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志强:我的红旗班主任——还原一段沉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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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红旗班主任    ● 鲁志强     
  所说的“红旗班主任”不是褒奖称号,而是50年前的一个专属名词。1958年,我在山西X县读初中,全校班主任突然被撤换,改由抽调来的一批“干部”接任,称为“红旗班主任”。“红旗班主任”仅存4年,在母校发挥了特殊作用,但至今还是一件表里莫辩、功过难理的“葫芦案”。
  
  一、“红旗班主任”来了
  
  1958年9月,我升初二,开学即惊奇地得知换班主任了。那时母校流行按年龄编班,我所在的初49是年龄最小的班级,全班仅有四名青年团员年龄大些,其余都是少先队员。原班主任是范JW老师——一位声柔语细的北京籍女教师,替换她的“红旗班主任”是张XC同志——一位令人敬畏的本地男干部。旋即,全校学生赴农村秋收一月,全班这才开始真正接触“红旗班主任”。
  下乡第一天,步行十几里赶到东呼延村。吃完晚饭天已擦黑,当晚暂住村小学。男生分住两间教室,一间搭课桌为床,一间直接地铺。第一次在外集体住宿,莫名的兴奋弥漫全室,大家说啊唱啊闹啊,睡意全无。笑闹中,睡地铺的孩子们发现,这间房子基本没有班干部和团员,羡慕嫉妒之余,一通笑骂调侃发泄。没想到惊动了张老师,那一通训斥啊,嗓门之高,用语之狠,前所未闻,但效果奇佳,大家立马安静入睡。第二天,老师没有继续追究,都以为事情就此过去。
  张老师不出工,开始找人谈话。先是团员,后是班干部,再后来挑选一些同学。眼见谈话人数增多,谈话时间变长,神神秘秘的,猜不出谈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召集全班开会,追查“住宿事件”的过程和言行,说是开“帮助”会提高思想认识。老师话音甫落,即有人点名揭发,老师严肃质问,便有人喝叫:“不老实,站起来”,于是被点者站着交待、检查。这才醒悟,那晚的“事儿”没有完结,闹大了。一起笑闹起哄,沾上“政治”,扯上“思想”,复杂了。接连几天的“帮助”会,十余人相继检查交待、深挖思想根源。不久,我们转移到第二个村庄,小村半依青山,一弯小溪流过,故名水泉沟村。地点变了,老师兴趣却没变,不仅“帮助”会继续开,“帮助”内容也拓宽了。起初大家还不当回事,晚上互批互揭,白天照玩照闹,颇似先前淘气挨训,认倒霉而已。记得有晚“帮助”正酣,一女同学放了个“拐弯屁”,当时大家拼命憋住不敢笑。但第二天还是成了笑料谈资,小个子DXC绘声绘色说屁,众同学前仰后合狂笑。结果,当晚DXC即被点名,老实交待事实、动机,检查几遍才过关。从此,再无人敢谈论开会,更无人敢取笑夜会。随着“帮助”会持续深入,揭发内容日益离奇,“帮助”水平随之提高。很快,不少人学会了联想夸张、上纲上线以表现积极,检查者则学会了戴“帽”自“污”、主动配合以争取解脱。一天,团支书肚子不舒服,白PH同学上前关心问候,猜测地说了句:“不会吃的有问题吧?”这下捅了马蜂窝,当晚,被揭发攻击党的领导、污蔑秋收工作,反复检讨,批得灰头土脸——他忘记了张老师在驻地管后勤,是党员。从此,彼此噤声,莫谈闲事。后来,一些人还学会了了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在“帮助”ZXX同学时,有同学栽赃ZXX说“肚子饿”,又有同学把政治课批判“勤工俭学不如回家干活”移植为ZXX言论,并上纲“攻击统购统销”、“攻击教育方针”。
  秋收一月后返校,方知全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我们班继续鼓余勇开“帮助”会,为拿下“不老实”的ZXX,初50班被调来增援。一次两班合“帮”会上,50班团支书吼出了:“ZXX,你狗爪子摸摸你狗良心,共产党哪里对不住你,你要反党。”“帮助”等同斗争,只要声势不用讲理了。
  两个多月后的冬天,全校召开了处分大会。13名“反动学生”被处分——高中12名(大多被开除,还有送劳教者),初中只有我们班的ZXX同学。ZXX三大罪状:反党小集团头子,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攻击党的教育方针。三大处分:记两大过,开除少先队籍,撤销队内外一切职务。会后,13张布告贴在办公楼前,状若法院公告。我们班其余被“帮助”的同学,被罚长短不一的各式劳动,义同班内“劳教”。
  
