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振书：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及相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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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代表民众执掌公共权力，其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现今，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传媒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和运行方式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关键词：执政党； 权力基础； 权力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但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我们党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的核心——党的建设，如何搞？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大、非常重大的课题。
本文准备从执政党权力基础的角度，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以期引发人们对此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推动中国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执政党的权力基础
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它有自身的内在运行规律，这种规律性是由于民主政治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
那么，什么是政治？我们知道，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人总要在社会中生活，有社会就需要管理，有管理就需要权力。于是，在社会中就形成了管理社会的一部分和被管理的一部分，也就是公共权力和民众。管理社会的一部分形成公共权力，被管理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民众。所谓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什么叫民主？民主，简单说，就是说公共权力从根本上来讲是属于民众的，主权在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这就是民主。
那么，公共权力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如前所述，人构成社会，是社会就需要管理，好的管理是大家能够安定、有序、和谐地在社会中生活的重要保证。为实现安定、有序、和谐的生活，民众需要把自己手里的权力交出一部分由公共机关来行使，这个公共机关行使的就是公共权力，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我们说民主政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来自于民，另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施之于民。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对此做过经典的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1。来自于民，又施之于民，它就形成一个椭圆的微循环系统（见图1）。这就是政治，即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起什么作用呢？事实上，人们一开始在设计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没有政党，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民主政治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好像就是老百姓把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交出来形成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再反过来直接管理社会、管理民众。这很好啊！可是在现实中，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社会很大，人口很多，情况也非常复杂。比方说，中国大陆现在有134735万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民众怎么能直接管理？民众直接行使公共权力行吗？不行！人太多了。所以就发明了一种制度，叫做代议制民主，也叫间接民主。所谓代议制民主，就是民众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然后由自己的代表或者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者由代表再选出代表来掌握公共权力。总而言之，代表在中间起一种联系的作用，联系着民众和公共权力。这样一种方式就使得政治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对人们进行组织，起码你得组织起来选代表吧？那么，怎么组织？由谁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政党，由政党来组织民众、代表民众来行使公共权力。所以，代议制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统统的都变成了政党政治。于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就通过政党来联系。政党，一方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于是，图1就演变为图2。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的作用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政党，一方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二者反过来也对政党形成强大的引力（见图3）。
为什么民众和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呢？
首先，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一点比较好理解。因为公共权力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放大人的功能、放大人的能力，起一种放大作用。比如说，我手里没有权力，那我要想做一件事情，我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我手里掌握着权力，我想做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动员其他人也来参与，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完成。所以权力起着一种放大个人作用的功能，这也是人们追逐权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公共权力既然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功能，它就吸引着政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公共权力。所以，公共权力对于政党而言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同时，这种吸引力还受到另外一种力的制衡，那就是民众对于政党也有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很简单，政党得首先代表民众，有民众支持你，你才有可能获得权力；没有民众支持你，那你就没有影响力，你就不可能获得公共权力。即使获得了，也最终会失去！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
所以，就执政党的权力基础而言，世界上政党执政所通行的规则是：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也就是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定位于“密切联系群众”，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定位于“脱离群众”。原因很简单，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过去、现在、未来”都拥有政权；而“脱离群众”，则会失去“未来执政”的可能性。
二、执政党权力面临的挑战
执政党作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么有可能对执政党权力造成影响和挑战的因素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民众。民众是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执政党当然要随着民众自身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二是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沟通方式。以前，民众主要通过政党与公共权力发生联系（见图2）；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可以不通过政党这一传统主渠道而直接与公共权力发生联系（见图4）。也就是说，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沟通方式由“间接联系”一种，现在发展演变为“间接联系”和“直接联系”两种，很显然这对执政党的权力运行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执政党。执政党的问题主要是怎么更好地代表民众行使权力，体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如果“跑偏了”，甚至是“走了邪路”，执政党能否执政本身都将成为问题，当然其“权力运行”也好不到哪去。
