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领土争端加剧，波及在华日本企业，多家汽车公司减产。
1972年9月中日建交后，中日经济40年来经历了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开发援助（ODA）和两国贸易、投资、市场、少量技术转让的关系。
尽管中国政府没说清、日本政府不承认，但中日两国民间都心照不宣地把日本的援助视为变相的战争赔偿。
从1978年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后开始到2007年日本结束援助为止，日本共援助了中国3.6313万亿日元（约465亿美元），其中日元低息贷款最多，为3.3164万亿日元（约425亿美元）。
BBC中文网记者9月21日走访了日本政府贸易振兴机构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主任大西康雄，他说：“日本的援助强化了中国产业基础，也援助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急需的外汇”。
投资中国
片寄浩纪身旁的景泰蓝花瓶还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送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礼物。
贸易方面，1972年中日贸易额只有11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已高达3018.87亿美元，
是1972年时的274倍。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投资方面，二十世纪80年代前日本基本没投资中国。从事中日贸易40年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顾问片寄浩纪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40年来，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78年10月起，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访日3个月，参观了所有日本大型制造业工厂。片寄当时给代表团团长、现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当翻译。
片寄说：“周建南说‘请到中国来投资吧！’我吓一跳，以为听错了，再听，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翻译给日方听，所有人听了都吃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接受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钱呢’？！后来才开始投资中国”。
到1986年日本对中国投资只有0.94亿美元，2011年已增长67倍，为63.3亿美元。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收购日本企业等对日投资行动，尽管案例不多、金额不大。
非对称理论
大西说：“约到二十世纪末，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基本是‘带走型’，即中国是大工场，日企产品或返销日本、或转销第三国。二十一世纪后，情况大不同了。”
“对日本来说，中日企业竞争从中国市场到国际市场，以至于日本社会蔓延‘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来说，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全球投资涌进，日资存在感开始降低，去年日本只是继香港之后对中国的第三大投资国，而日本的投资额已到顶，这就会令日本的地位日益降低，影响中国对日外交政策。”
大西康雄2008年起曾驻上海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办事处三年。他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三年可能是中日经济关系最好的时期”。
大西提出了“日中经济关系重要性非对称”理论。指出，中日40年的经济关系是从初期日本单向对中国的垂直型转换成双方竞争的平行型，由于以中国城市为主的反日示威现象，令投资风险迅速增加。
他举例说，七月日本王子制纸江苏工厂遭到反对建排污管示威，中国民众比日本民众更敏感环保问题，而且常参与激烈行动，并有利用示威发泄对现状不满的政治化倾向。
不冷不热
比起政治关系，中日经济关系40年相对安稳发展。21世纪初还曾有“政冷经热”时期，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武田胜年和片寄先后都对BBC中文网形容现在中日经济不冷不热，贸易、投资额虽增加，但过去日商一说投资海外，马上想到去中国。现在不是，考虑的还有印度、越南、柬埔寨等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
不过大西分析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说：“比起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中国的投资环境仍有优势，铃木汽车印度工厂的遭遇警示了印度复杂的投资风险；越南曾被形容成本便宜，但限制加班等社会主义制度令经营成本结果比中国更贵；缅甸电力不足，五年内难以期待”。
不容乐观
21世纪后，日本对中国有少量能源、铁路等技术转让，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政策形同虚设，让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技术发达国家对中国却步。
大西认为中国高龄社会的到来可能令中国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战略，日本在这一领域的产业很先进，进入中国市场有优势。此外，中国建立海外资产持有国的体制、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都急需人民币国际化，这方面日本也有经验，能提供协作，有利扩大亚洲货币合作，对两国都有利。
不过大西说，中国产品质量日趋提升，对日本产品贸易和市场竞争力构成挑战。中国民众频繁抗议示威也都是新的投资风险。
“我本来还是乐观看待中日经济关系的前景，只是过去一周来中国政府前所未有地对日本态度强硬，这种新添的高政治风险，令我现在对前景开始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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