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天宏 张卓

谈奥运与体育

《人物》 :北京是上一届奥运会的承办城市,你刚从伦敦奥运回来,两者相比,你有什么感触?

白岩松:我觉得我不太愿意去对比,我很反感说北京奥运好、伦敦奥运会不好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伦敦是一届很正常的奥运会。北京太认真了,所以非常高水准,很难被超越。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大部分第一次都这样,中国第二次办的时候可能也正常了。

但我还是要说,伦敦给北京上了一课。无处不在的运动的人,无处不在的运动场地。我从我们的记者站楼上往下看,下面由一个不太干净的河道,我每天都能看到小孩在赛艇,哐当掉水里面,爬起来接着划,我才知道人家赛艇为什么那么厉害,请问在中国你见过一个小孩或者是大人划过赛艇吗,除了在运动会上。

在伦敦我忽然看到一种渴望已久的球场,5人制的,各个小区周边都有。底下是5人制的球门,横梁上一个篮球架子。我突然明白这是一个城市完全处于人的需求建设的,羡慕得我啊,让摄像赶紧拍,在节目上播出去。

最后那天下午,我们跑到伦敦的摄政公园踢了一场野球,太舒服了,草地一望无际。我们请的英国司机,车后备厢里就有球门,到那组装,踢到半场的时候,来了4个老外跟着我们一起踢,那天是最愉快的一天。我一直说我要是北京市长,就赶紧把公园的墙拆了,再在我的城市里建100个这样的球场。

《人物》 :在伦敦还有什么收获?

白岩松:我在伦敦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我在伦敦发现一句话,“keep calm and carry on”。怎么满街,大街小巷全是这句话,各种纪念品,杯子,什么T恤衫,全是。

我开始一直没明白。直到有个哥们儿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二战时德军开始轰炸英国,英国已经做好了要沦陷的准备。沦陷了怎么办?怎么给民众鼓劲?政府私下印了300万张海报,就想一旦沦陷了之后人手相传,那种符合英国民族性格的含蓄,保持尊严,但是信念又在里面,保持冷静继续前行。由于没有沦陷,英国政府就把这些海报全部销毁,谁也不知道。但是前几年有一个出版商,在家里头莫名其妙翻到了一张海报,这哥们就不明白,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开始请历史学家钩沉,这个故事浮出水面。

这个故事一下子触动了我,我跟你说我现在手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震动,感动,太感动了。我在那儿买到了海报,挂在我办公室里,也送给朋友,太牛了。此时的中国和我自己,太需要这句话了。从我个人来说不用说了,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处在一个急速向前走阶段,问题、成绩似乎都很多,你不要天天在那儿说成绩,也不要就被问题击倒了。如果中国此刻能够拥有一种保持冷静、继续前行的定力,作为其中一员,你会比现在更有安全感。

《人物》 :刘翔退赛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白岩松:说白了,不就是一个比赛吗,回到体育。刘翔退赛那晚,我去安慰他爸妈,那个时候他们连刘翔都没见着。所以我去安慰,说是采访,但我30%是采访,70%是安慰,我想跟他们聊聊天,帮助他们缓解一下。看刘翔比赛的时候他妈妈号啕痛哭。他爸送走两个朋友之后在卫生间哭的。

我跟他爸爸抽了半天烟,聊很多事,包括我也受过伤,我给他看我骨折手术留下的痕迹,我说我这么一个非职业运动员副韧带撕裂,两条腿各半年,左腿骨折手术,我说我把所有专业运动员会受的伤都受遍了。再一个我跟他父母讲,我说你想过没有,每届奥运会110米栏冠军,第二届都摔倒在跑道上,2004年的时候刘翔的谦卑约翰逊摔了,眼镜都掉了,然后2004年的冠军刘翔2008年退赛了,2008年的冠军罗伯斯,这次摔了。我这么一说完,他父母说,哎,真是。所以他们就会好受一点。

刘翔受伤的消息早就公开了,看我不知道受伤的程度。网上关于刘翔退赛,有一种阴谋论。我不同意这种论点。我觉得在透明度上,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东西展现在大家面前。你觉得他不想好好比赛吗?哪个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哪怕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人家也期待的是跑好。

