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已經發展到如火如荼的階段，一發不可收拾。「廣場就在你的身邊」口號，乘着網絡世界各種工具，已經深入社會各階層，激活了公民社會的每一條神經。一切就好像回到二○○三年那場「反23條」運動的狀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個看起來相對簡單，好像可以由教育界、學術界，以知識、理性、思辨和各種學術專業來處理的問題，爆發成一場全民運動，原因不在於所謂教育的政治化，而在於它觸及了整個香港社會最最核心的價值。
說這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並不為過。不是說它會不會引來六四模式的鎮壓，而是說它的結果關於香港人如何定義自身﹕香港人究竟以哪種方式、哪種面貌立身於世，也就是香港人如何鞏固和建構自己的主體性，訂定這城市的公民擁有什麼價值，有什麼精神內涵。
為什麼這些重大的問題必然會透過一場社會運動來決定？因為只有經歷過一場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全民社會運動，方可以將全民的公民意識從沉睡中徹底覺醒。這場覺醒不可能是一齣尋常的政治騷，或一幕煽情的選舉戲。這場運動必然是要從最根本之處，翻動出一場靈魂深處的抉擇之戰。只有經過這一幕，香港因為「被動回歸」而被延擱了多年的「心靈解殖」、「文化解殖」，才有可能竟其未竟之功。
國家主義教育觀的伸展
為什麼這場遲來了但仍及時的解殖民運動會乘「反國教運動」展開？因為今天政府推出的這套「國民教育」計劃，正是要以龐大資源，結合行政官僚及無處不在的黨國勢力，在政治經濟上已經大部分掌控了香港社會體制力量的基礎之上，更想深入香港人的意識深處，打造一個馴服黨國的「愛國中國人」的身分。
這種把人的主體身分用國家力量去強行改造的企圖，固然是過去二百年歐洲以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等民族主義運動所發展出來的「國家主義教育」觀的伸展，也是近代中國教育過於熱情地模仿德法日模式，師承這些國家那種標舉國家優先的觀念，將國家主體凌駕於個人主體、地方主體的「國家主義教育」觀的濫觴。
這套以國家之力去打造國民的教育工程，並不會停止於教授「國情」和「中國研究」的客觀知識，而是以思想改造為目的。就如一九二○年代推動國家主義教育最落力的人物陳啟天，就曾對國家主義教育觀有如下的解說﹕「國家教育的宗旨是﹕第一要養成『國民』，第二要養成『愛國的國民』、第三要養成『以國家為前提之愛國國民』」。
這套國家主義的教育觀念，以及與其如影相隨、更為惡劣的「黨化教育」，滲透在近代中國兩大政黨，即國民黨和共產黨所把持建造的政權當中。在國民黨治下的大陸、遷至台灣後的國民黨政權、以及奪取政權後的中共，均在不同程度和形式上以這種國家主義教育觀為主導思想。
香港自由主義核心價值
為什麼香港人會對這些東西被充分揭露之後有如此巨大的反應？正因為香港政府在過去一百多年以來，都沒有發展過這類國家主義教育。今日推行的一套以培養「愛國心」、「國家自豪感」為最終目標的「國民教育」，正是動搖着這個城市最根本的歷史基礎。
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可是英國統治者在香港，並沒有一項要「同化」香港華人為英國人的計劃，相反，文化不干預的政策，卻可容讓各式教育模式自由競爭，中國人的身分從沒有被強加。民國時期，有師隨國民政府課程的中文學校，一九四九年後也有一些以「愛國」為標榜的「左派」學校，政府卻沒有一套以建立英國國民身分認同的國民教育強加其上。那麼，今天同一套「愛國」模式卻要「改造」香港人的意識，以收服他們「未回歸」的民心，那能不被感到是一套「洗腦」式的思想改造工程嗎？
什麼是香港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通常人們都會列舉諸如人權、法治、自由等等，用簡單直接的說法，就是一種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價值，歸根究柢就是選擇的自由，因為只有選擇的自由能夠確保，我們方有判斷是非的空間。
