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國教行動現場圖片

 
文 / 宋志標

上週五的九月七日晚,十二萬香港人有秩序地圍聚政總大樓,要求撤回被疑為負有黨化使命的國教科目。這次活動聲勢浩大、主旨重要,其效應逐漸累積與放大,影響波及處,深度捲入香港各階層,各種政治勢力不得不對此亮明立場,史稱國教科風波。

單從香港社運的線索和歷史脈絡看,國教科風波的意義或可歸納如下:它是香港人借自由之名展現的對黨化教育的強烈逆反,是香港人構建香港主體性的大規模運動,是在大國意志與國家語境下的「文化解殖」,是香港人鞏固自主的城邦政治的絕望之呐喊。

十二萬人之於七百一十萬總人口,比例不可小覷,社會脈動與政治籲求清晰有力。然而,一旦國教科風波觸及大陸情緒,激發起國族爭議,則將香港議題帶入了極其喧嘩的喧囂中。圍觀者發現,香港回歸十五年、大陸建政六十三年,國民教育竟是一筆糊塗賬。

就在香港人圍攻政總時,大陸人正熱衷收看音樂選秀電視《中國好聲音》,熱烈地評定節目元素。其時,雲南發生五點七級地震,不斷增加的平民傷亡較之選秀節目,並沒有受到恰當關注。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大陸網民會對香港發生的事情更有瞭解的興趣。

國教科風波在內地微博上的傳播,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被當做新奇的事件急速轉發,新浪微博等則在給予五分鐘左右的「存活」後,果斷刪除。二是議論一邊倒地傾向於同情港人,支持反國教。三是異議加入,運用辯證法解析港人行為,隱含責備,觀點與立場交鋒。

部分大陸人對反國教的理解與支持,來源於自身成長經驗中的黑暗部分,香港人的抗議映襯出他們的過去和現實,激發出的是對規馴的不滿,他們對事態的理解出於同理心。這種反應延續了廣義自由主義的立場,來自香港的事例為鞏固這一立場提供了新鮮的佐證。

隨著支持反國教的傳播高峰衰減,出現了對國教科的不同意見。這部分質疑沒有超出預料,常見的問題意識已經在香港方面都有詳盡的解釋。比如,並非每個國家都推行國民教育,等等。可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大陸人在半途加入議程時,顯出了認識上的隔閡。

更大的問題來自於,經受了國民教育洗禮的大陸人並不認為國教成為問題。他們自我感覺良好,普遍的看法是:黨化教育並非像渲染的那樣可怕,香港人的反應是否過激?這種看法隨即被推翻:貫穿了意識形態的國民教育,即便未被接受,但它成功營造了規馴的統治結構。

這還只是技術討論範疇,針對香港人的、更廣泛的反問在於:香港既然是中國領土,為什麼不能進行國民教育?即使內容不當,也不能否定國教的正當性。這一類型的看法最常見,哪怕是同情港人反對行動的大陸人,也在這一種邏輯的支配下看待事件。

秉持此種邏輯的人並非全部是國家主義的粉絲,他們對政黨、政府與國家的分野相當清楚,甚至也支持港人治港。他們出於樸素感情而對國家懷有認同,對港人未能產生哪怕是純粹的國家觀念感到遺憾。應當講,持有這種國家認同的人觸及到了問題的核心。

這個觀點其實在支撐港人的一個訴求,那就是在撤國教的同時,恢復中史課程。後者在當初撤銷時,未作有說服力的說明。等到國教科動議起來後才驚覺,撤銷中史科原來是為國教鋪路。這個背景在大陸的爭議中少被提及,造成了誤會,加重了善良人的偏見。

如此這般,國教科在大陸和香港論者的虛擬爭論中,就成了不同國教背景的人對國教的立場之爭。在大陸這方面的看法中,香港反國教運動被當做不合時宜的舉動。實質上,香港人的城邦意識未受到尊重,大陸論者用國族的一般解釋置換了港人的主體性焦慮。

換言之,大陸對港人反國教的看法是:怎樣讓香港人具有國家觀念?而香港人的原意卻是:怎樣確保香港人成為「香港人」?兩下在不同維度上看待香港人的角色定位,這導致的結果是:即便兩下在反對黨化教育上有一致,也不能掩蓋在實現香港自主的路徑上存在分歧。

不得不說,在討論香港議題時,大陸人的思維被國家觀念「綁架」了。在不預設國家的前提下,他們已沒有能力在「一港互表」的基礎上進行磋商對話。這對大陸也許是自然而然的,卻讓香港人不得不重複面對「內部殖民」的堅硬牆壁,得不到真正的理解。

如果把香港比作抵近大陸靠岸的一艘船,十五年來,大陸人對香港的認識仍然局限在主權的概念裡不能自拔。從二零零三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到年初的陸港「雙非」風波,再到現今國教科的陸港爭議,接觸愈深,對香港誤解愈深,大船靠岸的震盪越難消除。

國教科爭議波及大陸,加重了我的一個印象,香港在陸港討論中正在被矮化為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這一方面證明了大陸「國民教育」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隱含了風險所在。我們既無法在政治上、也無法在生活方式上理解香港,所有人只好被動應付並疏離。

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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