《人物》 :说说羽毛球队消极比赛的事吧,事后你第一时间发表了一些观点,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白岩松:没有人说消极比赛是对的。但有多少人去了解规则问题?坏的规则激活了人内心不好的那一面。英国《泰晤士报》的标题是《因为想赢,所以必须输》,英国最主要的五份报纸,有两份认为运动员就该这么做,另外三份批评了消极比赛,但是接下来全转到抨击规则。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你制造了荒唐规则,最后把棍子打在了个人的身上,我当时就认为中国应该申诉。中国开始不申诉,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记得那届亚洲杯,在北京,决赛是中国对日本,日本进的第一个球是手球,但是我们运动员之前就被告之,因为中日对立情绪,尽量不要刺激观众,结果我们的球员非常冷静,没有申诉。如果那个手球不算,有可能中国夺冠了。

不要说我们是大国,要考虑大国形象,参加个奥运会,又不是选道德模范,跟人家比国大国小有什么道理。过去我们从来不申诉,结果这届奥运会后半程我们开始申诉了。金牌焦虑被2008年解决了,现在我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道德焦虑,想在奥运赛场上也全部都是道德模范,不是,体育就是体育。

有好多人说李永波是一个只想赢的人。但在10年前,李永波接受采访时就公开对着镜头说,他不喜欢奥运会的羽毛球比赛,真正感动他的是他开车经过,看到路边有人打羽毛球,他会停下来看半天,他觉得这才是羽毛球最可爱的时候。

《人物》 :你怎么看待举国体制?

白岩松:中国太大了,必须有那种冠军期待,所以举国体制的确有它很合理的一面,比如说举重这种项目,丢大市场上就会彻底完蛋。

好在现在社会抨击和监督越来越有力量,我也看到很乐观的变化,新的生长点,包括体育商业化和职业联赛。比如李娜、丁俊晖,就是举国体制下裂变出来的新华多。现在很多多运动队越来越开始用市场化的方式去融资,用赞助商来打造产业化。这个东西它绝不会一年就立即带来改变,一定需要时间。

将来在举国体制下,必须借鉴很多市场环境下的选拔和竞争方式。我觉得到下一届,会有几个很重大的变化,将来我们的旗手,在我看来,身高身低,是男是女,都不重要了,列出一堆候选人来,个个不同。有的国家是运动队来选,就是这个代表团各个项目的人来投票,运动员自身选择。还有的是交给公众,还有像美国这种就选择有故事的人。我也认同就选择有故事的人,比如李娜。

这种体制的改变,不是一个乐不乐观的问题,去想明天会更好一点,它可能明天真的更好一点,如果你认为明天会更坏,那它真的更坏一点因为它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

《人物》 :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英国人用了他们的音乐来串场。如果你是北京奥运会的导演,你会选什么中国的音乐?

白岩松:这不可能,做不到。英国的音乐确实有着全球化的影响,这是他们的骄傲。请问我们除了《茉莉花》之外,有哪首是全球化的?当然还有自由、民主,都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可以展示的东西,只是这次他们选择了音乐。

谈音乐与读书

《人物》 :我知道你在家总听音乐,是边听边工作吗?

白岩松:在家什么都有可能。有时在共组,但有时会一瞬间专注下来,音乐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等着你。

比如今年2月有一天晚上,我听傅聪的《夜曲》。《夜曲》我听得太多了,但那天晚上突然有一瞬间我就蒙了,我一下子就进去了。我听到了一首新的《夜曲》,一首属于中国人的《夜曲》,当时我就叫我的夫人注意听。后来我跟好多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肖邦的《夜曲》,那是大多数人的夜曲,但是傅聪的《夜曲》是少数人的。肖邦的是夏天,傅聪的《夜曲》是冬天,这里头有中国人特有的血脉相通,中国人一直拥有月、夜这样文化中的意境,所以那一瞬间我毛骨悚然,起鸡皮疙瘩,这就是音乐可爱的地方。

我最早被古典音乐打动是1994年一个冬夜,当时我也是当背景音乐,但从来没有真正进去。那时我采访一群老先生,季老(季羡林)、胡绳、张岱年等人,我写了10万多字的采访笔记,结果那天晚上我在听《悲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我记得第一乐章,突然一个转折,最优美的旋律一起来,我瞬间泪流满面,一下自己就进去了。

