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文载于《外交事务》杂志9/10月刊，文章认为至少从中期来看，中国不会成为超越美国的强权。本文为美国的决策者们描述了中国为何一直认为美国在遏制其崛起。在太平洋社区中的大国力量的重新平衡中，美国应当如何与中国和平相处。
原文：How China Sees America
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and 施道安（Andrew Scobell）
原载：《外交事务》杂志9/10月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大国”是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但是中国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当之无愧：中国地域辽阔，地处关键的战略位置；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充满活力；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增长迅速；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巨大的份额；中国的军事实力也不可小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存在，而且这种利益，不管是自愿或是被逼无奈，在其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国际组织中都备受关注。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唯一一个可能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的国家。确实，中国的崛起已经引发很多担忧，这个国家很快会超过其邻国，并且有朝一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但是对中国广为流传的认知是中国是一个好战而不断扩张的国家，这是毫无根据的。尽管，中国相对国力在最近几十年突飞猛进，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防御，这种政策自从冷战以来几乎没有变过：逐步减少国外对中国的不稳定的影响，避免领土丢失，减低邻国之间的猜忌，并保持经济增长。过去的二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同世界经济体系融合在一起，中国内部及地域优势在定义中国利益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中，已经成为逐步增大的要求，而且也赢得了其他大国的认同。
当然，这些国家之首是美国，处理好棘手的中美关系是北京政府外交政策中首当其冲的挑战。 而且，当美国人思考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有利还是代表日益明显的威胁的时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在犹豫，美国是有意要用其权力来帮助中国，还是要伤害中国？
有时候，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神秘莫测。然而，既然美国政治体系是三权分立的，政权在如美国两大主要政党之间频繁交替，中国在辨别美国的目的上也大费周章。虽然如此，在最近几十年，美国长期战略似乎已经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逐渐成型。因此这并非只是无望的揣摩游戏——事实上，中国要努力分析美国来的战略十分必要。
中国的四大安全环区
根据北京的观点，在这个世界威胁无处不在，从政策制定者的窗口望出去的街道，到陆地边境以及长达几万英里的海防，再到远方大陆上的矿山和油田。这些威胁可以用四个同心圆来概括。在第一圈中，是中国政府管理或宣称主权的整个地域，北京政府认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及领土完整受到国外政治活动家及政治势力的威胁。同其他大国对比，中国必须应对数不清的境外政治活动家对其进程试图施加的影响，而在当局看来，它们都是危害到了中共的延续的。国外投资者、开发咨询师、游客及学生蜂拥到中国，每个人都对中国应如何变革持有自己的看法。国外基金及政府给予中国团体财务及技术扶持，来促进民间团体的发展。西藏和新疆持不同政见者得到道义及外交上的扶持，有的甚至得到种族分离主义及境外持同情观点的政府的物质援助。沿着海岸线，某些邻国对北京宣布主权的海域提出异议；台湾由自己的政府来统治，台湾政府得到二十三个国家的外交承认，以及美国的安全保障。
中国边境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第二圈安全环，其中包括同十四个邻国之间的关系。除俄罗斯外，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土地接壤的邻国更多。其中包括在过去七十年中和中国发生过战争的五个国家（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及越南）以及很多不稳定政权所统治的地区。中国的邻国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的国家核心利益与北京一致。
但是，中国很少能够奢望在单纯双边的背景下与任何邻国打交道。中国的第三圈安全环，包括六个围绕中国地理位置明显的地区：东北亚、大洋洲、东南亚大陆、东南亚海域、南亚及中亚。这些地区的每个地方均出现复杂的地域性外交问题和安全问题。
最后是第四圈，远离中国边境的世界。中国也是仅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实质性地进入这个最远的范畴，而且目前为止，也只是为了保证大宗产品资源，如石油的供应；取得市场或投资渠道；为孤立台湾及西藏的达赖喇嘛寻求外交支持；以及为中国在国际规范及合法体制下寻找盟友。
高深莫测的美国政府