香港歷史上是一個難民城市，難民的漂泊經驗有千差萬別，令他們能夠走在一起建立自己家園，以及與其他人和衷相處的基石，正是他們有拒絕強制性的國家力量、一統性的意識形態的空間。國民身分認同、愛國心、和愛國的方式，一定要和拒絕和批判它們的選項同時存在，以供選擇。
對孩子的愛和良知良能
國民教育課程有提供這種以自由主義理念為核心原則的空間，讓香港人從殖民狀况中重建被排擠壓縮的香港人主體性嗎？還是，國民教育是以「香港人是有缺陷的中國人」的高傲態度，去為他們所謂「失去了的民族的根」進行補課、療救、改造呢？
九七回歸了十多年，我們那一群從殖民地體制爬上來的教育官僚，有沒有捍衛香港人從歷史經驗裏面形塑出來的核心信念？還是虛與委蛇，交差了事，讓國家主義者的淫威和勢力，透過「教育改革」的堂皇借口，一步一步僭奪過去以殖民權力為藍本的新官僚權力？
教育官僚們是犬儒地目睹這些變化的發生？還是更主動地奉迎，編造形形式式的國家主義美麗謊言，與實質的新殖民權力互相掩飾？
「反國教運動」是香港人有沒有勇氣和能力，走出奴性的過去的關鍵。它是決定香港人是否仍只享有自由，還是剛毅地去爭取自由，建立自身的主體性和自主性的一場對決。這場對決已是無可避免，因為「反國教運動」啟動了當下社會最危險的兩項事物，一是「對孩子的愛」，二就是「良知良能」。而這兩者，都是香港文化構成中，支撐起各種這個自由城市的核心價值的秘密支柱。
說出真話就是一種革命
「對孩子的愛」，是香港式家庭主義的引伸，是香港最保守的人也倚重的價值。國民教育竟然「搞我個仔／女」，私密的領域即時變得公共化和政治化。所以，國民教育是動搖香港文化的根本。
「良知」與「良能」，是中國文化的根本要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能明辨是非之心，就算你未受教育，你仍然具備這種可以體察是非的明覺。但良知也是危險的，因為它有龐大力量，不因利害而能推動人去參與道德實踐，把本來看上去對事物冷漠的人也呼召出來。
這也即是英國文豪柯威爾（George Orwell）那句名言﹕「在一個全民都在說謊的世界，把真話說出，就是一種革命的行動。」(In a world of universal deceit, telling the truth is a revolutionary act.)
沒有穿衣服的皇帝，卻宣稱自己穿了新衣服，眾人諾諾，交相讚頌新衣漂亮，這是一個謊言的世界。孩子把真話說出，揭破皇帝沒穿衣服的事實。他好可能就此引發一場革命，一場由良知良能帶動的革命。反國教運動在這段時期迅速發酵，正是我們的孩子們說出了真話。運動的幾何級數發展，就像一場革命。
如果吳美蘭老師兩年前在學校禮堂舉牌謂﹕「我要有權選特首」，使她象徵性地成為由成年人所把持的教育界中一士諤諤的「異見者」，那黃之鋒他們這一年孤身推動「反國民教育」運動，就更根本地掀動了一場革命。它讓眾人最終醒覺，我們的成人世界在袖手旁觀，甚至冷嘲熱諷這些小伙子在無望地批評國教科的同時，我們其實也是這個謊言社會的一部分。
主體覺醒絕望中見希望
孩子說出了真話，觸發一場良知的革命。這場革命翻轉了教育者和受教者的位置，使領袖汗顏，使老兵落淚，使大師失言，使政客們誠惶誠恐的尾隨其後。
為什麼成年人的世界往往是謊言的世界？因為成年人的世界充滿着「機心」、「世故」、「犬儒」與「鄉愿」。這些都是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碰上新舊殖民權力交相糾結之下，只會視若無睹，需要自編一套一套自我欺騙的謊言來掩飾和自我解嘲的原因。
這場抗爭中，香港社會贏得的正是香港的靈魂，以及香港人的自我形象。這個香港形象，正是在「中國」這個大謊話面對，不再見到自慚形穢的「港燦」，而是看到原來「香港就是中國的黃之鋒」。
經歷了主體覺醒的香港，就如孤單的之鋒們組成了「學民思潮」。這群人看見絕望，也在絕望中看見希望。他們在中國的門前吶喊，吶喊聲紛擾着在國家主義美夢中沉睡或裝睡中的中國。
這是香港的鐵屋吶喊，這是香港給中國上的一課國民教育。
會否不經意引發一場革命？此乃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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