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安希孟：从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曾是人类美好的理想。世界主义反对只顾本国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他国安宁，主张以全人类利益为目的。古希腊斯多葛派萌发了世界主义的幼芽。近现代更是有人揭橥“世界主义”的旗帜。世界主义是对民族主义和狭小邦国主义的棒喝。古往今来，不少优秀学者曾提倡“四海一家”、“大同世界”的理念。“国家主义”则被斥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它强调国家至上，否认阶级差别，主张“民族优越论”，制造国际对立。国家主义通过灌输抽象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以维护狭隘的民族利益。人类三大联合形式—家庭、部落、国家—自古被认为是自然的，但自从社会契约论以来，国家便被认为是约定的。

我认为下述一段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斯基的话乃是对国家主义面孔的勾勒：“现代国家是一种主权国家；其意义就是国家除了自身的意志之外，没有其他意志可以束缚它的目的。主权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完全的权能。国家可以随它的意愿媾和或作战。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关税、限制移民入境、决定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权利，不必和它的邻国协商，也不必理会什么公道的原则。这一切，许多国家都做到了。为了保卫或扩展自己的权力，没有一种罪恶它们是不准备去犯的。”他又说：“承认民族的统一为国家，就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破坏和对国际正义的违背，除非我们能够找出限制民族国家所能行使的权力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义的基础就是排他性，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丧失道德品质。这在第一次大战中为自己国家呐喊助威声中可以见到。国家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丧失殆尽，国际正义受到践踏。

（一）

世界主义的发祥地是古代希腊。这同这里良好的商业航海气氛和城邦政治密不可分。古希腊文化孕育了世界天下一体的观念。海洋般的博大胸怀容易把人类看成一体。世界主义是西方一以贯之的概念。伟大的东方诗人泰戈尔批评西方思想是国家主义。他说，我们东方人素来不知国家为何物。他认为自己肩负“世界主义使命”。看来，“世界主义”有了版权之争。然而，实情是：世界主义绝非起源于东方。泰戈尔批评国家主义。他疾呼“不要政治，不要国家”。然而，单单否认国家，并不就是世界主义。不过，世界主义之在西方，却是年湮代远之事。世界主义一开始就同国家主义成对立之势。世界主义乃世界大同主义，而不是称雄世界、独霸天下、席卷环宇、横扫六合、包举宇内，不是大军一到，所向披靡。征服的概念，恰恰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概念。世界主义大都寻求和平世界理念。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故乡”。阿里斯托芬在《财神》中说：“我在哪里事业有成，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天南地北到处游。 在西方，自从柏拉图以来，人们就通过教育，培养“世界公民”的观念。

世界主义首倡者斯多葛派提倡人类乃一整体，主张建立一个以世界理性为基础的世界国家。世界乃每一个人的祖国。这一主义不是强调民族传统，而是淡化民族主权。塞涅卡说：“我来到世界并非因为想占有一块狭小的土地（故国），而是因为全世界都是我的母国。”马可·奥勒留说：“就我们是理性的存在者来说，理性也是共同的；……这样，我们就是同类公民（fellow-citizens）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国家。”据此，每个人都是大同世界的一员，同一个普遍理性支配着每一个人。他提出要“爱人类”。“就我是安敦尼来说，我的城邦与国土就是罗马；但就我是一个人来说，我的城邦与国土就是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具有泛爱色彩的世界主义。这里的人乃普遍的、不分种族肤色的人。他又说：“地上所有的国都是一个家。人人都是至高的宇宙国家的一个市民（公民）。”这个国乃世界、宇宙。他还说：“人呀，你一直是这个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

斯多葛派提倡人是宇宙的一员，似乎与程颢一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王阳明也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也”。然而这里乃指天地万物、草木山川为一体，并非指万民一家。

古希腊萌发了世界主义的幼芽，到近代才开花结果。在西方，阐述世界主义者，代不乏人。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商业兴起，世界市场形成。世界主义思潮更一发不可收拾。近代西方不少人不仅仅精通一国语言。环球贸易更推动了“人类一体”、“世界一家”的观念。开放的现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环球意识与全人类意识（解放全人类）。近代以来，世界主义在西方更加系统化。这乃是地理大发现、海禁开通、航海便利、商贸发达、人类文明进步之产物。世界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密切联系在一起。世界主义反对奴役人民的国家主义。瑞理说：“别了，尘世的虚荣。国家不过是闪光的囚牢，任何生来自由的人都将受到它的惩罚。”对人类而言，国家不过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正如个人是国家的公民一样。莫泊桑斥责家国主义“是一种宗教，是孵化出战争的鸡蛋”。约翰逊说：“邦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庇护所”。（1775年《约翰逊传》）他指的是假邦国之名以欺世。