在中国四大安全环区的每一圈，美国政府都无处不在。在中国的内部事务中，作为台湾维系现状的担保人，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海域拥有最强大海军实力的一方，同很多中国邻邦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盟友，以及现存国际合法政权的构建者及捍卫者，美国是最具侵入性的外国势力。
从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开始，各届美国领导人均曾向中国保证其良好的意向。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宣称，中国政府的繁荣及稳定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在实际行动中，美国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这些贡献将中国拉入世界经济，使得中国进入市场化、资本化及技术化；在科技、国际法方面为中国培养了专家；杜绝了日本完全重整军备；维持了朝鲜半岛的和平；并协助避免台海战争的爆发。
然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还是更看重他们所见的比言辞更无情的政策和行动。美国军事力量在中国周围无处不在，而且美国政府同中国邻邦保持着广泛的防御关系网。华盛顿继续破坏北京力图对台赢得控制权。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维持一系列政府及私人计划，以此寻求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及政治施加影响。
北京政府通过三个互相加强的角度来看待美国一系列表面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行动。第一，作为农业、东方战略传统的继承人，中国分析家认为，中国是追求和平、具备战略防御思想、非扩张主义及讲究伦理道德的国家。相反，他们认为，西方的战略文化——特别是美国——是穷兵黩武的、战略进攻的、扩张主义和自私自利的。
第二，尽管中国热切接受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看待美国的方法上，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在榨取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中国一直认为，西方国家在资源及高附加值市场上拒绝中国的竞争力。而且尽管中国在对美贸易商一直有贸易盈余，并且持有大量美国债券，中国顶级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过使用中国便宜劳动力及信贷，生活水准超过其能力，最终在贸易中得益。
第三，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年轻一代中国政治分析人士中受到欢迎，其中很多人在美国获得高级学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认为，一个国家应当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其安全环境。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对中国的强大不可能感到满意，因此寻求较为软弱更为亲美的统治政权。中国分析人士在华盛顿呼吁民主及其在台湾、西藏及新疆支持分裂主义运动方面看到这一意图的证据。
无论这些分析人士主要是通过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来分析美国，多数中国军事家假定，像美国一样强大的国家，会利用其实力来维护并加强其特权，会将其他国家为保护其利益看成是对美国自身安全做出的威胁。这一假设引出一个悲观的结论：随着中国的崛起，必将引起美国抵制。美国利用安慰性的语言，将其塑造为追求和平、人权及公平竞争环境的形象，而且有时候提供给中国真正的援助。但是美国政府本身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旨在维持其世界霸权，另一方面则提防中国不断壮大从而威胁其霸主地位。在中国国营新闻杂志《瞭望》2011年的一个采访中，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锋对这一观点做出总结。”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在很多地区及全球事务中需要中国出手，”他说，”而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日益壮大表现出担忧，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以美国的价值观来重塑中国。”
密切研究过美国历史的一小部分中国分析人士（主要是年轻人）辩称，中美利益不完全背离。在他们看来，两个国家相互之间距离遥远，各自的核心安全利益没有必要产生冲突。双方可以通过贸易及其他共同利益来互惠互利。
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相对持有其他观点的军事家来说微不足道，军队及安全部门的大多数人对美国政策并不清楚，并且在中国应当如何对美国做出反击上更有对抗性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在军事上同美国抗衡，通过比美国优越的军事技术，以及利用他们认为中国武装部队中超群的士气，一旦发生战争，便可赢取胜利。他们的观点一般不会轻易透漏，以免引发中国敌对方及其友邦的恐惧。
谁是修正主义者？
更深层地分析美国对中国战略的逻辑，中国的分析人士，像其他国家的分析人士一样，注重能力和意图。尽管美国的意图可以有多种诠释，美国的军事、经济、意识及外交能力相对容易被发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意图都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美国军事力量遍布全球且技术先进，在中国周边地区都布有火力重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OM）在地域范围及非战争时期动用的武力人数上来说，都是美国六大战区最大的一个。PACOM的资产包括32.5万军事人员及文职人员，以及大约180艘舰艇及1900架飞机。对西方而言，PACOM让位给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中央司令部负责从中亚到埃及的区域。在2001年9月11日前，CENTCOM除了为巴基斯坦培训及供应任务外，没有在中国边境附近直接驻军。但是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始，CENTCOM在巴基斯坦派驻了几十万军队，并获准在吉尔吉斯坦建立空军基地，辐射范围得以延伸。
