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旅途中的多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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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里，我在长途旅行中花费了不少时间，包括一年内多次乘坐往返于北美和中国之间的国际航班，也包括乘坐中国国内的高速铁路动车。这一类的旅途时间，短则4-5个小时，长则12-13个小时。
在旅途过程中，总有一些坐在自己身边的陌生人们，大多数时间里大家彼此保持沉默，相互之间不会有什么交谈。不过，例外的情形也是时常发生的，比如遇到某类有趣的机缘，彼此或深或浅地有所攀谈，借此消解旅途中的寂寞和劳顿，也是人们认识外面多彩世界的有趣经历。
场景之一：五年前的春季，在从美国旧金山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上。
我右手边坐着两位30多岁的美国中年妇女。飞机起飞后，她们主动向我询问北京的旅馆和交通情况。她们告诉我，她们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城镇，这次去中国是去正式领养一个在中国南部城市里被家庭遗弃的小女孩。一年前，她们曾为此事专门来过中国，已经面试过这个女孩，感到很满意。这次来中国是去民政部门办理最后的收养法律手续，并带着女孩去设立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为小女孩办理指纹登记、签证申请等美国移民手续。
她们还高兴地拿出小女孩的照片给我看，我注意到，照片上的小女孩眼球很黑很亮，但是头发稀疏泛黄，体质很瘦弱；也可以看出，这是个唇角有残疾的孩子。我看着这两位美国女士兴高采烈的面容，沉默片刻后，很真诚地对她们说：“你们很善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感谢你们的善举。你们这样做，改变了这个女孩子一生的命运”。我满以为，对这类感激和赞扬的话语，她们会报以微笑和舒畅。没料到，其中一位美国女士则是神态很认真地对我的话进行了“矫正”：“你不应该这样说，其实，这个女孩也同时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听到这样的回答，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外国妇女，也许是亲姐妹、也许是两个独身挚友，甚至也许是两个同性恋的“同志”，但她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底图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她们除了不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与那个长期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国际主义模范”白求恩医生又有多少区别呢？
场景之二：两年前的秋季，在从北京飞往美国洛杉矶的国际航班上。
我左手边坐着一位身穿浅粉色花格子衬衫的美国人，年龄在60岁左右的样子，头发稀疏得接近秃顶，脖颈泛红，他在飞机上不停地向服务员索要免费的红白葡萄酒，几杯酒下来，便寻找话题和我聊天。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在默默地听他唠叨。
他告诉我，他早年和妻子离婚，现在是独身一人，喜欢到处去旅游。这几年，主要的目的地是中国大陆。我问他：“你去中国大陆投资经商还是度假旅游”？他回答说，确切地说，是去那里have fun （可译为开心，或找乐）。每次来中国大陆，除了来看望过去的“女朋友”外，他还能找到新的年轻女朋友。方法并不难，通常是晚间坐在在一些豪华酒店的酒吧里，很容易遇到一些专门坐在那里等候和西方人交往的年轻女孩子。你可以从这些女孩子频送秋波的眼神里，准确地捕捉到她们的真实欲望 —— 这几年里他几乎从来没有失过手。
就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他晚餐后一个人坐在北京一间五星级酒店的酒廊里等待“机会”。大概是想到明天就要上飞机离开这个“fun place”, 这一次是他主动和这个酒店的“大堂经理”套近乎。他说，这些中国大陆的年轻女孩子相貌动人、性格温柔，也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和那些歌舞厅的风月女子完全不同），但是她们内心十分孤独和郁闷，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欧美人表示出极大的好奇和敬慕。
我问他：“你胆子好大，这么容易就把年轻的女孩子带到你的房间里，你就不怕中国大陆的公安来查你的房间吗？” 他回答说，对中国的“国情”还是知道一些，对于他们这样的外国人，中国警方通常十分审慎，一旦有个错失，就会惊动在北京的美国领事馆。还有，中国的五星级酒店为了维持“形象”和生意，旅游管理部门与警方是有默契的。之所以称之为“五星级”，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警察永远不来查房。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在美国找女朋友？”他回答这个问题时，脖子上的红肤色似乎在加深，语调也变得高昂。他说，同族的美国女孩子，太难对付，好得时候高兴的不得了，她们一不高兴说翻脸就翻脸。还是东方的女孩子对我更好。
听罢他的一席话，我不禁再次仔细端详起身边这个“红脖子”美国人。留意到此人讲话的用词、神态以及身上那件在大型批发市场购买的“KIRKLAND”牌粉红色衬衣，依照我在美国多年生活的经验，不难判断，此人在美国并不属有身份的上层人士，十有八九是那种挥霍家产的“浪荡公子”。在美国人的社交圈子社里，这样的人通常是很难找到老婆的，因为他们得不到主流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然而，这些人在不少中国女孩子面前，不花钱或花费很少的钱，仅凭与生俱来的碧眼和金发（如果还尚存的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回了那份久违的自信与傲慢。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市里，每当看到一些如花似玉的中国女孩子手挽着一个上了岁数的秃顶驼背的美国中老年人在“招摇过市”，总有一种自家的国宝被贱卖了的感觉。联想到中国的商人们正在国际收藏拍卖会上一掷亿金地“回购”那些早年由欧美人设计制作的国宝 ——圆明园的“水龙头”们，更觉得黯然神伤。这类永远只赚不赔的生意，什么时候该轮到我们中国人的头上？
场景之三，两年前，从旧金山飞往北京的航班上。
我身边坐着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西方男子。他告诉我，他是德国裔美国人，在美国完成的大学学业（他的英文听上去还有点儿类似亨利.基辛格博士那样的德国口音），现在的职业是一家电器公司的制冷技术工程师，此行的目的地是山东省青岛市海尔公司，他将在那里为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做例行的年度培训。
