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国为自己一生原则和追求的梁启超淳淳教诲说:‘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

爱国主义作为一国国民的自然情感是把双刃剑,其进步不是决定于情感的升温,而是决定于理性是否能够占据主导而控制情感。中国本没有爱国主义,奠定爱国主义理论的梁启超说:“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少年中国说》)中国的爱国主义形成于清朝末期,与被侵略中的救亡密切关联。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割让香港岛,但系于之前失去控制澳门的先例,鸦片战争实际上对中国并没有刺激出太大的亡国危机意识,不过,国门被打开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开始得以认识世界。十分吊诡的是,虽然清朝晚期俄罗斯侵占了中国大量领土,但俄罗斯的每次侵占行为都没有成为中国亡国意识的转折点,中国人似乎天然承认俄罗斯强大而比较麻木。1885年结束的中法战争是个比较重要的转折,中国在战场上并没有失败,却由于朝廷的主动退让而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的神经,就此,变法救亡意识超越洋务主张开始萌芽、滋长。关键的转折是1895年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不仅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更是割让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等自身领土,而对象则是中国人自古轻视乃至鄙夷的“倭寇”,精神上的打击极其沉重。甲午战争把亡国问题现实地摆到了中国人的眼前,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了“公车上书”,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从此,救亡就成为了中国社会运动的主题,爱国主义也成为了中国人的基本精神。

虽然爱国主义就此兴起,但在中国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的过程中,也充满了理性精神。谭嗣同是今人公认的爱国者,他在《仁学》中表达了即使今天还难以为很多人理解的深刻的爱国思想:“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泻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也。”意思是中国被侵略蕴涵着使中国跟上世界进步的仁爱精神,但中国人只知道被侵略的一面,而不知道感谢这仁爱的一面,违背天意只顾与外国为敌,这样就不是外国令中国亡国,而是中国自己令自己亡国。不过,清朝政府尚不狭隘,虽然败在日本手上,但义和团运动后没有仇视日本,而是积极与日本交往,向日本学习,大力推动到日本的留学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实现共和奠定了基础。

现在一般认为,中国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是1908年2月因日本商船“二辰丸”走私军火而兴起,领导人是立宪派徐勤、徐佛苏等人,其实,在海外进行遥控领导的是梁启超。“五四”运动时候,梁启超也在欧洲写信回国发动了抵制日货等反日活动。但是,梁启超对抵制日货始终有清醒头脑,他也是一再批评盲目抵制日货的人。他说:“须知今日交通大开之天下,经济无国界,牵一发而全身动焉。”(《现政府与革命党》)外国经济诚然受损失,但中国自己也受损失。他举例说,抵制日本纸张,但实际市场上的纸张基本由日本供应,盲目抵制就会导致中国没有纸张可用。1905年上海罢市,梁启超指出因为这一罢市而造成了在日本的中国人企业倒闭。他说:“欲为国民谋乐利,终不容逆时以取败亡。”(《中国古代币材考》)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的竞争中去。

以爱国为自己一生原则和追求的梁启超淳淳教诲说:“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欧游心影录》)

 

(顾则徐:专栏作家。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9811801015z4n.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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