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8日,在北京东郊宋庄举行的“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简短的开幕仪式之后,放映独立制作剧情片《鸡蛋与石头》。影片开映半小时,遭遇拉闸停电。前来看电影的人们,一下子全都坐在了黑暗当中。有人马上发微博说,这是“史上最短影展”,刚开幕就闭幕了。这条微博被转发近两万次。

  实际上影片的展映并没有停止。它本来就没有固定影院,是在宋庄不同的艺术家工作室里放映,得益于艺术家们个人的支持。去年同期也发生过同样遭遇干扰的现象,开幕式原定的地点被取消,后来撤到了栗宪庭先生自己的小院里。这里本来是他的住家,现在成了栗宪庭电影基金办公室。这个基金会是独立影展的主办方。

  继续展播当然继续受到压力。8月23日晚,在基金会办公室贴出公告,是栗宪庭本人用毛笔书写的,“接政府有关领导的通知,‘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提前于今日闭幕,特此告示。”落款为“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组委会”。 栗先生的字体很像他本人的风格,外柔内刚。

  栗先生同时还说:“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因故停展’的告示是我写的,时过23年,又写了独立影像展的停展告示。无语……。”有人将这段话放到了微博上,但是很快遭到删除。那条传得很广的关于开幕式的微博,此时也尸骨无存。

  即使这样,展映也仍然在不同的工作室里进行,观看的人们自有渠道找到地点。这就像一个人写了字画,请朋友到他家里观摩,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次参展的影片比较多,有近100部,超过往年,因而也来了更多作者。持续观看的人们中,作者占了一个较大比例,包括来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不同地区。

  展映影片分为实验、剧情和纪录片三个单元。8月26日上午,这三个单元的评委们集中到一起,深入分享了观片经验,评出了各自单元的获奖影片。这天下午,在艺术家方力钧的工作室里,展映了纪录片《三峡啊》以及《小站》。同时,栗宪庭电影基金办公室里举行了一个内部工作会议,主要是反省独立电影的道路。话题涉及独立电影的定位、特色、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及教训,纯属学术探讨。艺术家汪建伟、来自美国的电影学者张真、中国独立电影的先行者吴文光、张献民等出席了会议。

  展映和研讨活动结束之后,26日晚间七点多钟,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及颁奖仪式。栗宪庭先生在发言中肯定了“本届影展闭幕了三次”提法(郝建语),在场的人们大笑不已。颁奖仪式之后,吴文光和文慧的草场地工作站成员演出了《回忆·饥饿》,以50年代末60年代的大饥荒为题材,演出深刻有力,长达三个小时,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高度赞叹。

  听主办人员介绍,早在春节之后,有关方面就对今年的影展表示了关心。最多的时候,是十几个人“联合办公”,来与主办方进行商谈讨论。这实际上也给了主办方解释和辩解的机会,也是互相倾听和沟通的机会。上面的意思很明确,即停办。援引的依据,是2001年底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2号)。据称影展涉及该条例的范围很广,包括第一章“总则”里面的第二条、第五条;第三章“电影审查”中的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五章“电影发行和放映”中的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六章“电影事业的保障”中的第五十三条;第七章“罚则”中的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

  简单地说,所涉及的条款指向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影展需要正式报批给国家电影管理部门,获得批准方可举办;第二,用影展统筹张琪小姐的话来说,影片的内容涉及“煽动性的”及“社会阴暗面”的问题。

  对于需要报批的要求,栗宪庭先生的解释是:这个影展是他个人工作室的内容,展映的影片属于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它们有着与电影工业、商业片、娱乐片完全不同的起点。因此,没有必要报批。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运用DV拍成的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拿出来给大家看,就一定需要报批。张琪小姐则介绍,她在与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时说,这种影展即使办100期,也不需要报国家电影局审批。因为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样式,它就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这跟电影局审批的电影不是一个范畴的事情。

  独立电影首先是一种电影传统,它主要与美学精神、资金模式及放映模式有关,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于2006年成立。栗宪庭先生本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锋艺术的促进者,著名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他先是认识了一些做独立电影的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学画出身,后来陆续看了一些片子,感受颇深,觉得要帮独立电影一把。他想到的第一个赞助人是艺术家方力钧,方先生立即答应给十万元。但方同时提出了一个想法:愿意将钱给栗宪庭本人,担心如果栗从宋庄美术馆离任,这批电影收藏是否能够被善待,支持独立电影的计划能够得到继续。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其他艺术家逐渐进来赞助的这笔电影基金,便以栗宪庭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次影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个人赞助。

  这个基金会目前的主要项目有收藏独立制作电影、资助小成本的独立电影尤其是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举办两场独立电影展映,其中春天的那场(通常是五月初)为“纪录片交流周”,秋天(通常是十月份),最先的命名有“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北京独立电影展”,后来改为现在的“北京独立影像展”。原定于2011年5月初的“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停办。