肖伯纳主张从人类清除家国主义者，否则，和平世界不会降临。威尔斯说：邦国主义已经变成仅仅是一种民族自我肯定和没有建设性义务的为国旗而欢呼的情绪。罗曼·罗兰说，必须经过“母国”达到“人类”这一层楼。近代世界主义主张淡化国家民族界限，组织“世界政府”，统一各地的货币、经济与文化。国际政治跌宕起伏，国家统一与瓦解很可能同时发生。

康德是世界主义思想大手笔。他认为，人类应本着世界同胞之精神，互相团结，以协谋发展。康德曾论述《世界公民观念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1784）和《永久和平》。康德曾设想一个包括地球上所有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即世界所有民族合为一个全人类的国家（civitas gentium）或“世界共和国”。“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普遍已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张的权利表现方式。”康德认为，个人可以把自己看作超越感性世界的公民，也就是世界公民，他是理性存在者。

康德在谈到历史的目的时，主张将来由国际最高法庭解决国际争端。“国际联盟”的构想被康德进一步发挥。康德设想，所有国家灭亡之后，世界上将只有一个国家——世界国家——这是“永久和平”的保证。

几乎所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都预言“国家消亡”，都倾向于世界主义，因而一般说来，世界主义目前仍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正全力以赴之。李大钊说：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帜之世界，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主义。

   （二）

世界主义之在西方，如川流不息之河水。在美国那样的国家，最容易激发世界主义抱负。

托马斯·潘恩死后，人们不知他的遗骨何所终。然而，这是他的恰好结局：他把全世界当作故乡，他认为自己属于全人类。他推动了美国的建立，他在法国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他又在英国留下足迹。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潘恩则说：“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一战以后，爱因斯坦认为，超国家的组织是废除战争的先决条件。人们说爱因斯坦肯定会欢迎1920年国际联盟的建立。1922年，爱因斯坦发表《科学的国际主义》一文，提倡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无国界。当时，国家主义和政治激情达到顶点。然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埃米尔·菲舍尔在1920年指出：“不管你喜欢与否，科学现在是，并且将来永远是国际主义的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威信逐渐丧失。在国家形态高度发达完备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尤其普遍。人类终于认识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是有害的。国家主义，即崇拜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在西方是晚近的事。人们奉自己的国家为神明，认为它享有神圣的权利，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种情况，自二次世界大战后便有了改变。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乃在于国际交流的增加。作为个人活动的基层单位的地方民族国家，被视为国际交流的障碍。国家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多，其职能受到限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被削弱。本来意义上的国家于是趋于消亡。国家日益成为代表社会文化的地区单位。这对于抵御国君的残暴和强权极有意义。汤因比因而认为，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地方国家作为行政单位，行使地方自治任务，这同联邦国家中成员国一样。各地方国家的权限于是逐渐转移到“世界政府”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视联合国的原因。

汤因比因此设想，不能让地方国家永远作为一个有权发动战争，有权最终决定各种民事的政治单位保存下去。这样，国家就被看作只是供应自来水、煤气和电气的公共事业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将不会有在战场上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事。最大的忠诚便是献给全人类，而不是献给自己所属的地方国家及其体制。对国家的忠诚便被削弱。“国家的神圣地位要否定，而应恢复纯粹大自然的唯一神圣地位。” 现在人类所居住的整个地区，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为一个整体，因此在精神上也需要统一为一个整体。

对于故乡山水的热爱，使人类把自己的邦国凌驾于别的邦国之上，以为在所有的方面，本国都比别的国家优越。在这种国家主义影响下，许多纯真的爱邦国之心被利用，变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憎恨。两次世界大战中，许多青年人被邦国精神逼迫到悲惨境地。汤因比认为这是一种古老宗教，是丧失了基督教信仰的结果。“前基督教”的宗教被恢复——此即古代苏美尔人和希腊城邦国家公民的宗教。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世界大同主义。它并不去煽动民族主义烈焰。基督教曾反对罗马帝国的皇帝崇拜和民族宗教。这一态度受到汤因比的欢迎。汤因比认为所谓国家，不论是地方国家还是世界国家，都仅仅是公共设施。

现代人的生活基础已经扩大到世界规模，把人类禁锢在国家框架中的作法，已经过时。现代的爱心应当是把世界看成“我的祖国”，提倡人类之爱、世界之爱。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整体之中。过去只向其政府和居民献身的政治热情，现在则必须奉献给全人类、全世界、全宇宙。

