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雷一宁：关于那段苦难历程的书信摘录

雷一宁：关于那段苦难历程的书信摘录

进入专题： 北京师范大学 反右    ● 雷一宁 （进入专栏）   　　
　　前言：在为《不肯沉睡的记忆》组稿时，我写了不少信，那时我还是个电脑盲，只有极少数留有底稿。发出的信，多数有回信，这里摘录的多数是这些回信。有几封的收信人并不是我，是收信人转寄给我，并嘱咐我把它们作为难得的资料刊出。但种种原因使我们至今未按其要求去做，现在趁此机会也把它们刊出了。这些信件，有的回顾那段苦难历程，有的探讨苦难产生的根源，有的阐明写”回忆录”的必要，有的诉说写回忆录的痛苦，有的点明出”回忆录”的困难……无论长短，都坦诚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有的还说了自己的隐私，有的不失为一篇难得的好文章。之所以要打印出来，是因为我们都来日无多，只怕有一天无论什么话都来不及说就走了，那将成为永远的遗憾。我曾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辜负了朋友对我的信任？会不会给他们造成新的伤害……邓小平在离世前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已经到了邓小平说的”下世纪初”了，这样的话都能公之于众，我们这些小人物还顾虑什么呢？我早就在一封信中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应当封煞这部分在背负沉重枷锁之时，在忍辱负重之日，也没有少为祖国人民作贡献的中国人的声音，而且是行将就木时发出的声音……”我受苦受难的朋友们哪，如果我这样做仍会给您带来伤害，请原谅了！
　　
　　雷一宁 2010年8月31日
　　
　　
　　一
　　一宁老同学：
　　
　　……青年人是最珍惜友谊的，但可诅咒的政治运动，在我们中间制造了许多鸿沟，同学之间隔阂了，毕业后互不来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以后不会再重演。
　　
　　你曾给我来信，让我写一写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实在是不愿写。我不想再去揭那些痛苦的伤疤。从北京聚会回来后，我把在丙班同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写成了书面稿，已经给梁仲华寄去了，但这篇稿子也是平心静气的叙事，一句牢骚话也没有。一宁，像你我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廿二年，身心所受的创伤，是短短的几句话、一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吗？……
　　
　　吴云生 200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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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宁：
　　
　　你的信是10月30日接到的，当天我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段日记：
　　
　　”……她急切地想写苦难的历程。我恐怕不会或没有勇气去整理那凄惨而令千百万人气愤的历史了，那是残酷？？而且悠久的历史。半个世纪，折腾完了，制造血腥史的罪魁和他的爪牙们永不悔改。中国’左’祸深入骨髓。可怜被害得半死的人们也挣不脱，被毒害了的全社会，也包括自身的观念和感情的奴役。许多年来，十几亿人中有几个人能说清哪些思想是自己的、独立的？即使自以为爱憎界线明显，却也未必能酣畅淋漓地表述清楚。
　　
　　”近读王丹从狱中到美国的纪实文字，第一个感觉是中国还是前进了不少。王丹等不但有言还有行，不但有议论有见解，还集结力量，责难政府，有明确的改革目标，比当年右派前进了一大步，结果政府虽然动用了枪炮，杀了人，也不及对右派的残暴无道。那时让全国老百姓充当宪兵，让广大国土变成右派的大监狱呀！还连续几十年困饿他们，累及他们的父母妻儿及亲戚朋友。那是什么世道啊！”
　　
　　文革便是以反右为序幕，这序幕甚至可追溯到延安整风，追溯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肃反”、”清洗”。因此，清算或讨伐反右的罪恶，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要反思的历史太悠久、太开阔。而个案的实录显然意义不大。这类个案今年大陆发表不少，如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湖南报社的朱正也写了一本，还有李慎之，曾彦修等，老革命被划为右派也常有深刻反思和批判的作品。总之，有识之士在追究历史，也有了些进步。我的一个十分知心的战友（中央党校博士导师）早就准备集结力量写一部《祭坛上的一代》，可惜他于几年前累死了，气死了。当然也必须正视中国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来对付苦难。
　　
　　大约十几年前，你们57届有几个同学曾计划编写一本关于反右的书，结果响应者寥寥。他们托人找过我，我也没有那份热心，主要是因为觉得此生被糟蹋太多了，可谓腰斩了，好容易可以续断了，总想做点实事。总结历史经验的严峻而繁重的使命，留给别人了吧。不过这个课题，与同学们还经常谈论。
　　
　　在谈到平反改正反右历史错误受阻时，大家同声谴责xiaopinp deng，他本是反右的中坚，是他提出要对右派开杀戒的。到78年后，在审查平反各次历史公案中，反右平反最不彻底，也是因为他定了调子：反右是必要的，不过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唯独”右派”被剥夺了几十年的人权及工资不得补偿。至今，李慎之、刘宾雁等动辄得咎，或被流放海外，或被软禁国中。仔细观察，左祸还是一股潜流。深感既奈何不了历史，也奈何不了现状。不过，日子倒是越来越好过了，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好看了……
　　
　　竺亚青 20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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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雷鸣学姐？学兄
　　
　　八月二日手示及大作奉到，弟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倘若”悲剧不再重演”，乃民族之大幸！
　　
　　大作发表或上网，弟无此能力，已将大作复印分发给在京的几位学姐们，校庆时返校的同班同级学兄弟姊妹想可看到也。即致
　　
　　秋安
　　
　　王得后 200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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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雷鸣学友：
　　
　　收到您的来信及《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一稿后，一口气读了两遍，感概良多！
　　