在亚太地区美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因同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菲律宾及韩国的双边防御协定以及同其他伙伴的合作安排而放大。而且除此之外，美国在陆海空三级防御中部署了大约5,200枚核弹头，使得陆海空防御无懈可击。综上所述，美国的防御态势，正如新华社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钱文荣所言，形成”战略包围圈”。
同时，中国的安全分析人士也注意到，美国不断延伸的能力，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如果不把欧共体当做一个单一实体，美国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单一市场。而且，美国是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及先进技术最大的来源之一。华盛顿时不时地沉溺在可以用经济力量来胁迫一下的想法中。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某些有限度的外交及经济制裁，包括先进武器的销售禁令，此政策目前依然有效。几年之后，美国国会辩论，是否撤销中国进口产品所享受的最惠国税率，进一步对中国违反人权做出惩罚，尽管该计划的支持者永远无法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因中国为了出口商的利益，人为贬低人民币币值而提出对中国制裁，而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承诺，如果当选，他在总统任期的”第一天”就会给中国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
尽管在华盛顿，贸易鹰派很难获胜，此类信息提醒了北京，如果美国决定在经济上制裁中国，中国会多么脆弱。中国军事家相信，一旦发生军事或经济危机，在此期间，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拒绝向中国供应石油和金属矿产，而且美国海军可能会封锁中国战略上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在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方面无处不在的美元，同时也给了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能力，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作为美国政府出于解决其财政危机，通过大量印刷美钞，提高借贷的行为，结果都会迫使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及外汇储备贬值。
中国分析人士还认为，美国拥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而且很乐意使用这种武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其优势国力，将美国准则铭刻在全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国际人权文书中，并且将中国人认为的西方民主形式注入日本，最后是韩国、台湾及其他国家。中国官员争辩说，美国利用民主意识及人权概念，来撼动支持社会主义及亚洲风格的发展式威权主义的其他价值观，并使其失去合法性。如山东省党委委员，共产党的新秀李群所言，美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人权，而是利用这一借口来影响并制约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中国财富及国力的增长威胁到其世界霸权地位。”
在多数中国分析人士看来，自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大国的姿态，试图尽量按照美国的意愿来重塑全球环境。在北约扩张过程中，美国通过干预巴拿马、海地、波斯尼亚及科索沃，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入侵伊拉克，在各处实现了这一愿望，这就是他们认为的证据。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推进自由贸易，迫使其他国家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然后使美元贬值，同时尽力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公平的全球气候变化减排费用份额，来加强其优势地位。也许最令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美国促使格鲁吉亚、乌克兰及吉尔吉斯坦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从而体现出其侵略意图。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外事部主任刘建飞在2005年所写，”美国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也憎恨伊朗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所推行的’绿色革命’。它所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颜色’。美国支持’玫瑰’、’橙色’及’郁金香’革命，因为这些革命符合其民主推广战略”。正如刘及其他中国分析人士所看到的，美国希望”进一步扩大民主，将整个地球变成’蓝色'”。