  二、“红旗班主任”的洗礼
  
  “大批判带来大变化”。 1958年我们班和母校,取得了“思想政治教育”立竿见影的成效:
  我们班由此走上了模范班级的正道。除了体育竞赛因年龄小不易获奖外,其他想得出的学习、文娱、纪律、劳动、卫生、文艺创作、政治活动等各项工作,样样领先,教室后墙挂满了校、县、专区、省各级奖状,成为全校获奖“专业户”。张老师也成为模范班主任,多次受奖,并成为“红旗班主任”的代表。母校百年校庆出版了校史《百年X中》,其中评价:“张XC等少数几个同志,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举张XC同志就是我的“红旗班主任”。
  经过“思想政治教育”洗礼的母校,在大跃进中创造了骄人业绩。校史记载:“以X中为基础,由县机械厂、农业试验站、钢铁厂、农业专科学校、工业专科学校、气象站、纺织厂7个单位参加,组成厂校合一的‘十月人民公社’”。“成立了幼儿园、小学部”,同时“搞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先后上马,建立了木工、金工车间;组织起手工劳动和手工艺品制作小组,理发、补钉鞋小组、家属拆洗缝纫小组”。“办起了饲养场、动物园”。“连续获专区田径运动会总分第一”,“1959年高考名列全省第四,受到省区的表扬”,“整个校园园林化,绿树成荫,万紫千红”。1960年,“被定为省重点中学”。
  “思想政治教育”、大跃进、以及班级和学校的变化,给所有孩子留下难忘的印象。无论后来走过什么道路,这段经历都是他们的第一节政治启蒙课,亲历亲为的第一次政治实践,人生的第一个政治洗礼。由此,懂得了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教育”。
  回忆“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整个过程,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为什么12个初中班仅1名学生受处分?从现象看,高中十几个班“思想政治教育”步调一致,处分学生各班均衡。而初中只有我们班开展了运动,即使张老师兼任班主任的初50班,也仅限增援。显然,高中是有计划、按部署统一运作的结果,而我们班则明显是偶然的例外。估计是“红旗班主任”进校时,就动员部署了“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确定了每班抓反动学生的?瓤刂副辏?⑷Χā八枷胝?谓逃?苯鱿抻诟咧校?踔胁辉谠硕??小3踔猩?粜闹巧星车纳倌辏?峙轮挥蟹枳硬畔氲贸觥罢?彼?牵?仓挥蟹枳硬畔碌昧耸帧罢?彼?恰?957年中央部署中小学教职工进行整风反右,也将中小学生排除在外。毕竟,这是共知的常识,是共守的底线。但我们班“住宿事件”却意外送来一个机会,刺激了张老师的神经,遂臆想敌情,把一场偶然的起哄淘气演绎成了一场政治事件。进而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变为即成事实,并以此向校方争取到“计划外”处分名额。这样,才可解释为什么除我们班外,其余11个初中班既没有抓反动学生,也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类似举动。
  二是,为什么执意将“好”学生ZXX打成“反动学生”?ZXX是班里公认的学习尖子,班委、少先队大队委,班里唯一的少年级运动员、班篮球队主力,博览群书最广者、音乐素养识谱能力最高者,人缘很好,即使被“帮助”后仍被提名秋收积极分子。什么原因,竟能激发张老师对这样品学兼优的14岁孩子狠下重手?能够想到的理由,一,他是那晚睡地铺的唯一班委,可能被张老师怀疑为鼓动策划者,估计这也是“反党小集团头子”的原始起源。二,不老实认错服输,张老师非处分他不足以扬腕、立威、收场。这两个猜测都有道理但还不充分,毕竟ZXX最终服输写检查了,也没有证据说明他是煽动者。最后,还是“小集团头子”提醒了我:一个最荒唐的罪名竟列三大罪状之首,在举办“初49班十大变化展览”中,前言也特别点出“粉碎以ZXX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全班大变样”云云。“小集团头子”被刻意重视,暴露了ZXX被“整”不是因为过错,而是因为优秀——“整”他,可收震慑倍增的“斩首”效果;狠“整”他,才足以彰显“政绩”。“红旗班主任”依据的,是铁的政治逻辑而非一般教育准则。
  