　　您的担忧，您的期望，跟我是完全相同的。不仅如此，其他有过如此阅历的人，也都会具有同样的意愿，您说是吗？
　　
　　但细细想来，此文要想在校刊上得到发表，还是困难的。要想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也还是不会那么容易的。因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反右运动”定性以来，谁也不敢公开承认这是搞错了，而紧紧抱着扩大化一词不放。上面既是如此，下面又乌敢胡来呢？可知，要想让校史写真话，讲事实，难道会有这个可能吗？
　　
　　前不久，北大中文系、新闻系有些同学串连起来，组织有关同学写有关此运动的回忆录，听说已经出版《林昭–不再被遗忘》这样的集子；武汉大学也有些老同学调查各校师生被打成右派的情况，将其作为资料贮存于电脑之中。早十多年前，我也曾萌过此想法：希望熟悉当时我校反右情况的学友动笔写点当时的情况。可是，因我人微言轻，没人附和，因此也就疏淡了。经过近年我们中文系五七校友的几次聚会，许多过去的活跃人物都喑声灭息了。可悲啊！而今北师大的校友就缺乏北大、武大校友那样的慧识和正气哪！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人。我也同样怀着深怕”那段历史”被尘封、被埋没的内忧，可又无以为力，因此也只好寄希望于未来的”圣哲”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是大变了，世界也大变了，老百姓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然而尚有许多虽是朗然若揭的东西，还是不好轻言的！因此，我向您建议：多联络一些了解当时情况的校友，多写一些有关”那段历史”的回忆文章，自筹经费，印个小集子，以便作为历史资料保留下来，免得”人去无形，雁过无声”。这恐怕是最实在的。我不像你，能保留有如此可贵的证据。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手头连《新今古奇观》及对其批判的资料，片言只字也没有了。
　　
　　丙班潘仲骞君写了一些反映此两个运动的诗歌寄给我看，我因之写了一首七律《咏史》：
　　
　　回首良知痛失旌，丹心换就泪霖零。
　　
　　”阳谋”巧赚兼兼士，”万岁”鲸吞朗朗星。
　　
　　屠伯安然依佛膝，谀狐可意作干城。
　　
　　欲询民主知多少，先得探研此国情。
　　
　　……校庆在即，此稿想在校庆前发表是万万不可能的，即使今后若干时间内，刊物的主编恐怕也不敢肩负这个责任。出路只有一条–自己出书。
　　
　　拉拉杂杂，恕虑不周！望多联系！顺祝
　　
　　晚年幸福
　　
　　F.S.H 20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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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雷鸣同学：
　　
　　来信收到。您所约出书之事，恕不能奉陪。其原因：
　　
　　（一）过去那段往事，多属所闻，并未目睹；
　　
　　（二）我一向疏于政治，不谙政情。
　　
　　故此，向您谢绝。
　　
　　现值垂暮之年，又处于难逢的升平年代，我只想摒除从昆明带回来的身边烦恼，跟儿孙一起安度晚年，能多看几眼祖国的山山水水，能多感受点各地的民风民情，于愿足矣！
　　
　　谨复，顺候
　　
　　春祺
　　
　　F.S.H 200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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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雷鸣师姐：
　　
　　你上月10日寄出的信及文稿，早已收到，今天才给你回信，真是”迟复为谦，敬请鉴谅。”
　　
　　我反复读完您的信和大作，不下五遍吧！万语千言，真不知从哪儿说起，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你会记得，当我们在57年11月初，得到学校的通知，办好手续，可以离校奔赴”工作岗位”时，其”欢喜”之状，犹如在牢狱很久得到大赦令一样！有我，有你，还有周作祚，在到火车站途中，在天安门广场，有合影了一张，我还保存着。这一举动到底为何，至今我也无法作出合理之解释（只能说，我们天真幼稚”少年不识愁滋味”）。其实，我们当时的心境是相当凄凉的，前途渺茫，祸福未卜，怎么高兴得起来？以后几十年荆棘丛生，暴力摧残的悲惨人生经历，才让我们头脑逐渐清醒过来，认真地思考”政治斗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迫使我们去分析这悲剧产生之根源在哪儿？
　　
　　你文稿的题目《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是很值得探讨的，也是多年来我反复认真思考的问题。张荣生、fan yihao 、李怀仁、已逝去的张海琛，我都曾当面或在信中不止一次地同他们研讨过这问题。国内所能找得到研究（反映）反右斗争的书，不下十几本吧，我都一再阅读，平心静气不带个人恩怨感情地去思考，企图从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其最终目的，绝对不是发泄个人的怨恨，而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下一代幸福的成长，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我们已作了牺牲品了，付出了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憧憬与理想。其代价是相当昂贵了，怎么能让这一段可诅咒的历史重新出现？我们的探索的确不是来源于自身利益的驱动，而是对真理的探求。但是问题是，必须探讨的是，悲剧产生之根源在哪儿？只有把此根源找到了，彻底弄清楚了，才可能制止悲剧的重演。然而，这根源是当今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因为至今统治者还是坚持”……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是完全必要的……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见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点并非胡绳”潜心”研究的结论，而是deng xiaopin的看法。谁也知道deng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否定反右不就是否定自己了？这能行吗？历史是人为的，不能否认个人的认识、品格、思想、感情在某种历史进程中起某种作用（或正确的、或错误的、或反动的……）。但我认为研究、探讨反右产生的根源，不要仅仅放在个人的品格、认识上（当然应参考），而应当从制度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设想，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没有出现”反右”这一悲剧？宪法上明明规定言论之自由权利，mao在鼓励大家鸣放时，不亦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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