人类的远大目标是建立“世界政府”。自古以来，人们都以国家的名义建立武装，使用武力，对外发动战争，表明忠君报国的气节。然而，这一切在现代已失去根据。汤因比认为，应当放弃为防备其它地方主权国家的攻击而建立的常备军，同时要放弃伤害别的国家的行为。人类的信念是废除一切军备，建立一个三无世界（无阶级、无军队、无战争）的最高境界。在一个世界政府领导下，各地方国家将不再彼此动武。当然，一个没有战争与军队的世界，并不彻底排除竞争，相反，竞争还是存在的。这指的是开发宇宙的竞争。这一竞争的目的仅仅在于消除贫困。

西方国际法学家狄骥（Leon Duguit，1859-1928）根据个人自然权利的概念，主张个人主观权利先于、高于国家权力。他依据《人权宣言》中“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认为国家组织应确保个人的自然权利。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主张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他否认国家主权概念，认为国际法的进步会导致一个“世界国家”的概念。现代西方哲学家马里坦也否认国家主权观念，提倡建立“世界政府”。马里坦认为：“人民高于国家，人民不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马里坦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此即“工具主义”。他以此反对“实体主义”或“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即认为国家是实体，其权力绝对，故，此主张乃专制主义）。

“世界历史”是随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并出现的。中国家谱记录很发达，各朝断代史记述也多如牛毛，但没有一部民族通史，当然也不会有“世界通史”的概念。同古希腊不同，近代世界主义与大工业革命及世界市场有关，它势必同封闭的民族国家产生矛盾。

（三）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出过挑战。1848年《共产党宣言》批评了民族主义，指出，一俟工人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民族国家就注定灭亡。马克思曾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世界的一体化（例如欧共体），使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个人超越地域和民族限制，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工人无祖国”。工业革命促进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从而把一切民族和国家联成一体。马克思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同氏族部落、家族世袭制度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预见，新型的人是创造共同体的共产主义者，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是现代“世界城邦”的社会“类存在”。列宁也预言，将来“不会有国家”。

列宁说：“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一种在我们看来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联合和自由的国家形式，直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为止。”然而世界主义的构想同和平主义幻想毫无共同之处。世界主义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大概到共产主义，世界联邦及其政府才会实现。

俄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思想家同世界主义联系在一起。高尔基说，新人的目的就是使劳动大众摆脱古老的迷信和民族、国家、阶级、宗教的偏见，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兄弟般的社会，它的每一个分子都尽其所能，按需分配。斯大林说，民族主义的浪潮汹涌而来，在这关键时刻，社会民主党应当给民族主义一个当头棒喝，用国际主义的武器去对抗民族主义。普列汉诺夫说：社会主义绝不排斥热爱祖国，但是当有人认为可以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利益之上时，社会党人就必须反对自己的祖国。因为这个祖国在对外关系上破坏了道德和正义的法则——这就是国际主义者。他又说：“工人无祖国”，是指工人不应把自己国家同其他国家孤立开来，不应使自己的国家同别的国家对立起来。列宁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他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分开的时期……我们必须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

青年毛泽东说过：“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指“新民学会”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都鄙弃爱国；多数人都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之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的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这里的社会主义，实指共产主义。蔡和森也提出“万国一致”，“不要带爱国的色彩”。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先生提倡“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从前家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道德”，因为是家庭经济（中国至今仍如此——本文引者）和国家经济，“断不能存在于世界经济时代”。⒄中国近代史上优秀思想家大都发扬世界主义观念。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吸收了西方学说。他说，世界主义在欧洲是近世才发表出来的，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世界主义之输入中国，乃欧风美雨浸润之结果。然而，必须指出，世界主义乃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势必同世界主义联系在一起。（※当页下注孙中山是旧式民族革命代表：提倡“民族主义”等三大主义。1924年，他说，英、俄（布尔什维克）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民族主义，提价世界主义。他也注意到，当时的青年，批评三民主义，认为不合世界新潮流。孙先生认为，“世界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即二千年前的“天下主义”。他又说，康熙是“世界主义者”。“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世界主义）道理所迷惑。”但他认为，如果民族主义不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世界主义隐含在民族主义之中。——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孙中山选集》（下），第622，632页。人民出版社，1950年。）

 英国工党“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拉斯基（H.J. Laski,1893—1950）说:共产主义要靠全世界各地同时爆发革命，才能成功。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堡垒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主张“必须克服爱国主义”，因为，工人的真正祖国是他们的阶级。国家政治组织是剥削的机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以“保卫祖国”的名义参战，背离了共产主义初衷。可是，俄国的工人阶级却掉转枪口，推翻本国统治者。拉斯基说：“服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国家主义——本文引者），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最大不忠。”