这是因为心境。那段时间是我回忆中心最静的一段日子,你想想,我能用两个月的事迹去准备这个选题,10位学者,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这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没有那一次的持续几个月专注安静地对这些老人的采访,我觉得我没有今天,那几个月时间,他们身上很多东西深深改变了我。

《人物》 :在你年轻时,中国的摇滚音乐,有崔健,有唐朝,有黑豹,为什么现在中国没有能与之匹敌的摇滚乐了?

白岩松:你说的这几个人,我恰恰都是某种见证人。崔健第一场音乐会1986年在工体,我是跟同班同学去买的票。唐朝录专辑的时候,我同宿舍哥们儿是副录音师,我跟他们天天滚在一起。我当时在北京交通台兼职,播他们的歌,在中国是最早的。我跟黑豹他们关系很好。当时在学校管广播站,我放了恨不得有一两个月的黑豹。

那个时候,中国的摇滚乐一片空白,在空白当中突然长出一棵树,会觉得非常打眼,就像你饿极了吃个包子,觉得好吃。当你饱了,给你吃什么都不会觉得好吃,但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包子就不如你饿的时候吃的那么好。我也不认为现在就一定糟糕。我觉得现在我们越来越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社会,完全多元化了,很难有谁的声音那么特别,全部被分化了,就像我始终在说,我也不过是万千声音当中的一个。你要有效地让自己汇入到这股力量中去,你怎么会愚蠢到去想自己会起多大多大影响,不会。

《人物》 :你说过,如果有机会,你会做一档音乐类节目。对这个节目,你大概怎么设想?

白岩松:回到最本质的东西。音乐是什么,或者度数是什么。现在我们总在说读书节目活不下去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中国人真正读书的时代还没来呢。现在大家都在读人民币这本书,读完了之后可能就要回来。

不是读书节目没有市场,而是我们读书节目做得不好。这在我看来和音乐节目是一模一样的,归根到底是人,是人的情感和感受。将来我岁数大了,真有去做音乐节目、度数节目,会唠唠地咬住人和情感这两个最关键的词,这才能真正触动观众。而不是我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有什么,全是理念,这不对。

比如说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崔健,那我的重点不是介绍他的歌,而是不同的人曾经在不同的状态下听到他的歌后,拥有不同的感动和触动,在他的成长中留下的痕迹,我觉得这才是音乐的本质。

就像这回在伦敦做《奥运1+1》,我每天都在选歌,后来我们的编导说,白老师,我还跟你学会了怎么选歌。孙杨拿了男子第一块金牌,我就正好想到了16年前的1996年,我采访蒋承稷,那是那届奥运会第一个向奖牌发起冲击的中国运动员,拿了两个第四,然后2004年的银牌,然后到这次的金牌,然后我就选了张行的《一条路》,配得上这16年中国游泳队的路程。然后刘翔退赛,我选的一个小MV,《对你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回头看那个歌词,太贴切了。

《人物》 :如果真有那一天,你的第一期音乐节目会选什么歌?读书节目呢?

白岩松:读书节目,我可以推荐《巨流河》,还有我最近在看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会让很多人去谈他们的故乡,他们的乡村。中国人现在是既没故居,又没故乡,我们的故居都被广场化了。

音乐节目的话,如果是流行音乐,我要从达明一派说起。那种末世的情怀,香港这一个城市的迷茫,在他的歌里面全有了,表达得非常清晰。

谈职业与央视

《人物》 :你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的职业生涯?

