，学生时代是个平凡得一旦扔入人群，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人。高中毕业后没有正式工作，居住在廉价的出租房内，靠打零工做保安为生。因为对现实不满，以及在BBS上对在日韩国人的强烈批判，樱井诚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这份“关注”唤起了樱井诚前所未有的自信，令他从一个沉默安静的少年，豹变成极具攻击力的网络右翼领袖。而加入“在特会”的其他成员们—-他们平时是认真的学生、安静的职员、普通的主妇，但一到“在特会”进行街宣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摇身变成了“爱国战士”，使用各种歧视或侮辱的语言，中伤和诽谤以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为首的在日外国人。

“他们大多数人无法融入正常的生活”，但“他们渴望被认可，期待被关注”—-在《网络与爱国》一书中，安田浩一这样写道。就如同孩子以哭泣唤起大人的注意那样，他们发出极不和谐的异音期待唤起社会的注意。为此，他们不惜将源自网络的“右翼运动”下载到现实，期待从中获取认同感与存在感。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自信心缺失与群体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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