  三、 “红旗班主任”的孕床
  
  几十年了,从未听说其他地区有类似现象,也从未看到任何文献记载和文件披露,可以排除“红旗班主任”是全国政策的可能。校史写道:“1958年8月15日前后,在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的历史背景下,专署派白FR等25位同志来校(注:实到23位),做红旗班主任,其中大部分是党员,他们进校后成为学校的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员”。校史只列出一个历史背景,却无法写明政策依据,昭示了“红旗班主任”就是X县专署为母校量身定制的“土政策”。但客观地分析,X县得以产出“红旗班主任”怪胎,的确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特殊因素催化的结果。
  1957年我考取初中,开学日期到了,又紧急通知推迟一月入学,只能隔门望一眼红瓦绿树的校园。校史记载:1957年“对20名教师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与斗争,其中有10名教师受到重点批判,4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有2名教师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当时全校仅60余教师,加上1956年“审干”“给14人做了历史结论”,母校的政治形势真够严峻复杂的。入学不久,我们愕然得知教数学的周MH老师——一个60多岁的上海和蔼老头儿,竟是全校最大右派。有同学不知轻重与他来往,即被告知“离远点儿”。几十年后,通过校史才知道周老师居然是清华学长、留美硕士。但他此前在哪里做什么?为何孤身流落这里?怎会领取远超校长的高工资?至今是谜。
  1957年,母校发生了一件大事。校史记道:“1957年6月16日,虽然有少数初中三年级同学,发生围攻专署文教局长王FC同志的不轨行为(要他立即回答为什么城市招生比例大于农村招生计划,并一边发动同学签名到地委请愿,还扬言要上街游行),但很快在教师们的说服教育下平息了。”事件没有扩大,影响也有限,但性质严重,与震惊全国的汉阳一中学生游行事件类同(注:1957年6月12日,汉阳县一中800学生为升学问题进行罢课、请愿和闹事,冲击县政府和县委,提出公布招生比例,全国统一招生,城乡招生比例一致等三项要求。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全过程,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小匈牙利事件”。致副校长等三人被处决,四人被判有期徒刑。此案1986年彻底平反,是一起“人工合成”的冤案)。能够想到,“最高学府”发生这样的政治事件,对小县城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可以说,这是促使“专署文教局长王FC同志主动请缨,担任X县中学校长”的直接动因。王校长到任的亮相讲话,也是以“6.16”受围攻为开场白,那严厉的口气和严峻的表情至今清新难忘。
  从王局长屈就校长、“红旗班主任”进校,到高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处分13名反动学生,再到大跃进频出成绩,进入省重点中学行列,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环环紧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精心部署的系统计划。王局长对“6.16事件”负有领导责任,是学生围攻的当事人,于公于私都有收拾残局的道义。王局长空降母校,要整顿靠不住的教师队伍,不得不推迟开学,而整顿不安分的学生,则需“红旗班主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团队。这一计划最早应该始于“请缨”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设想措施,如此缜密细致的方案,也只有曾任“专署文教局长”的王校长才有魄力设计,并有能力实施。
  
  四、“红旗班主任”走了
  
  不久,全国进入“充实调整”时期,各项政策迅即转向。1962年,23位“红旗班主任”除“一人搞其他工作外,全部调整离校。”1958年进校的辉煌尚记忆犹新,1962年离校的黯然即骤然降临。短短4年间,“红旗班主任”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查校史教职员名单,惊奇地发现23位“红旗班主任”仅四分之一是初中学历,其余是高小毕业(小学六年级毕业),还有一人初小毕业(小学4年级毕业)。他们年龄多在30以下,基本来自乡镇基层,这是一个不同于教师的群体。他们熟悉基层行政工作,长于组织动员群众,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工于执行上级指示,了解政策和形势走向,懂得权利也会利用权力。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他们心领政治工作的奥秘,谙熟政治运动的操作,“思想政治教育”不过是轻车熟路的牛刀再试,差别只是对象更弱势而已。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与教师有着职业性的差异,他们具有“政绩”冲动,富于政治激情,信奉政治高于一切,既不认同教师的好学生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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