白岩松:40岁的时候,我写了12个字到《南方周末》上,“捍卫常识,建设理性,需找信仰”。我也给自己节目写了9个字,“有料、有趣、有种、有方向”。记得当初有人说,当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有思想,我说思想就是真理,就几个,我们不会天天去说那种思想,思想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敏锐、勇气和方向感是重要的,敏锐,你要非常敏感地看到很多问题,有勇气,还有方向感。我一直是用方向感来判断,而不是速度,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我从不想走当官这条路,我是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我妈妈告诉我,不开车,不当官。现在车开上了,所以当官就算了吧。我也不适合官场。

但是当你必须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你要承担。各种机缘巧合,我必须要做制片人,到2003年赶上新闻频道,结果在这个组里创办了《时空连线》,然后创办了《新闻会客厅》和现在的《中国周刊》,但是我兼着这三个栏目的制片人,结果到8月份的时候都已经成熟了,都已经比较不错了,我就全闪了。一下子十来个人全提拔,多好。我们组的成才率现在是最高的,现在诞生了15个正副制片人、5个记者站的站长、3个副主任,还有柴静、张泉灵,没有哪个栏目能比。

一度,新闻评论部被撤销过,当时我很愤怒,说着是拍脑袋的决策,用不了多久还会回来因为《东方时空》毕竟是中国电视改革的发端。它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它是一种理想,一种寄托。它依附在《东方时空》《焦点房态》等等,衣服在我们这一群人,衣服在一次又一次的年会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你们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个部门的建制,但是在我们内部,一路走过来,当然清楚它不仅仅如此。

当年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确需要的是平等,是尊重,是人文关怀,我们20年前最重要的使命是创造新的语态,用人性化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传媒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但是你不能20年后,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你还是强调这些东西,那你速度跟不上,死路一条。

但评论部式微是正常的,我个人觉得评论部的时代的确结束了,它现在应该是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存在。它应该化为一种精神内核,蕴藏在所有的人或者栏目当中,这点很重要。但是就不必再去怀念什么。人不要因为怀念而成为时代的阻拦者,因为再往前走,就不会再怀念。

《人物》 :怎么看待工作过程中收到的束缚?

白岩松:我跟你说句实话,在这个领域我还真有点发言权。我觉得怎么着喜爱你在也比过去好多了。我太知道这20年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还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我很少去抱怨这种所谓的体制或者怎么怎么着,因为暂满换一种角度去讲,每年我们的规定动作,也许有20%到30%,请问你把剩下的70%自选动作做好了吗?如果现在中国的媒体把自选动作都做好,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人是世界上最痛苦又最幸福的。痛苦在于可能有很多的约束,但幸福在于我们立即就可以把所有没有做好的理由都推到体制身上。

《人物》 :怎么看待央视这个庞然大物?

白岩松:这就是一艘大船,铁打的盘,我们只不过是流水。我觉得要互相感谢,我感谢央视,央视也得感谢我吧。

我和央视是一种合作关系,我要妥协,也许我用5年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得用7年或者8年。但你意识到这就是现状,它在美国在中国都可能发生,很正常。但另一方面它也要妥协,《新闻1+1》不就出来了吗。

而且央视要去接受现状,你做对了什么事情,不要指望别人真的能多表扬你,因为你是央视,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别人批评你很正常,因为你是央视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已经算不错的了,表扬声不少了,但是骂我的人,你什么时候见我回嘴?你凭什么接受了表扬,甚至是夸张的表扬,就不能接受批评,甚至是夸张的批评呢?太不公平了吧。

谈官员和体制

《人物》 :你最欣赏的官员是谁?讨厌的官员呢?

白岩松:朱镕基。中国有几个领导干部有幽默感?自信、从容。他会给人更多信心。朱镕基来视察央视,我逗他:你可是我们女编导的偶像。他很开心。在他与我之间,没有级别横亘,他题词,他写群众喉舌,我鼓掌。他一回头,说:还有。写完之后(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在与《焦点访谈》栏目主创人员座谈后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我问他,总理你是即兴的还是想了很久?他说:我一夜没睡着,今早起来,一量血压都高了。最后一节两会,他最后一次露面,我去送他,说辛苦。他叹口气,我辛什么苦?我说,政息人去后,人民会更多记住你。他说:不骂我就好了。(大笑)

还有龙永图。我视他为师长。他直率,语言有魅力,有个性,也不是传统官员那种1234、八股文。他对我影响很大。我对现代性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很多都是他教给我的。过去中国人谁接受双赢啊,革命下只有一方赢一方输;从龙永图开始,教会了中国人妥协。包括他最初跟我讲,为什么要入关?一定要让中国的革命不可逆啊。一个有理想的人。