利用台湾
尽管美国学者及评论家通常认为，战后美中关系处在长期缓慢的解冻过程，而在北京看来，美国一贯对中国严厉打击。从1950年到1972年间，美国企图遏制和孤立中国。除其他措施外，美国联合其盟国，率先撤销了对中国大陆的外交认可，对大陆实施贸易封锁，组建日本军队，干预朝鲜战争，在台湾扶持起对立政权，支持西藏游击队反击中国控制，甚至在朝鲜战争及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威胁会使用核武器。中国分析人士也承认，自1972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出现转机。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转机完全是要对抗苏联的结果，后来是因为从中美贸易中得到益处。即使如此，美国继续维持台湾作为战略上的分散力量，帮助日本军备发展，实现日本海军现代化，并在人权上对中国施压，来阻碍中国的崛起。
中国人已经从同华盛顿的几轮谈判中汲取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教训。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大使级谈判中，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武器控制的谈判中，在九十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以及在上个十年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中国人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求甚多、且毫不折中。但是中国人对美国国策的理解最有决定性的是1971-72,1978-79以及1982年台湾问题的三轮谈判，这三轮谈判形成延续至今的美国对台”公报框架”政策。在美中正常邦交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华盛顿放弃对台湾的支持，来换取同北京正常邦交关系的利益。在每一轮谈判的时候，美国人似乎也乐意如此。然而过了几十年，在北京看来，美国依然是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对中国说愿意牺牲台湾，因为台湾对美国来说不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是直到他第二任期，也未能放弃台湾。在此基础上，中国同意1972年的上海公报，尽管其中包括美国单边声明”重申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这是美国承诺防止大陆通过任何武力解放台湾的外交准则。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尼克松未能实现同北京邦交正常化便辞职，而他的接班人杰拉尔德·福特在政治上太软弱，未能实现尼克松的承诺。
下一任总统吉米·卡特曾希望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而中国坚持美国要与台湾划清界限。1979年，美国结束了同台湾的防御条约，而再次发出单方面声明，重申其”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承诺。随后，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案》不但让中国震惊，也让美国当局震惊。这个法案要求美国”保持实力……抵制任何威胁台湾人民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威慑用意再次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1982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寻求同北京更密切的关系，来加强对莫斯科的压力，中国说服美国签署了另一份公报，在公报中，华盛顿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但是协议才刚刚签署，美国在1979年的对台武器销售创造了新的记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小幅缩减利润的基础上计算年度削减量，并根据通胀因素调整，那么实际上武器销售还提升了；报道称，美国销售到台湾的更多先进的武器系统，同旧的系统比起来在性能上对等；美国还允许商业企业同台湾军工企业，在技术转让的说法下进行合作，而非直接销售武器。在2001年4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批准对台销售大量的先进武器，到这个时候，1982年的公报已形同废纸。同时，随着美国对台湾事务的参与不断延长，台湾发生民主过渡，使得统一距离北京更加遥远。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军事家问自己，为什么美国对台湾总是抓住不放？尽管美国往往认为，他们只是捍卫忠实的民主盟友，然而多数中国人从华盛顿的行为根基上观察到其战略动机。他们认为，继续保持台湾问题的存在，有助于美国挟制中国的发展。根据退役将军、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所言，美国一直使用台湾”作为一枚衡量中国崛起的棋子。”
多元化风险重重
《台湾关系法案》标志着美国对中国政策向国会决策的方向的开始，而且这一法案继续使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复杂化。冷战结束十年后发生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转移了美国辩论的话题。中国曾经被认为是一个逐步自由化的国家，但在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演变为返祖式的独裁统治。而且苏联解体使同北京势在必行的战略合作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美中经济关系的增长开始产生一系列摩擦，如在美国市场倾销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以及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版问题。在同美国达成共识数十年之后，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分歧最大的国家，部分是因为利益群体的激烈游说，使得中国问题始终保留在国会山的议题日程上。
