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我的“后文革时代”

2003年，大学三年级的我写了一部将近10万字的小说，故事讲的是一个文学青年如何在理想的爱人和另一个有家世背景的女孩之间进行选择。我当时只是想借此安慰自己作为一个文学青年面对未来的不安，现在看来情节相当老套，所以当时未获发表。

小说中的某处提到了文革，作为一种时代背景介绍，我当时是这么写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一场浩劫，由领袖发起这场运动的初衷或许是好的，遗憾的是毛泽东不光是个富有智慧的军事领导人，骨子里他更是个有些浪漫主义思想的文人，只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

这确是我在十年前真实的内心想法，当时，对文革的否定和对毛的肯定在一个大三学生的身上实现了统一。

当然，我们这一代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人对文革的印象不可能来自亲身经历，上世纪80、90年代也没有如今这么发达的通讯手段和网络覆盖，家庭和学校几乎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至少对于我来说，有关文革的信息几乎全来自这两个地方。

当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在长辈们的谈话中反复听到有关“文革”的事情了。但这些屋檐下发生的交谈频繁而又空洞，充满了情绪化的表达，同时缺乏必要的细节。常常只是几句咒骂几声长叹，但他们当时苦涩中夹杂着释然的表情却长久停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文革记忆的源头。

而在我人生之初所获得的原始记忆里，“毛主席”这三个字以它所代表的光荣、伟大、正确占据了我心中一块非常重要的位置。比如从广播和电视里经常能听到类似《东方红》这样直接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比如出现在玻璃框里和各种饰物表面的毛主席头像。不论出现在哪里，毛主席都显得目光炯炯，胸有成竹。印象最深的一幅画上，毛主席面如温玉，细目蚕眉，嘴唇红红的，整个人显得即年轻又成熟。现在我知道，那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毛主席在陕北”的宣传画。

刚上小学的时候，家人带我从老家到北京旅游。由于住在远房亲戚家，不便打扰，因此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到天安门看升国旗，接着就要去毛主席纪念馆参观。进去之前，家人对不足十岁的我千叮万嘱“一定不能笑”。我感受到家人嘱咐中的那份认真，把拇指的指甲深深摁在食指关节上，打算用疼痛镇压可能出现的顽皮。不过显然我们都多虑了。当我跟随缓慢的人流步入纪念堂大厅的那一瞬间，肃穆笼罩了上来，空气中浓稠的气氛几乎让我目不能视耳不能听，透明的水晶棺材置放在中央，观众施以庄严的注目礼，我匆匆一瞥不敢长久注视。我听见自己悄悄对自己说：那就是毛主席！

但进入学校后，关于文革的信息骤然减少。老师们极少会主动和我们这帮学生谈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没有好奇心和胆量去询问有关的事情。只剩下马、恩、列、斯、毛、周（如果墙壁有富余也可能包括中共十大元帅）的彩色海报天天都那么稳重大气地从墙上围观我们这群小屁孩儿。待放学回家，父母自然关心功课多过任何事情，于是文革话题在我进入学校后从家庭中自然消失。

再遇上“文革”就是中学的历史课上了。我手头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教科书，只好借用一下现在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好在据我所知，有关文革叙述在教科书这个领域里这么些年应该没什么大变化。最新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七章“全国大动乱”的导语是这么写的：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60年代中期，我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于紧张。美国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援越抗美。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恶化。中国政府顶住了来自美苏霸权主义的压力。但同时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这对经济建设有消极影响。

第一节“‘文化大革命’背景和开始”是这么为发动文革作出说明的：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此，他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时候，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不过我在中学阶段还是对文革有了教科书之外的了解，主要是些具体的涉及大串联、抄家或者武斗的故事，性质上更类似一种民间传奇故事和那时候还很流行的忆苦思甜。这些信息主要来自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非法刊物（这些刊物的封面上很流行印着“内幕”“秘闻”之类的文字，几乎中国每个火车站、长途车站大厅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摊位），以及朋友的转述。

不过没几年功夫，大家也都不再聊文革了，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已经是件盖棺论定的事情，而中国和中国人此时正准备跨过千禧年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聊文革？太落伍啦！

2000年，我考上了中原一个二线城市的大学。那时候，我依然是个毛的崇拜者，记忆深刻的是我买了一件印有毛主席头像的T恤带在身边。自从把它买回来，我感觉这不再是件单纯的衣服，而是个有生命的物体。因为发愁不知道该怎么洗（会让毛主席头像泡在水里），我将它长久地挂在衣柜里。放假收拾行李的时候也无法将它带走，因为折叠和挤压可能会让毛主席头像出现褶皱和变形。只有在心情极其舒畅时候我才会穿上它，迎接旁人真切的羡慕而亲切的目光。当时，我就读大学所在的城市人均收入不到800元。某次当我穿着“毛主席”上街，一个摆摊的大叔拦住我说：“毛主席是伟人啊！那时候一个贪官都没有！”

正是在这期间，我写出了最开始所说的那篇小说。并且用王安忆的说法，颤抖着将它投进邮筒，寄给了《收获》编辑部。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收获》寄来的回信，那篇小说虽然没有刊登，但他们依然给了它一个编号。

回顾我大学毕业之前的时间，“文革”和“毛主席”作为两个话题多次反复出现在我生命的过程里。它们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更多的是距离。我甚至一度认为“文革”的浩劫是对疲弱的中华文明的“疼痛疗法”，是毛站在历史高度上苦心孤诣的设想：用一定的代价，换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觉醒。在这样的逻辑里，“文革”甚至不是错误，它只是因为被利用而失败，只是因为毛被蒙骗而失去指引。

我开始对文革感兴趣，希望从书本中还原它的样貌，希望找出它失败的具体原因。我的阅读从大学时代的西方文学经典，逐步向《芙蓉镇》、《三生石》这一类作品转移，它们带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官刺激。紧接着和《今天》与“星星画展”一代有关的文字进入我的视线。随后以高华、杨奎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的著作成为我案头的读物。同时不能不提最近这十年以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相关资讯。我对文革的认识和思考也就这样经历了从好奇到震惊再到理性冷峻的过程。那个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一点点浮现，拆掉过去20年我脑子里那些主动和被动堆砌起来的砖块。毛的形象也逐渐褪去光环。

也正如此，我开始理解这20年所受教育的背景，认识到将毛和“文革”进行人为切割只是更为庞大的计划中的一环。从我个人的经历上看，这样的切割是奏效的，然而作为一种对历史的矫饰，它终究经不起严肃的追问与质疑，随时面临破产的风险。当前的国内形势也越来越显示出它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在这样的顾虑下，对“文革”的反思不可能做到全面和彻底。这实际上非常危险，无论对中国的广大百姓来说还是对执政党来说都是如此。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游行。在媒体和网民提供的照片中，我看到有人穿着文革服饰，高举毛主席画像在人群中行进，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和当年的我一样，觉得那场由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按照领袖自己的原本意图，重新再上演一次。今天看来，这是多么滑稽，多么危险。

张源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