我希望中国官员更外向、开心一点,多说人话。我还是喜欢有个性的领导干部,虽然他们在中国很难存活,但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越是高层,反而觉得越容易打交道。我采访俞正声,他妙语连珠,跟我说,处理塌桥事件,总书记问我,赵州桥也是桥,怎么没塌啊。还有采访张百发,他说,都说我百发百中,奥运会我怎么没中啊。全是这样的,很多。从内心里,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平等的。

我讨厌的官员,我能跟你说名字吗?我不喜欢的官员多了。我最不喜欢的不是贪的,在坐在位置上不干事的人。我见过贪官但能干的,真有不少。我更讨厌好像也不贪,但从来不干事的官员。

《人物》 :你怎么评价官员这个群体?

白岩松:整体在往前走。20年前的官员总体比现在糟糕吗?我觉得不如现在。20年前,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都不如现在。而且又了互联网。的确,现在有些官员不会跟老百姓打交道,不会和媒体打交道。中国官员一定有一天会意识到,他们错估了多少好的时机。

我现在更关注,我们究竟有没有继续改革的勇气。市场经济20年,可是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成为更加吃香的位置,国企在做大。20年前,刚市场经济的时候,要知道,政府部门的人往外走。现在考公务员被成为国考。这让我很担心。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人得出结论:我们体质很好,比西方好。不会吧?我不希望得出这个结论。(笑)

我更担心,权力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应该是被弱化,但实际上强化。说句良心话,这就涉及好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总理去广电部,没几个人知道,台里老员工在食堂碰见他,随便和他聊天。现在你靠近部长试试,处长进来恨不得集体站起来。我们现在是个人崇拜减少,权力崇拜增加。奇怪的是,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权力拥有者直接营造的,这个社会分为在发生变化,人人在骂,人人看到官员又都站起来,这太奇怪了。我看不懂。

《人物》 :你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白岩松:我们忧患中国很多事情,时间长了,甚至忘记中国的很多优点,好像所有责任都是别人的。那我们一起把它毁了好不好?

中国没在向前走吗?你愿意回到“文革”吗?还是愿意在现代呢?我们比“文革”时更危险还是更安全了?当然,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安全的时代,这是前进必经的路。我感受过,经历过“文革”,我非常明白,稍微不注意,还会回去。往哪儿走?不往前走吗?甚至有人说怀念毛时代,在怀念集体权威,怀念那个混乱的时代,没有法律的时代,怀念一个人人都穷、人人都平等的时代,开国际玩笑!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段。接下来要做什么?负责任的人是要避免悲观前景的出现,寻找药方。包括民主,包括透明,包括体制的健全,都要去做啊。我在这个位置上,只能做我该做的,而且你总要相信,每一个位置上都有人在做。

在我的新书里,谈到了我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你怎样做一个既得利益者?性质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为年轻人铺路,你能不能有的时候牺牲自己所为的利益,你还没有没有勇气,你是当维持会会长,还是再继续往前冲,这都算。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不就是要解决既得利益,还有动力向前走,并且敢于削减自己的利益。否则的话就很麻烦。改革为什么迟迟不推动,因为既得利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谈改革与民主

《人物》 :怎么看待未来的改革方向?

白岩松:上午我们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共产党要不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中国一直在提两个改革,第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又提政治体制改革,我同时在提第三个改革,叫心灵改革,中国社会必须要进行一次心灵改革,否则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比如,要不要把中国文化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将来写进党的理论中?这是一个看似非常荒唐的提问,但是很充分。

我们现在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道德期待,但是却拥有不断突破的道德底线,问题出在哪儿?今天上午我座谈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个。我说要告别从道德上谈道德,事实证明这失败了,我们都把这口号化了,还是要回到人性基础。

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接下来的变革,是心灵的变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决策,都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你我,我们都一样,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关键看周围的东西是抑制我们的恶,还是抑制了我们的善,而不是你是好人我是坏人。所有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敬畏。敬畏是两个字,敬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好的,要靠近它,畏就是你知道害怕了,你不敢突破它。

你比如说药厂,问题胶囊一查,28个省市自治区有问题,我们天天喊的口号少吗?为什么没用?为那我们说药监局你应该天天去查。差不过来?我去采访过美国药监局,美国药监局告诉我,人民,老百姓和媒体是他们机构的重要成员,它是透明和民主的,让媒体随时可以去查,民众随时有权力找第三方机构去检测,这样能增加他犯罪的成本,他就越来越不敢。当然美国也有干坏事的,但如果一个社会干坏事90%都抓不着,另一个社会是90%都被抓着,你觉得哪个道德水平更高?