确实，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说，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利益团体的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引发人权组织的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惹恼了反对堕胎运动人士；中国对宗教的压制冒犯了美国基督教人士；中国低价产品的出口触发了有组织的工人保护要求；在能源方面中国对煤炭和大型水坝的依赖，使环保团体忐忑不安；猖獗的盗版行为及假冒产品激怒了电影、软件及医药行业。这些投诉及势力使得”中国威胁论”的恐惧不断被放大，弥漫了整个美国政治论坛—在中国人眼中，这种恐惧不但抵消了中国愿望的合法性，而且其本身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
当然，在国会、各智囊团、媒体及学术界也有部分人，站在对中国有利的立场，这是基于两国之间的合作，对美国农业，出口及银行，甚至对华尔街都很重要，或者是在诸如北韩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比起在权利和宗教上的纠纷更为重要。从长远来说，这部分中国的拥护者比起批判中国的那部分人来说变得越来越壮大，但是他们只愿躲在幕后悄悄行事。而对于中国分析师而言，他们也试图理解美国政策团体所听到地那些刺耳的声音，毕竟呼声越高，越容易听到，而这些信号令人担忧。
糖衣炮弹的威胁
在试图确认美国的意图过程中，中国分析人士也会看由行政部门的高层人士所做的政策报告。这些报告来自于行政部门主导的政治系统，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报告可是美国战略的可靠声明。他们注意到，这些报告一般说明两件事情：想让北京确信，华盛顿的意图是善意的；而同时，想让美国公众确信，美国不允许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利益。这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的糖衣炮弹式威胁。
例如在2005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代表乔治·W·布什政府发表了一项对中国政策的声明。他向美国观众再次保证，美国会”试图劝阻任何军事竞争者形成区域内霸权，或者形成对美国或其他友邦有敌对行动的分裂或其他能力”。但是，他也解释说，中国的崛起不是一种威胁，因为中国”没有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本身没有誓死同资本主义战斗到底”，”不相信中国的未来依赖于国际体系基础顺序的颠覆”。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两国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取决于一定的条件。中国应当安抚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他所谓的”热锅上的蚂蚁”的情绪。中国应当”对其国防开支、目的、准则及军事演习做出说明”；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并在伊朗和北朝鲜的事务上同华盛顿合作。总而言之，佐利克建议，中国应当放弃”封闭政治”。站在美国的角度，他说，”中国需要一场和平的政治过渡，使得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承担起责任和义务。”
奥巴马政府已经以稍微温和的语言重复了这些观点。在2009年9月这届政府首次针对中国问题的重要政策演讲中，后来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引入了”战略再保证”的观点。斯坦伯格是这样定义这一原则的：”正如我们及我们的盟友必须搞清楚，我们准备迎接中国的’到来’……作为一个繁荣富强而成功的国家，中国必须再次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的发展及在全球角色的日益上升，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存在为代价”。中国可能需要”再次向其他国家保证，”这一发展不会出现威胁”；中国可能需要”为再次向亚洲及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做出保证，为此，中国应当增加其军事透明度”而且证明中国”遵守法律及普遍准则”。对于中国分析人士来说，这些声音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华盛顿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进行合作，想方设法阻挠中国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捍卫自身利益，而且意图在中国政权的特色下推进改变。
可以肯定地说，北京对华盛顿的怀疑比起美国在中国崛起中做出的贡献来说微不足道。然而对于中国分析人士来说，历史已经给出这种难题的答案。正如他们所观察到的，美国可能会尽量长时间地遏制中国。当苏联的实力不断提升，遏制苏联成为必要，为增强对莫斯科的阻挠力量，美国被迫同中国接触。一旦美国开始同中国接触，开始相信这种接触可能会使中国走向民主，而且可能会为美国赢回华盛顿在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胜利时所失去的亚洲大陆战略基地。