  目前全国的独立电影展映主要有这样几个平台:昆明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以纪录片为主,在云南这个多民族特色地区,拥有人类学纪录片的背景,两年一度;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一年一度,独立制作剧情片在这个平台上受到特别关注,同时有实验电影展播。新起的有《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周》,北京朝阳区的《北京新青年独立影像展》、西安的《亚洲民间影像展》等。这些影展都同时对外开放,来自国外的纪录片、实验电影都有放映。2009年我参加的“云之南”,东南亚国家地区的纪录片占了较大比例。

  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像展”起步不是最早,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电影展映的重要平台。她一直受到“关注”,2010年之后承受的压力更大了,这个应该与大环境某些气候变化有关。其他影展偶尔也会遇到干扰,比如2007年我担任评委的“云之南”,展映的地点从昆明移到了大理,通常这事关影展中出现某位“敏感人士”的作品。

  如果实验、剧情和纪录片三项当中,选出一项能够覆盖其他两项,最能够体现独立电影的精神,那么只能是实验电影。实验电影更能够代表独立电影根基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东西,即追求影像本身的创新性。在《持摄影机的人》(1928,维尔托夫,苏联)这部影片中,你可以充分体验到手持摄影机的人,面对世界的那种新奇和惊讶的感觉,如烟火般展现的剪辑、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殊效果,将一个新世界呈现在人们眼前,摄影机成了人们“延伸了的眼睛”。

  实际上,世界并没有改变,只是人们感知它的方式改变了。最终被改变的是人自身,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框架,是人们面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影像有多少可能性,世界与人们就有多少可能性。探索影像的边际和极限,也是探索人的想象力的极限及边际。如果说具有颠覆性,那么实验电影的本性就是颠覆,只是它所颠覆的是人们的视觉经验,观影模式。然而,这项在极地探索的工作,为一般人们所不熟悉不了解,实验电影的画面看起来奇特怪诞晦涩,不知所云。它有自己小小的传统和内行的眼光。

  在宋庄这个先锋艺术家云集的地方,影展留出“实验电影”这样一个单元,真是太恰当不过了。艺术家们自己掏钱支持独立电影,提供自己的工作室作为展映场所,也应该有这个因素。在根子上,实验电影与先锋艺术是相通的,这也是现在更名为“独立影像展”的原因之一,必须包含纯粹是影像方面的探索实验。实话实说,这部分的内容如果拿到电影局去报批,恐怕没有人会看得明白,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尺度能够衡量。也实话实说,中国实验电影的起步较晚,实力较弱,这次影展上获“实验创新奖”的两个作品,作者都来自中国大陆之外:《瓢虫哀歌》(近藤聪乃,日本)、《所有的行都流出来》(林育荣,新加坡)。

  这次影展,剧情片有了明显长足的进展,它是竞争最激烈的那个单元,无奈只有两个奖项,当选者只能是一个长片一个短片。章明、张真、陈翠梅三位评委深感不足,于是影展向组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在不增加奖项的前提之下,特别推荐几部影片,以资鼓励。最后评奖结果如下:优秀剧情片奖:郑阔的《南风》(长片)和陈莉华的《马拉自在》(短片),评委会特别推荐奖为黄骥的《鸡蛋与石头》、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和杨明明的《女导演》。

  栗宪庭电影基金会还有一个电影学校,每年暑期开班,训练时间约四周。《南风》的导演郑阔正是这个电影学校2009年的学员。他毕业之后拍摄了两个纪录片《789站》和《暖冬》,《南风》是他去年在辽宁葫芦岛拍摄完成的首部剧情长片,这次影展也是这部片子的首映。郑阔声称他与共同拍摄的朋友孙杨都喜欢北野武、纽承泽,喜欢《教父》和香港电影古惑仔系列。他忘记谈到了他其实还喜欢《美国往事》,这部片子里明显有向《美国往事》致敬的细节,包括感伤的音乐及其他等等。独立制作一部黑帮片,存在多少难度啊,但是他们却完成了,影片放映时激起观众极大的兴趣。

