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周琪 发自:武汉

“电视问政”现场

节目组内,尹晨芳认为“每天问政是城市的悲哀”,何志强的担心是:等时间长了,观众审美疲劳了,官员学会对付的方法了,“电视问政”怎么办?

城管局负责人,您能不能给在场居民一个承诺,什么时候能移走这座渣土山?”

“我们尽快吧,尽快在下个月以内吧。”

“下个月以内还算尽快啊?”

“本月以内,本月以内。”

“本月以内只有几天了哦?”

“一周以内。”

这边主持人带领观众逼问,那边官员疲于闪躲、退让,被逼到角落,挤出最终答复,现场多数观众举绿色笑脸牌认可,主持人引掌鼓励官员通过“考试”。

一块直播屏上,这样的“麻辣”场面平均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次。这个夏天,“电视问政”是江城武汉市民晚餐桌上的鸭脖子,嚼着麻辣,吃着过瘾。

由市委书记阮成发指定在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5集“电视问政”的收视率超过了日播电视剧的3倍,甚至有平面媒体记者在现场观看后激动落泪。而随着互联网上高清视频的推出,中央级媒体纷至沓来,“电视问政”之风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开直播先河的武汉火了,与此同时,质疑声也从未停止,这是不是一场地方高层领导的集体秀?算不算“真人秀”?

批评官员的尺度

“电视问政”总制片人宋志雄最近忙于接待各地赶来取经的同行,有个问题被反复提起,“为什么你们在领导面前这么敢说,主持人是有后台吧?”宋志雄的标准回答是“领导支持”,随即严肃地补上一句“这不是官话”。

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的指示下,“电视问政”从一年一次增加到了半年一次,市局级官员们从纪委收到的并非邀请函,而是强制命令:“节目直播当天不准请假,严禁出国考察。”而今年新增加的一位专家评论员,也是书记点名推荐的。

6月26日,第一场问政围绕“小餐饮如何规范管理”、“如何理清部门职责”这两大城市管理顽症展开,为了给官员减压,主持人有意增加了引掌次数。隔天,阮成发给出的评语是“不够犀利”。

“老大出面,事情就好办了。”副总制片何志强不否认一把手力挺是节目红火的最主要原因。

“在尺度把握上,我们一直如履薄冰,”何志强说,“问题反映到哪个阶段,问题和成绩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不好把握。做到现在如果还反映这么多问题,别人会说怎么没有进步。只能跟着感觉走。”

黄艳是第一场问政的编导,她的记者拍过“地沟油”再加工,由于取证困难,无法完整呈现“地沟油”从提炼到回锅的“产业链”,没能说服台领导。

在总制片人宋志雄看来,合适的选题是“跳起来就能摘到的苹果”。

“我们选择曝光问题的标准是应该解决,可以解决,还没有解决。过于激烈、涉及到体制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何必去碰呢?”他反问。

武汉市纪委给“电视问政”列出“十大突出问题”,涉及食品安全、交通秩序、保障房质量、环保等民生热题,却不见教育和医疗踪影,人大代表叶青建议加入百姓最关心的内容,让“电视问政”更接地气。

“要做总是可以的,比如暗访老师怎么强制学生买书,跟一个病人家属,记录和医院打交道全过程,有选择地放出来,请卫生厅回答。”

半月前,叶青以评论员身份参加了“电视问政”节目,直播前,他得到的提醒是“不要太尖锐,不要上纲上线,起到警示作用就好”。

今年的“电视问政”中,节目组添加了“我爱我家”的收尾环节,邀请普通市民站在镜头前,抒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对明天的憧憬,避免从头批评到尾,令人沮丧。

现场嘉宾亮笑脸,对未来武汉建设有信心

镜头之外

要不要直播,官员和电视台曾经各执一词,前者要求录播,担心政治风险;后者坚持直播,主创达成一致意见,真实是节目的生命。最后,书记阮成发拍板:直播。

10个突出问题公示,节目流程提前告知,但暗访视频内容严格保密。

宋志雄把“电视问政”比作一场考试,考题未知,考纲公开;考题泄露,考官失败。官员提前“打招呼了解情况”无果,只能平时做好功课,当然也有人选择考前加码,比如组建庞大的团队,举办模拟问政等。

面对刺耳的问题、主持人的追问和嘉宾的谏言,官员的紧张尴尬写在脸上,语无伦次会引来嘲笑,回避问题会招致不满,并通过直播被无限放大。

编导黄艳直播时站在二楼俯视演播大厅,尽管经过三次彩排,她还是会紧张,因为“凡是拿着话筒的,都不可控”。

“最担心的是爆点、亮点、笑点一点没有,”随即她话锋一转,“我仍然很期待我编导的这期节目,我想知道由我设计的这盘棋,正在走的两个人会怎样对弈。”

除了主角们的表现,节目组还安排了即兴键盘手、夸张的道具以及被其他电视台纷纷效仿的表情牌,现场观众用笑脸或哭脸表达各自的态度,既一目了然又节省时间,今年“举牌”队伍扩充到了150人。

武汉科技大学05级学生霍成龙是武汉《市民手册》的编纂发起人,6月中旬接到宋志雄的电话,被询问是否愿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电视问政”。在霍成龙的邀约下,一支60人的大学生观众团成型了。

霍成龙的师妹宋佳茵坦言,如果不是因为参与,自己不会收看“电视问政”,因为“感觉政治离自己很远”。宋佳茵和她的同学们抱着当观众走过场的心态,后来发现,现场气氛比预期好很多。

“参与政治性活动会有顾忌,”她说,“电视台鼓励我们按真实想法举牌。”

大学之外的另一个分会场设在百步亭社区,它是武汉的一张名片,获得过六十多项国家级奖项,近四十位居民代表来自7个居委,由书记、常任志愿者等社区活跃成员组成。

“每天问政是城市的悲哀”

作为“电视问政”主持人,尹晨芳两年来感受到的变化是,观众越来越理性、成熟,不会轻易拍砖,也不会轻易拍巴掌。“一开始觉得看笑话过把瘾就够了,现在会要求制度上的变革,官员承诺立刻办、马上办、明天就办,不行,早干嘛去了?”

“电视问政”评论员、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说,“马上就办”,固然是一种姿态,也是在面对问题时的一种应急反应。但是,许多事情并非马上就办那么 简单。“电视问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临时性的承诺,需要的是从种种现象的背后发现体制、机制、观念、文化等原因,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目 前,利用电视这个大众传播媒体,可以让尽可能多的民众了解情况,但它仅仅是一种公开政务的方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需要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 的公众参与方式。

与公众高涨的议政热情相比,绝大多数官员并没做好应对准备。

叶青给自己参与的那场打70分,因为官员的回答并没直指问题要害。“每个人都把自己说得非常敬业、完满,大家都没责任,都合格,结果就是一百多万浪费掉了。”

何志强与各部门一把手交流时发现,90%的官员还不敢上、不愿上“电视问政”。

也有例外。

曾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江汉区区委书记的李强,去年主动代替新来的市长接受问政,并在节目中诚实回应,“这个事真不归我管”,获得加分。

武汉市纪委宣教办副主任吴忠新透露,纪委已将官员在电视问政上的表现,纳入干部考评体系中,并正在探讨节目的常态化方案,以督促公务员换位思考,推动政府开放包容。

对于常态化,节目组内部也有自己的看法,尹晨芳认为“每天问政是城市的悲哀”,何志强的担心是:等时间长了,观众审美疲劳了,官员学会对付的方法了,“电视问政”怎么办?没有了“电视问政”的城市难道就不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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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9/21.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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