 作为共产主义的信奉者，拉斯基预言：民族国家的主权终将消失，而这意味着人类的协调一致。他说：“放弃民族国家的主权，就是放弃侵略的权力”。他预言：“世界不同民族的人们，都能在伟大的共同事业之前消释褊狭的成见，通力合作，以从事于国际政府的工作”（这里，“国际政府”类似于联合国），他认为，这个政府是国际的真正领导者。因此拉斯基说，一个英国人会由于他是“世界公民”而更完善。因而他认为，一个“世界国家”的概念正在形成，尽管是缓慢的。他看到，原来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同国际社会是势不两立的。世界正朝着“国际政府”的出现发展。他认为“国际联盟”（今之联合国的前身）就是对无限地行使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放弃自己的主权，拉斯基认为，他们的国际地位并没有丝毫屈辱，因为拉斯基认为，那里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拉斯基说：“承认一个国家，假使主权也包含在内，那是和一种公正的国际关系体系不相容的，并且，这也和被认为对于国际社会中各成员国都有约束力的那种国际法的观念不相容”。他甚至说：“民族国家主权的全部含义，就是容许破坏文明的胡作妄为”。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应当是为着全人类的目的，应当是为其成员谋福利。然而，他认为，国家主权的概念，却违反了国际幸福的需要。世界需要高于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当一个民族国家的行为牵涉到别的国家时，民族国家便无权成为自己行为的仲裁者。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兴起的全球市民社会运动（Global Civil Society），方兴未艾。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哈贝马斯说：“世界公民权利必须加以制度化，并对所有政府都具有约束力，国家共同体（例如国际社会——本文引者）必须以制裁作为威胁，至少能够督促他的成员做出合法行为。”康德认为，国家主权不可逾越。但哈贝马斯认为，世界公民权利的实质是：它超越一切国际法主体（指国家政府——本文引者），深入到个别法律主体（指个人——本文引者）。他认为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干涉民族国家主权而使人权得到尊重。哈贝马斯认为，公民权可以越过国家主权，深入到个别公民。2002年，哈贝马斯在北京演讲时说，我们正走向全球一体化，超乎国家之上的机构正在增加，传统内政受到挑战。“国家主权”被削弱，人权高于主权。

在国际领域中，当前正兴起“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追求“超国家水平的最大经济目标”，而传统民族国家追求的是“本国的最大利益”。“跨国公司”成为“无国界公司”（试比较“无国籍护士”），实行“无国界管理”，破除国家观念。这就是打破了主权国家观念的全球主义立场。现代西方学者主张通过“跨国市民社会运动”，建立国际人权标准，同侵犯人权的现象展开斗争。

在中国，家与国是密切联系着的。家是国的基础，国乃家的放大。古汉语中“国家”即指帝王。个人价值微小，其价值在于保国卫家，为国杀敌代代出英豪——不论这国是否能保护个人的利益，不管这国是否正义。传统宗法农耕社会，一家一户为耕作单位，故缺乏世界眼光，家国主义浓厚。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与传种护家，光耀门楣式的“鸡犬升天”，二者实为一币两面，同出一辙。热爱人类，尊重一切生命，请从树立世界主义观念开始。

 五四时期的陈嘉异自称是东方文化崇拜者。他认为，由国家主义而至世界主义，是东方文化的精髓，然而，他反对欧化，反对吸收西方文化，认为这乃是“愧对先人”。这怎么能叫世界主义呢？而陈独秀却毫不含糊地尊敬西方文化，反对“尊国”，因为这会“堵塞民智”。

梁启超先生认为，世界主义乃中国“古已有之”。这不符合史实。他认为自春秋战国以降，凡百家言中，即有世界主义（他错误地称为“平民主义”、“民本主义”），他又称世界主义为“超国家主义”、“反国家主义”、“平天下主义”。他认为近世西方国家主义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手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大大见识了一下世界主义。梁启超先生说：我们须知“世界大同”，因而不能将“国际联盟”看得“无足轻重”，而且要促进其发展。国际联盟使“国际互助”深入人心，使人知道，国家意志决非绝对无限，还须“受外部节制”。他主张建立“世界主义国家”。“国是要爱的，但不能把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成爱国”。“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

并非征服世界的任何大一统帝国都可以叫世界主义。世界主义以民族和睦相处为特征。它不带有任何武力征服的色彩。况且，如何实现世界主义，大多数思想家语焉未详，马克思主义似乎认为，经由暴力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可以达到大同世界。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昌逆亡。我们应当自觉追随国际主流文化，切勿作封闭的“桃花源”中人，夜郎自大。人类从游牧部落联盟，进入农耕宗法国家，又经过航海商业社会，进而进入信息网络时代，视野逐渐开阔恢宏，交流日渐频繁，人类逐渐连成一体。农耕时代，各人自扫门前雪，自家的事，别人不得染指。当今人类社会交往频密，牵一发而动全局。我们应当自觉地把自己融入人类社会大家庭，克服狭小的邦国主义，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自觉地成为世界性社会的一员。

（安希孟：山西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及宗教哲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anximeng.blogchina.com/12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