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在京发布 钱理群、刘再复等学者高度评价
9月13日下午，学者解玺璋埋首四年创作的《梁启超传》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以及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与会。学者们对这本书号称“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央视主持人阿丘担纲主持，活动吸引了上百位读者参加。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
在《梁启超传》序言中，学者刘再复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社会价值，认为他“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各类关键性人物的关系”，因此“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
《梁启超传》从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关系入手，以梁启超为轴心，横铺开来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作者解玺璋拨开了清末明初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局面，深入到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核，写作视角独特。刘再复认为：“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
梁启超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通过办报、出版等形式，推动了古老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下的中国，和百年前梁启超所面临的时代一样，都面临各种思潮的交锋。作为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率。这也给梁启超研究赋予了更多的当代意义。
《梁启超传》，呈现文明建构的历史
传统历史教科认为，梁启超前半生革命，后半生倾向“保守”，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但百年之后回过头来想，梁氏晚年所秉持的“保守主义”也好，“渐进式社会改良”也罢，或许才是真正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路径。作者详尽描述了梁启超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对他的选择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这本书并非就梁启超而说梁启超，解玺璋在这本书里面所想要呈现的是整个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这种恢弘的波澜气象，是此前的同题传记所不具有的。可以说，解玺璋用五十余万字重构了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内在脉络。他力图 “把一个人的传记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
《梁启超传》刚一推出，就受到广泛关注。除了学术界的热议外，在各大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量也创下同类图书新高，这表明读者对梁启超以及那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
精彩看点：
梁启超九个子女个个人杰，秘诀何在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有三个院士——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目前唯一在世的少子梁思礼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其他几个子女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有专长，可谓满门俊秀。这种奇迹的出现，和梁启超“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位学生就曾感叹道：“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
梁启超在二十三岁就写过《论女学》《论幼学》等文章，他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早期教育是关系到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大事；而老大中国走向新生的当务之急，就在教育，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面对九个个性迥异的子女，梁启超教育理念的核心是“爱”，他在给子女的信件里曾多次提到发自肺腑、纯真的爱才是造就人才的关键。从梁启超存留下来的大量家书可以看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不仅关怀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为人、处世、立身、立德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对子女的学业非常重视，梁启超认为这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其次，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要求子女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再次，要心地光明，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
梁启超自身的性情、品格和眼界胸怀都非常人可比，他在家庭教育中也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求子女既要有胸怀天下的高远目标，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辛勤浇灌多年后，才造就了满门俊秀的教育奇迹。
民国初年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合作与决裂
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成为维新派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第一恨慈禧，第二恨荣禄，第三个恨的就是袁世凯”（见《梁启超传》之“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章）。1908年慈禧死后，梁启超还专门上书载沣，请杀袁世凯；袁世凯被罢官后，海外维新党气势大振。但等到清朝气数已尽，民国前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反而由对抗走向了合作。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认为孙中山和黄兴革命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在目前的局势下，为了国家的统一，只能选择支持袁世凯。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力量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者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政府。而梁启超正是立宪派的精神领袖。
经过多方博弈，袁世凯成为最后的胜出者，就任大总统。此时梁启超的观点也是：面对中国这样的局势，只有借助袁世凯，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宪政理想。而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梁启超的影响力，巩固自身的地位。所以，梁启超在1912年9月归国受到“英雄般凯旋”的待遇，其中就有袁世凯所委派的专使。此后他组建进步党，选择与袁世凯结盟就任司法总长，也是上述动因（借助袁世凯实现宪政的理想）的直接反应。
只可惜，梁启超在袁世凯身上所寄托的理想终究落空。及至袁世凯谋划称帝，梁启超抛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毫不犹豫地与弟子蔡锷等走上了反对帝制之路。
谭嗣同绝命诗的真伪问题
谭嗣同最为人所熟知的诗文应该是那首绝命诗《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到底是谭嗣同所做，还是维新派为了宣传革命而伪作，历来多有争论。直到1995年，研究清史的学者孔祥吉在清末刑部官员唐烜的《留庵日钞》中，找到了谭嗣同这首诗戊戌年间的刑部抄本。
唐烜1889年中进士后，一直在刑部任职，也有记日记的习惯，戊戌年间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大量事实，尤其是对戊戌六君子在刑部狱中的表现记载得非常详细。不过他记载的文本和通常传抄的版本略有出入：
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些细节上的差异，或者是辗转传抄造成的，或者是梁启超所做的改动，但这首《狱中题壁》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疑问了。
梁启超证婚，大骂徐志摩陆小曼
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之前，经妻兄张君劢介绍，结识梁启超，后来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此后他先后爱上林徽因与陆小曼，并与张幼仪离婚。历经坎坷之后，1926年10月3日，他与陆小曼举行了结婚典礼，梁启超是他们的证婚人——据说邀请梁启超做证婚人是徐志摩的父亲坚持的。梁启超本人，对陆小曼离婚再嫁徐志摩是不赞同的，因此他在婚礼当场对徐志摩夫妇讲了一篇训词，将二人训斥了一番，并提出疑问“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婚礼后的第二天，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还提到“盼望他（指陆小曼）能有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
谁能料想到，梁启超一语成谶。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山东济南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5岁。谁能说这事跟陆小曼毫无关系呢？
梁启超为何身后寂寞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享年五十六岁。古人云“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但梁启超却只能说是例外。他的弟子张其昀在梁启超下葬后就注意到“舆论界甚为冷淡”，他还担心“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怕在近代史上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他的预感并没有错，在梁启超生前国民党就对他多方限制，死后迟至1942年国民党才对他颁布了褒扬令，他的门生吴其昌读完之后百感交集，涕泗横流。
除了国民党掌权后刻意的压制、矮化之外，梁启超身后寂寞恐怕与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在一个鼓吹暴力革命的社会氛围里，改良主义必然会被视作异类而加以排斥。最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梁启超的弟子像徐志摩、蒋百里、丁文江以及蔡锷等都早夭，其他弟子如徐中舒、王力、姜亮夫等都在学界享有大名，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影响甚小。这也是梁启超思想长期以来得不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重拾梁启超的政治遗产
好在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2000年以后，梁启超的思想穿透历史的尘埃，开始重新得到重视。龙应台就曾经写道“百年沉浮，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们当下知识分子最关切的问题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包括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的范围。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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