有人说我们天天都在抓贪官,可被抓着具有偶然性,他不是在一种透明的机制下完成的,所以下一步中国绕不开的,必须让人民和媒体拥有更大的权力,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

《人物》 :改革和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

白岩松:民主问题,中国回避不了。因为只有民主,才可以建立起更多的信任。否则的话民众觉得不信任你政府,改革也很难办,所以民主完全绕不开。

我反问你一句,你仔细研究了十七大报告吗?十七大是我做的直播,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嘉宾谈民主,因为十七大报告,前半本谈民主,后半本都在谈民主,为什么不谈?我谈了一个小时,直播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要多谈。

现在我们犯的许多幼稚错误,都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那是因为你制度没有完善,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永远是透过表面发生的事情去看到背后那个东西。我觉得这十几年在变,我一直很认为很多事情都处在量变的积累过程当中,还没到质变的过程。只有将来更民主化了,才会让这些量变积累下来的东西,发生重要的质变。

我当然愿意期待将来的事,大家都有选举权,而且宪法里面也是这么写的。但是我知道它不会一夜之间就立即改变,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冲击,然后才能慢慢改变,就像我们过去都会认为,好像党代会上,或者人大上投票,没有单独的投票房间、写票房间,很正常,现在已经觉得很不正常了,我们已经出台了投票法,我们已经明确用法律规定,这些东西将来都必须要有。总有一天可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干吗呢?

我一直在提民主这个词,我也一直在说,要让这个词“脱敏”,如果我们都不提,那就更没人提了。

谈互联网与微博

《人物》 :听说你不会打字,也不开微博?这发生在你身上,好像是件蛮奇怪的事。

白岩松:也会打字,刚学不久,一指禅。我手机都是手写,我都很少用键盘。我觉得微博会碎片化你的生活。我做一件事,我就争取把它做好,可是我要开了微博,它反而影响控制了我,那能行吗?那不可以。再一个,我每天说的话不少,我再开一个微博,它代表是我个人,还是别人会解读成你代表央视的评论员?我觉得岁数大一点,还是让自己单纯一点,平静一点,要好的多。

但互联网和微博对中国来说来得太是时候了。它打开了一个声音的渠道,也告诉我们,你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可你还不给别人说话的权利吗?透过也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到我们自己。虽然网络上声音庞杂,有好有坏,但我们就要学着去接受它们,我发明过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这个时代,我就是万千声音当中的一个,将来有一天被淘汰了,或者被自我淘汰了,OK,回去当老师不是挺好。

《人物》 :你怎么看待网上的左右派之争?

白岩松:我不关心这些。我看中的是方向,别人说我左?右?太不重要了,比人给我划线?中国这事儿,邓小平早就放在那里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而且,你认为真的有左吗,真的有右吗?我们被划分的左右,是真的左右?还是利益的左右?有多少人是站在左能得到利益?多少人是站在右能得到利益?如果真左,反倒是很可爱了。

站队从来是危险的,而你去划分站队更危险,因为这里面存在太多误判。有时,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吗?他怎么会说这番话啊,这番话可以给他带来利益啊。他在骨子里都不信。

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我非常担心,他们在利益面前,只公共,却不知识分子。我一致认为,公知或者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啄木鸟,应该是叼出害虫,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和安全,而不是把害虫当食物,只是为了寻找食物。我们的天职是,在寻找害虫时要保证树木的健康。可有些公知,只为寻找食物,而不断生成寻找食物的梦想,最后忘记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初天职。有时,我看到他们那么说,只能一乐。哈哈哈,好吧。

