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刘昀献：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刘昀献：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进入专题： 中国共产党 执政风险    ● 刘昀献   　　
　　摘要：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在当代面临的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内源性风险，也有外源性风险，突出表现为10个方面：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我们党历来具有战胜任何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已经化解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风险，在新的形势下，只要全党勇于担当，不断提高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科学应对并战胜当前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风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当代；内源性；外源性；执政风险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处在充满矛盾和挑战、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在客观分析风险的主要来源，深刻认识执政风险与党的自身建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防范和化解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风险和考验。随着所处内外环境、历史方位和肩负任务的变化，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改革开放领域的风险，也有来自全球化领域和自然界领域的风险。虽然风险来自多领域多方面，但从风险源来看，不外乎是两种基本的风险，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
　　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是内源性风险，因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掌握公共权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如同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历史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执政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危险性，同时也具有双重性、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执政风险不只意味着危险，也潜藏着机遇，如果应对科学，可以化险为夷，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要科学应对执政风险，首先必须客观地分析和把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进而才能适时采取相应对策，以提高党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我们党历史及现状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其中前九个方面为内源性风险，最后一个方面为外源性风险。
　　
　　（一）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揭示和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规律，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2（P16）。邓小平明确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P371）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2（P16）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根本在于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凯歌行进，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始终毫不动摇的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30多年的实践中，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党内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在两个基本点之间，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上却长期存在争论，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都始终存在。有的人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有的人则试图把改革变为改向。当前在党内和社会上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尤为严重。少数人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把对外开放变成全盘西化；甚至有人公开要求在宪法中删除四项基本原则，实行私有化。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之本，其中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事业不断胜利的政治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事业的行动指南。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和政治基础，我们对这种倾向决不可等闲视之。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片面性。邓小平曾深刻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3（P248）。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既反“左”的僵化观点，又反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如果动摇了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两个基本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会给我们党带来巨大危险和灾难。
　　
　　（二）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旗帜，是政党整合力量、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我们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共产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理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严峻挑战的态势。这种态势突出表现为：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关键的是一些党员群众理想信念的动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益泛滥，无信仰或信仰宗教的人在增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些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影响我们党的政策和决心，一些境内外势力打着淡化意识形态的幌子，大肆散布传播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甚至反动的思想文化，公开或秘密地与我们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然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却有一些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削弱。邓小平曾把“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的情况称为“精神污染”，并严肃指出：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p45）因此，“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3（p156）
　　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导致党心民心涣散，行不成统一意志和行动，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和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三）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
　　
　　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基本的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4（P54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所处的地位、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和自身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敏锐观察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新风险，进一步指出：“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5（P46）
　　虽然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党内民主，但由于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党的组织建设要求整体上必然偏重于集中。建国后，我国的政治体制设计又别无选择，主要是借鉴苏联的做法，而这种政治体制在苏联的实行本身就是不成功的，其“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随着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时间的延长，这种过分集中的体制逐渐成形，并且制度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发表后，中央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总的看党内民主不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仍然存在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情况突出表现为在党的组织中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在党委中权力又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由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党内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等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在一些基层组织中党委书记的权力往往难以监督和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其人身依附；书记凌驾于党委之上，重大建设项目的决策、重要工程的发包、重要人事的任免等都由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民主加集中”，先民主后集中，你民主我集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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