  在观看这部片子时,竟然令我时时联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审查制度诞生前后。电影这个东西,天生具有一种面向现实的本能,面向野性的当下现实,俗话说的社会的“阴暗面”或“黑暗面”。当年美国也是因为电影中突然涌进了大量黑暗丑陋的内容,促使了电影审查制度的诞生。与中国不同的是,那是行业协会内部的自律章程。这部《南风》几乎每走一步,都突破了当今中国审查制度的框架,但是却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警察包养妓女却不付钱,而是由妓女每月按时向警察交保护费;为泄私愤他在办公室里残忍地将一个小混混打得满脸是血,最终由更大的黑社会头儿出面摆平这件事。政府部门通过领导的秘书牵线,将拆迁的“钉子户”交给黑社会去解决。包括其中全裸的镜头,警察与妓女之间的S/M,那场在浴池里的砍杀,被追杀者裸体跑向了大街。这些显然为今天的审查尺度所不容,但是它们却绝对电影属性。对于电影人来说,这属于控制不住的电影本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出台电影的分级制度。不难估计,这部影片若是通过审查,票房虽不如《让子弹飞》,应该也会过亿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与现有审查制度的冲突,并不是提供独立电影的最终理由。更重要的是另类气质,在影像或精神方面的另类探索。这部拥有商业潜质的《南风》,可以看作“另类独立电影”:其中真实现实的成分,最终都笼罩在有关江湖的传说当中。细节是真实的,总体却是虚幻的。这样的片子只是暂时在独立电影中藏身,“借窝生蛋”,一旦机会到来,它就要飞走。

  与《南风》的气质相反,评委会特别推荐的这部《女导演》,放在任何条件下它还是一部独立电影,是运用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的剧情片。片中的阿明和月月从导演系毕业等于失业,于是拿起摄像机互相拍摄,互为镜像。两位年轻女孩出语尖刻,针针见血,对于对方和自己一样不留情面,互相羞辱中保有一份互相之间的温情,有点伯格曼电影的遗风。然而镜头却不沉闷,明快流畅,风格锐利。在很大程度上两个女孩的表现,是在场的摄影机激发出来的。女导演杨明明本人也在片中演出,她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刘索拉、张辛欣。这部影片是在该影展第一次与观众见面。

  开幕式上停播的是年轻女导演黄骥的《鸡蛋与石头》,已于今年2月份在荷兰鹿特丹电影节获奖,是一个农村留守少女被长辈性侵的故事,导演声称其中有些细节正是自己的经历。这是一部私电影,并不讲究事情来龙去脉的一般性交代,径直运用镜头语言,将受害少女的孤独、恐惧和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她的忍耐、梦想和成长。某些场景和细节的设计灵气十足,令人惊讶。十分突出的还有摄影,由黄骥的日本丈夫亲自掌机。

  同样在这个影展上面世的还有这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导演柴春芽曾经是《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影片没有故事,主要场景由老人、少女、疯子、河流、山川、动物(驴、骆驼),皮影戏、传统戏剧以及回忆组成。初看上去,令人想起塔尔科夫斯基或者安哲罗普洛斯那样的“诗电影”,再看下去发现它其实更接近“魔幻现实主义”,是从荒芜破败的现实中,重新走出曾经有过的理想、光荣和辉煌,再现这片贫瘠的土壤曾经有过的恩典与呵护。尽管技术上还有些生硬,但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尝试。在放映之后的闲聊中,导演提到了《石榴的颜色》。这是拍摄于1968年的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

  独立纪录片老将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赵亮(《上访》、《罪与罚》的作者)与我本人,我们三人共同担任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参加展播的纪录片共有50部,其中有少数在别的地方展映过,绝大多数是这次影展首次露面。

  纪录片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影像质量有比较大的提高,表达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内容和视野越来越宽广。长达三个小时的《走马水》(田波、王苗霞),将民俗学、人类学的传统内容,与当下现实矛盾揉合在一起,呈现了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村子的立体状态:在古老深厚的土地之上,上演一出小小的破绽百出的“现代戏剧”。两位导演不仅有拍摄意识,而且有放映/与观众交流的意识,提供了独立制作纪录片影像质量的新指标。

  《生活而已》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样式,也属于极少数派私电影。导演魏晓波将机器架到了与女友的饭桌前和卧室里,记录他们结婚领证前后遇到的一波三折。年轻人恋爱时充满锐气和一往无前的,但是回到现实,房子与钱成了两人结合的障碍,随时引爆激烈的冲突。没有人喜欢变成那样,但这就是现实。有人会觉得这个片子有点过了,拿自己出来露丑卖乖不值得,但是对于纪录片这头不知餍足的怪兽而言,任何真实对它都不嫌更多。

  我自己有点偏爱一部50分钟的小片子《中国协奏曲》,导演王博是在国外学习电影的年轻人。他将镜头对准了2010及2011年的重庆街头,拍摄了当时遍地红歌的政治、社会景观,同时又有意识地对制造权力幻景的“景观”本身作出解构。当他拍摄街头群众演出时,把镜头集中在某个拥有笨拙身材和面容的人身上,直到让她释放出在浓妆彩衣之下的真实气息。这个片子属于作者的写作类型,比较自由;只是从街头采集来的影像,带有过于偶然的性质。片子里不断提到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我不知道,安氏的这部粉红色的片子若是放在今天我们的影展上,会不会给它得奖。影展播出的另外一部片子《安东尼奥尼与中国》(刘海平),这部片子沿着安东尼奥尼曾经走过的道路,又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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