在中国人看来，华盛顿同北京缓慢的邦交正常化不是出于理想主义及慷慨大方，相反，美国之所以寻求邦交正常化，是因为美国可以在中国经济开放中受益，通过美国投资、消费廉价的中国商品以及通过支持美国贸易及财政赤字的借款来榨取利润。然而美国的战略家在中国餐桌上忙碌于灯红酒绿之时，忽视了中国崛起的风险，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感觉到。既然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威胁，这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已经没有了切实的方法可以防止中国继续发展。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接触战略是失败的，从而证明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91年提倡的战略思想”韬光养晦”的正确。面对增长迅速无法停步的中国，美国除了现在所做的外也无能为力：要求按照美国的条件进行合作、威胁中国、军事围堵，及继续尝试改变政权。
如何应对一个强硬的务实者？
尽管存在这些观点，中国主流军事家不建议中国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挑战美国。他们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几十年全球霸主的位置，尽管他们看到美国没落的初步迹象。目前，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所言，”超级大国越来越超级，反倒显得很多大国不怎么大了”。同时，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离不开对方，而且都具有足以伤害对方的军事力量。就是这种相互直接都易受攻击的特点，带来双方合作的最佳的中期希望。相互惧怕才使彼此之间的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得以延续。
然而，从长期来看，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最好选择，是创建出一种能维持现有世界体系的新的权力平衡系统，但是中国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有很好的理由来追求这一结果。即使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繁荣昌盛依然依赖全球竞争者的对手—包括美国和日本的繁荣昌盛（反之亦然）。中国越是繁荣富裕，中国在海上通道安全、世界贸易及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核扩散、全球气候变化控制及公共健康合作方面，越显得举足轻重。如果中国的竞争对手不再蓬勃发展，中国也不会再向前发展。而且中国军事家必须认识到，在法律、地区稳定及开放的贸易竞争规则中，美国核心利益不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美国应当通过起草明确的政策方针，在不威胁到中国安全的前提下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鼓励中国接受这一新的平衡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这将推动美国政府寻找美国意愿的界限。华盛顿必须反思，为适应中国国力的增长而设定界限。但是这必须以冷静的专业方法做出，而不能以你死我活的犀利言辞做出。鹰派活动人士谈论贸易战争及战略竞争，引起北京的担忧，同时削弱了达成共识所做出的必要努力。无论如何，将犀利的言辞付诸行动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如果这么做，可能要求切断中美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纽带，并且在战略上花费巨资来围堵中国，而且这会迫使中国做出对抗性反应。
然而，美国与中国相关的利益并无争论，而且应得到确认：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在台湾人民乐意接受的条件下解决台湾问题、环中国海域自由航行、日本及其他亚洲盟友安全、世界经济的开放以及保护人权。美国必须以本国可信的实力支持这些选择，特别是在两个领域。第一，美国必须保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包括中国东海和南海。为此，华盛顿必须继续优化其军事实力，维持其区域防御联盟并对挑战做出积极回应。华盛顿应当向北京再次保证，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创造平衡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威慑中国。这一保证可以通过加强现有的美中军事互动管理机制来完成。例如，现有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应用来设计这样的程序允许美国和中国的飞机及舰艇在近距离接触时也可以安全运行。
其次，美国应当继续抵制中国的这种努力，以不利于西方的方式来改造全球法律体制。这一点在人权制度方面尤为重要。这是一套全球性规则及机构，可以帮助确定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持久性。美国一直寻求支持这一世界秩序。
中国在想象中的太平洋共同社区中，还没有赢得同美国相等的发言权，或者作为”两国集团”的一员在全球获得对等的角色。中国不会统治世界，除非美国从世界统治的舞台撤出，而且中国的崛起，只有在华盛顿允许时，才会成为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对于美国来说，正确的对华战略源于国内。华盛顿必须保持本国的军事创新及更新，培养其与盟国及其他合作国家之间的关系，继续支持卓越的高等教育，杜绝间谍及剽窃美国知识产权，并从新获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只要美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问题，并紧紧抓住自己的价值观，美国就可以应对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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