《人物》 :很多时候,互联网似乎成了中国人的战场,骂政府,骂这个,骂那个,相互攻伐,戾气十足。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白岩松:要懂得妥协,双方妥协才会共同进步。妥协这个东西在当下太重要了,跳开说,社会上这种暴力事件,群体事件越来越多,将来怎么去解决?如果要是非理性的情绪遇到了非理性的政府,那好得了吗?谁先理性下来,政府要先理性下来,不能总是这么无厘头。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总是觉得责任都是别人的,从来不反省自己。我这几年谨谨慎慎、颤颤巍巍地在小声提议,一边反抗一边自责,不一定所有人立即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我们不缺乏反抗,我们缺乏自责。在这个团队内部,我已经明确了,要一边反抗,一边自责,我们也要自己约束自己。每个中国人既是原告也是被告,一样的。

《人物》 :你如何看韩寒?

白岩松:韩寒很不错。他能发出声音,而且这些声音不仅仅跟自己有关。我们不是韩寒多,是太少了。他起码独立,不依附权力、利益和父母。很重要的一点,他也在成长。比你想象的成长速度要快,扮演着他该扮演的角色,这就够了。

《人物》 :如何看木子美?

白岩松:木子美把社会容忍的幅度拓宽了,我自己喜欢不喜欢不重要,用自己的能力接着走人生的路,OK吧。没什么可做道德评价。

《人物》 :那方舟子呢?

白岩松:(沉默5秒)我们可以换一个话题吗?

谈教育和孩子

《人物》 :你曾经做过季羡林、启功的专题。那么现在中国,谁还能称之为先生?

白岩松:(沉默10秒钟)说出来你们未必知道。有的岁数太大了。我特别想对你说真心话,永远要相信,在很多角落有人在默默坚持伟大的事情,我们全家都是搞历史的,跳出眼前乱象,你看到社会没乱成那样,也没好成那样,永远有人在做事。

又一年“时尚先生”颁奖典礼,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弄进去了。后来我开玩笑说,经过30年艰苦不断的努力,我们毁掉了小姐这个词,同志也阵亡了,现在是教授、老师好像也废了吧,见谁都老师。我有一同事,一喊我白老师,我就喊他方教授,一块毁吧。先生硕果仅存。先生太高,为什么很多优秀女性,也要称之为先生,他不是称谓,是敬词。

你们看过《燃灯者》吗?看的我热血沸腾。所以我决定今年我要带学生。类似于私塾性质。我初步想法,在广院新闻系招三个,播音主持招两个,北大招两个,清华招两个,我想凑够一桌饭(大笑)。一个月有一天课,第一课是达明一派和世纪末的想干,一定不是课本里的(笑)。这个想法有5年了,跟一些学校沟通过,后来觉得还是自己干。

中国现在的教育有问题,但我们都是从中国教育中出来的。有些东西被妖魔化了。但起码我选择让孩子大学毕业后再出去。有问题,我也让他面对,受教育,不仅是学校问题,有大环境问题。他是学文科的,在没到20随迁,他怎么可能对我们民族的文化有更深了解?到了国外,同学天南海北,会有真正的友谊?我很难接受人的一生没有朋友,他将来怎么办?

我们一说国外就好得不得了,请问,也是那几所学校吧。中国现在的情况我就不愿意接受,最后的孩子和最不好的孩子,都送到国外。我在美国看到,隔壁一桌,七八个男女,抽烟喝酒,老板偷偷告诉我,父母有钱,送过来了。天天在这里吃。这些故事我听多了。

《人物》 :你和孩子怎么相处的?

白岩松:我期许是不考第一。绝不是开玩笑,他出生我给他写文章,说绝对不争第一。在任何一个时代,第一没用。第一太容易让人走向负面,这小子从来没考过第一,也没出过前十名。

他的球队这个暑假打百队杯,北京亚军。他踢后卫,左后卫,左撇子,我不纠正他。这是我对他的教育态度:平等。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当父母,还蛮拧巴,那还真该悲观。