谈到青岛，这位德裔美国人很有感慨。他告诉我，他的祖辈（大概是他父亲的爷爷那一辈）曾经是山东胶州湾的殖民者。在德国，如果提及青岛这个区域，很多 人更熟悉“胶州”这个词语。1897年，德意志帝国借口山东巨野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德国的远东舰队出兵中国强占胶州湾，并强迫清政府签订租借胶州湾99年的条约。由此，山东省成为德国势力范围。随后,德国政府在胶澳租界内迅速建立起了一整套殖民统治体系,并通过建海港、筑铁路、规划市政建设、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等措施,力图把胶州湾租界打造成为一个“模范殖民地”。1914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德国守军投降。1919年，因为日本意图取得德国人遗留在青岛的特权，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青岛，这个100多年前被德国威廉二世皇帝命名的城市，大概是中国从地名到风景皆堪称最迷人的城市之一。提起青岛，我们在飞机上不由得谈到青岛啤酒、栈桥海滨风景区、八大关一带的西式别墅区、中山路的城市规划，以及至今在中国城市里尚未被超越的排水下水道设施。这些殖民地的遗产，大多是当年德国人留给青岛人的杰作。
德国人不愧是哲学家黑格尔与康德的后代，他们与生俱来的反省情结往往会在某一个拐点处油然而生。此时，这位工程师开始把话题一转，诚恳并深沉地说，西方殖民者的确给中国留下了不少好的文明成果，不过，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丧失了民族的dignity（尊严）。是的，这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回荡在这个世界很多角落的共同问题，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到台湾电影《海角七号》，都在反思这个难解的话题。西方殖民者，既是破门而入的强盗，又是指路前行的先生；殖民地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启蒙者的窗口。至今，人们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答案。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弱者的屈辱和强者的傲慢之间，到底如何均衡？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结尾处，也只有留下了深深的愤懑和无奈：“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出现了。”这句话虽特指拉丁美洲的百年间苦涩的历史，但似乎同样可以适用于我们中国人。
场景之四，一年前，在从洛杉矶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上。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美籍华人，操一口大陆中原一带的口音，喜欢用短促并残缺不全的英文和邻座的美国人攀谈，比如，他把一种叫“ＬＶ”的名牌货称为“爱漏威”。
他告诉我，他早年在北京的国家某部委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美国后就决定留在美国“深造和发展”。如今，他频繁地往返中国大陆做生意。他特意向我展示了他的美国护照。他说，因为在中国领事馆里有熟人，特批给他两年多次的中国签证。（其实，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签证并不需要有熟人，只要过去两年来获得过两次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就可以顺利获得）。
听他的口气，在全国各地，他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官员，他通常直呼其名，而姓氏大多被他省略。听他抖出的有些中国政、军、商各界的“内幕”，颇令人产生一种在怀仁堂会议厅的屏风后面偷听的错觉。用上海人周立波在“海派清口”里的俏皮话说，这类人像是上飞机前刚刚从中南海出来，等一会儿下飞机后就又要回到中南海里去。
临下飞机前，他提醒我，出海关前别忘了去免税店买些便宜的礼品，比如某种铁罐包装的高档香烟，用来搞关系送礼，又实惠有省钱。最后，还没有忘记特意补充一句“内幕”：这些店都是某个高层领导XXX的小姨子垄断的，这样的好生意，咱们想去做，别做梦了，门儿也没有！
场景之五：两年前，秋天，从杭州到南京的高速动车上。
我的对面坐着一位眉清目秀的阿拉伯年轻人。他独自旅行，完全不会讲中文。我们可以用英文交谈。他告诉我，他叫哈比卜，29岁，来自埃及的开罗。他此行专门来中国采购电梯零件。据他了解，目前全世界90%以上的电梯零部件生产商都在中国大陆，而且主要都集中在从宁波到南京的江浙铁路沿线附近。他把30多页的网络信息资料递给我看，都是些江浙中小企业在互联网上发布的英文产品信息。
他说，他打算在常州下车，去拜访两家当地的小公司。他拿出一张白纸，请求我替他做两件事：一是将这两家常州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翻译成中文；二是在白纸上写两句给出租车司机看的中文 —— “请带我去一家三星级酒店”和“请带我去一家阿拉伯餐厅吃饭”。我尽力帮助他，并提醒他，所谓“阿拉伯餐厅”，中国人通常称之为“清真餐厅”，在常州这样的中等城市里，可能很难找到。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包已经干硬的食品，告诉我，这是他从埃及带来的食品，如果找不到阿拉伯餐厅，他可以用它们来充饥。
谈到他的祖国埃及最近的局势，他深感担忧和沮丧。他说，他们国家的领导人穆巴拉克是个独裁者和腐败者。最近穆巴拉克一直在操纵选举，试图让他的儿子继承他的职位，他这样做完全让埃及人失去了信任。哈比卜最后补充说：“我并不喜欢政治，这些事情都是听我的父亲说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父亲说的话都是对的”。他说这句话时，距离2011年春季埃及爆发推翻穆巴拉克的街头革命，大致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交谈过后，我们彼此都陷入了沉默。车窗外，江浙一带秋色盎然、欣欣向荣的崭新乡镇（另一种说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像影像画面一样不断进入我们的眼帘。哈比卜十分入迷地看着，然后忽然问我：“你想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我的埃及什么时候能变成这个样子？”
哈比卜的问话勾起了我回忆，20年前，我在美国也曾从纽约乘火车到芝加哥，望着北美大地的繁荣和富饶景象，我当时也在默默地想：我的中国什么时候能变成这个样子啊?
作者注：本文是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连载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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