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
——蕭功秦答問錄
《外參》記者 胡立
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重慶模式作為中國的多種嘗試之一，仍有其價值。他說，海外傳媒雖然很發達，但好像很少聽到中間派的聲音，他也就作為中間派談談自己的看法。
對重慶模式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
薄熙來事件引發中國政壇大震盪後，蕭功秦趁本次去賓州大學開會，回國路過紐約的機會，對《外參》記者等人再度闡述自己對重慶模式的觀點，以及從新權威主義角度，對中國未來走向民主憲政五步邏輯的分析。
蕭功秦說，薄熙來事件發生以後，社會上存在著對重慶這些年來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傾向，凡是有自由派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慶模式，凡是左派傾向者都支持這一模式，這種兩極對立並不正常，他認為，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能用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只有全面地認識重慶，客觀地肯定其成績，批判其左的錯誤，才能讓廣大重慶民眾與官員避免受極左派挑拔與煽動，後者總是要號召底層群眾為薄熙來叫屈，進行反攻倒算。
蕭功秦說，他並不是左派，也不是重慶模式的簡單的擁護者，相反，他是國內最早對重慶模式提出質疑的學者之一。早在去年5月，他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重慶模式研討會，當時他是唯一在大會上發言對重慶模式提出批評的人。蕭功秦在那次會上發言，所提的第一點質疑是，由於毛的極左文革與中共革命傳統共享了紅色，籠統唱紅是否可能造成“唱左打改（革）”、“唱毛打鄧”？其次，重慶模式是透過強人政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公民社會的發展來解決社會矛盾，會不會使本來應該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的發育受阻並退化？第三，以非法治的方式打黑，會否造成程序正義受到破壞的嚴重後果？第四，強勢政府通過“理性的工程設計”推行大幅度城市換戶口的改革，萬一經濟蕭條，那麼多民工既無工作，又回不了家鄉怎麼辦？人的理性能力畢竟有限，如何避免建構式的理性設計變成烏托邦式的大災難？
在去年下半年，重慶模式在國內炒得最火熱的時候，他就在中國主流媒體上連續發表了三篇質疑重慶的文章。他說,在當時的語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他頗以此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論壇》上的文章標題就是“與其唱紅，不如提倡新文明”。蕭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紅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時代精神內涵。新文明應該包括傳統儒家文化的和諧價值，中共革命文化中的責任意識，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創新精神與法制權利意識，這種價值多元性的結合才是時代進步的方向，這是重慶單純的唱紅所不能概括的。他還提出，重慶的唱紅，會給極左派攻擊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為如此，中國既要防止所謂的“顏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紅煽起左的原教旨主義的“黑色革命”。
蕭功秦認為，他對重慶的認識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參觀重慶之後。蕭功秦利用到重慶參與學術研討會的機會了解實情，還與多年未見的重慶老朋友進行私下交流，他發現，重慶利用政府威權體制的動員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還不錯。對於重慶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設頗為贊賞。“我們參觀了市區最成熟商業地段的民生小區，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約500元，按重慶計劃，最後的目標是達到200萬人居住。有三種人符合居住資格，申請後可搖號，搖到號可入住。第一種人是外地來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經歷，第二是外地到重慶就業的大專學生，須持有單位證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費在3000元人民幣以下的家庭。”
蕭功秦說，重慶老百姓對公租屋感到滿意，這個方式也確實能解決市場經濟下的現代化產生的兩極化問題。當他親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滿意神情，蕭功秦內心也頗為之感動，阿拉伯酋長國和新加坡的參觀者都覺得相當不錯，不過，他們說他們的國家做不到，事實上，中國地方政府在發揮統籌能力方面是有優勢的。在建設民生工程方面，重慶走在全國前列，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後來，在2011年12月下旬，在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所主持的“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研討會上，蕭功秦系統地提出了對重慶模式的新認識。之後發言內容整理成“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一文，受到很大的關注。
另一方面，蕭功秦在發言中也提到對重慶的左的方面的批評，提出對重慶模式的三點期待，其實就是三點擔憂的委婉提法：第一，重慶模式把強人政治發揮到極致，然而，單純的強人是無法保持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的，薄熙來已經62歲，不可能到75歲還在重慶，為了避免“人走茶涼”。關鍵的因素就是培養公民社會，讓民間力量活躍起來、讓公民社會為重慶源源不斷提供人材與活力，成為利益集團和政府溝通的橋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強人政治的短期效應。
其次，蕭功秦在那次會上還建議，重慶應該與左的東西進行切割，他指出紅色文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傳統，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極左文革錯誤也同樣分享了紅色的符號，如果唱紅沒有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劃清界線，籠統唱紅，就等於在沒有進行撥亂反正之前大談“毛澤東思想”，讓社會上對改革開放不滿的極左派趁勢而起，如何能防止極左份子利用唱紅的合法性，來鼓吹文革？(《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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