我希望他跟别人说起我的时候就一句话:这哥们儿还行。如果有一天,他跟我彬彬有礼,客气,那完了。我经常推开他门说:哥们儿,干吗呢?比如昨天我跟他说,告诉你一个最新不幸的消息啊,我们跟皇马抽到一个小组了。他是曼城球迷。曼城上赛季最后一场比赛,我和他一起看的,88分钟哭,知道没戏了,90分钟扳平还哭,93分钟反超,又哭。我们两个高兴得满地打滚,都夜里一点多了,我允许一年有五六场比赛让他熬夜看,这个乐趣替代不了。有时候比赛池,我说你去睡两个小时,一会儿我叫你起来。放学回来跟我说,我们班就我看了。我说废话,谁家长让看。

我们之间吵架不多,我问他,我打过你吗?他说,我妈打过。但他有严重的自我的表现时,我得敲打他。1234讲道理,像做节目一样。5年前,上半个月,他妈给他50,下半月,我给他50,现在他一个月160.他手里有一点点钱,学会支配,自我管理,才不会又不好的想法。他的零花钱绝对不多。

他不会跟同学说我爸是白岩松。从小很平常,他的幼儿园的都取消了,小学是离小区100米的学校,已经倒闭了。从小我就告诉他,我的工作很普通,我在家里更多是自嘲。我也从来不去给他开家长会,这不是给人找麻烦吗?

有时候我会跟他聊恋爱问题。我会开玩笑跟他说:思想上可以很复杂,行为上要很单纯。他听得懂。其实我很羡慕他们这一代人的男女交往,周末约着看电影打桌球,有时,他也会成为别人的闺蜜,打电话聊天。我曾经尝试过和他聊聊性,结果他拍着我肩膀说:你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大笑)

谈人生与自我

《人物》 :作为新闻评论员的身份,和您作为一个普通中年男人的身份,有没有在什么事情上的判断有过冲突?

白岩松:这个是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会是什么呢?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它是什么。真正要矛盾的是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你的体力跟你的干劲之间的冲突,那我觉得会有。现在我还可以,但是再隔一些年,你也许体力就不如现在,那时候你就要调整你的节奏,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高强度快节奏地运转。那个时候会有冲突,起码现在没有。

以前我老着急,一急就发脾气,但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好一点了。去年央视内部足球赛,我们队夺冠,我居然连一张黄牌也没得。以前经常吃红黄牌,和裁判急,和对手干起来,很正常。但现在,队友跟别人发生冲突,我劝他,因为我是队长。

年岁渐长,过去很多东西你慢慢也会想得很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容易有一种焦虑,叫终极梦想。人类永远没有实现终极梦想的一天,永远没有。就是在这个阶段,现在心和肝有问题。你这代人的使命就是把心和肝治好。然后下一代人心肝没问题了,肺有问题,治肺。永无止境,所以这么一想你就坦然多了。你认为一百年后的知识分子不焦虑吗?倒退回去,在唐朝,盛唐时期,坐在酒楼里头的中国知识分子会不焦虑吗?都在焦虑,每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了。

《人物》 :你去年的新书《幸福了吗?》的扉页上,引用了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你隐藏过什么样的秘密?

白岩松:我更喜欢后半句: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我这有什么?我这不存在隐藏什么秘密。新闻就是记载历史,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想办法让它可以不就完了。

《人物》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敌人是谁?

白岩松:我觉得最重要的敌人是时间,来不及,太多的事要做。比如书民主也好,新闻自由也好,中国的改革步伐,或者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多长时间你能实现?在你80岁的时候,还是60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真正的敌人,永远是时间。

但必须乐观,我说的必须乐观是,如果悲观,你还有力量往前去走吗?人有时候需要自己给自己一点支撑吧。如果不相信明天会变得更好的话,我今天还做什么。尤其做新闻,经常需要麻醉一下自己,如果你不能经常地麻醉自己,小小地骗自己一下,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很难往前走。人生归根结底就是直奔死亡而去,那就不活了吗?

还是要寻找内心平静。每次做完一系列节目之后的那几天,是最开心的,因为觉得我有权利去享受几天生活。有时候我会回老家内蒙古,我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个对于全中国来说都很少见的故乡。你们要去过呼伦贝尔就知道了,你们就知道天高是什么样,空气是什么样。那几天我就会知道原来新闻没什么用,跟同学喝几顿大酒,喝完之后人家说你没变,那就很开心。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9/21.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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