由于学界对执政党自身建设及其权力运行已经探讨了很多，所以本文将主要从民众及民众与公共权力沟通方式的变化，来探讨对执政党权力造成的影响。
（一）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这属于民众自身变化方面，即执政党权力基础层面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有三个阶层：干部、工人和农民；另一种说法是“两大阶级一个阶层”，两大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主要指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对利益的追逐是市场经济的天性，而追逐利益的人——本事有大有小，能力有强有弱；同时，还涉及出身问题、机遇问题、社会资源问题等等。由于这些方面的差异和不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针对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依据人们在收入、教育、权力、职业四个维度的不同，我们尝试性地将现阶段我国社会划分为八个大的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雇人员阶层，城镇体力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2。当然，这八个阶层的划分是很粗略的，分层也只是一个大概，并不是绝对。在这里，各阶层的具体状况不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重点，我们在这里想重点强调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向，那就是我们正在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发展。“两头”指的是上层和下层，上层指国家、社会与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少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下层指的是大部分自雇人员（这部分以后会整体性的升到中层）、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中间”指的是社会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自雇人员阶层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
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指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向，而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目前，学界、政界对我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重有很大的分歧，悲观与乐观的幅度在15%～30%之间。2011年，陆学艺曾撰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比重已达25%，并大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该观点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定的认同。我们也基本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认为中产阶层现在每年增加的比重可能比1%要低一些，而且未来的发展趋向确实存在一定变数。
虽然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的逐步扩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执政党形成的最大挑战就是政党如何发展自己。如果我们还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那么，在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的基础会越来越弱。同时，我们前面探讨过，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是获的多数人的拥护，既然中产阶层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社会的大多数，那么我们党就需要未雨绸缪，现在就应该开始考虑：（1）如何更好地培育中产阶层，促进和引导中产阶层的发展；（2）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囊括进党的组织并使他们起到建设性的作用；（3）党怎样代表和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诉求。
提请注意的是，（1）中产阶层的利益、愿望、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社会发展的大势，并会在未来起一种主导型的作用；（2）它和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诉求有很大不同；（3）执政党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和中产阶层以及社会底层民众结合来限制、规范“权贵阶层”的行为，这是全世界所有运行良好的执政党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二）传媒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测算，截至2011年11月，我国网民总数约为5.05亿；另根据工信部统计，到2011年11月，3G网络覆盖已达全国县级城市以及大部分乡镇，3G用户达1.19亿，渗透率达11%。3
传媒网络技术的发达给政党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政党之所以能够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沟通作用，是因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通过个人建立一种联系非常困难！而政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把人组织起来，代表民众行使公共权力，政党也因此成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主渠道。在很长的时间里，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今天出现了新情况——传媒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对于政党而言，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上的变化，它还引发了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1. 民众通过传媒网络可以直接形成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对于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方式会构成一种直接的挑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11年的埃及革命，起初只是几个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在 Facebook 上呼吁人们在“1月25日，去解放广场，对穆巴拉克表示抗议。”结果引发众多网民的积极回应，并最终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游行抗议运动。十五天后，即2月11日，执政长达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长期一党执政的埃及民族民主党也随即被解散。毫无疑问，在此过程中民众意愿通过传媒网络凝聚为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在执政党基本违背民众意愿进行权力运作时，会对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直接进行挑战。
2. 民众通过传媒网络对执政党构成“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执政党的权力运作。因传媒网络的发展，执政党权力运作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监督权力运作方面的变化。以前我们党主要依托的是内部监督，特别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民众监督公共权力运作方面的途径和渠道相对较为有限。但随着传媒网络技术的发展，不管“掌握公权力的人”愿意不愿意，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民众“眼皮子底下”进行的。如果这时再出现“权力运作失范”，做出一些比较“雷”的举动，可能组织尚未“知晓”，民众已经“炸锅”，在这几年“受害”的官员恐怕已经成百上千了，这在客观上确实极大地加强了民众对权力运作的监督。（2）权力运作层级方面的变化。随着传媒网络技术的发展，执政党在权力运作层级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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