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战和不可偏废

作者:信力建 

当强敌压境,危机四伏之际,对待战与和的选择中国人一般是偏重与“战”——所谓“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也。不过,从历史理性和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宁……不什么”的选择未免太意气用事和形而上学。毕竟,战与和作为对敌斗争的双翼,都有其存在价值,我们只能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和“执其两端而扣”辩证思维进行权衡——一言以蔽之:战和不能偏废。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和”的评价甚高,自西周末年由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以来,“和”这个概念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孔子指出达到适度的具体方法是“扣其两端”与“执两用中”,其核心就在于全盘考虑,统摄诸方,以此化解矛盾,守衡致和,所谓“和为贵”是也。老子则更是在其《道德经》中主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继承老子思想的庄子也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要与他人和谐相处,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境界,实现人与人的共存并生、协调发展。

也就是受这种“和”观念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朝代汉唐,在战和关系上,都不放弃一定的“战”的同时,也不偏废必要的“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先看汉。西汉高祖皇帝时,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多次南下骚扰边疆地区。双方关系紧张,在刘邦亲征匈奴过程中发生了白登之围,刘邦自己差点被抓。此后,匈奴不断南下侵扰,刘邦束手无策,亲自向娄敬询问对策。娄敬分析双方的形势,认为西汉刚刚建立,经济残破,国力空虚,根基未稳,实在无力与匈奴展开大战,只有和匈奴讲和才是上策。他提出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为妻以及厚赠礼物的“和亲”主张。刘邦从善如流,任命娄敬为使者完成和亲使命。这就是和亲的开始。此后,历代西汉统治者均继续实行该政策仅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40年,《汉书》记载的和亲就有九处之多。这种和亲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期,其中著名的是昭君出塞:汉元帝时期,匈奴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呼韩邪单于多次主动要求和亲。元帝为了宣扬大汉的威德应允了和亲,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这次和亲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也促进了匈奴经济文化的发展。

汉朝所以选择这种“和”的对外政策,乃是因为汉朝建立在长期战争之后,国家贫困,没有能力抵御匈奴的进攻,为寻求一和平建设机会,恢复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边防安全,因而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其结果也是明显的:由于西汉停止了长期的征战,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力得以增强;同时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进步,对发展生产,恢复国力起了积极作用。

再看唐朝。唐朝的和亲政策在西汉基础上,又有发展。在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时期,为搞好和吐蕃的关系,把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王诺曷钵;唐中宗时,又把金城公主下嫁给尺带珠丹;唐肃宗则把幼女宁国公主下嫁给回鹘的葛勒可汗磨延啜;唐代宗把崇徽公主下嫁给回鹘牟羽可汗;唐穆宗则把太和公主下嫁给回鹘崇德可汗。据统计,唐王朝与突厥、叶谷浑、叶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8个族(国)共计和亲28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此种对外讲和的政策,从高祖而至僖宗,几乎贯穿整个唐王朝!此举不仅安定了边境,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使得整个民族的融合更加有效——以文成公主为例,文成公主入藏后,“恶(吐蕃)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吐蕃人原以“毡帐而居”,穿毡裘衣,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带头除去吐蕃服装,改穿汉装。

和的政策真正受到挑战,是从宋朝开始的。北宋时期,虽然周围也有林立的少数民族,虽然在和辽国、西夏、金的战争中吃尽苦头,可宋朝却在辽兵压境的情况下拒绝辽的和亲要求,选择一战到底的政策。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其原因大致是:首先,是大汉族主义所致。北宋君臣有很深的民族偏见,他们认为与“非类”结亲是奇耻大辱,宁可赔钱财而不肯赔夫人,当然更不会去和亲联姻。其次,则是跟宋朝理学兴旺有关。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 再次,则是因为双方在经济上的不一致。宋朝的经济远远领先于周边国家,即使是出了不少岁贡还是老大哥,财大气粗,难免看不起“夷狄之人”。然而,就是在这个立足于战,不屑于和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朝代——从宋真宗就开始向辽国献帛纳币,辽国改称契丹国,继续献帛纳币。契丹国又改称辽国,一样献帛纳币,在献帛纳币的同时,外加割让土地。大金国兴起,宋朝与金联手灭了辽国,可情况并未好转:继续向金朝割、纳、献!不但割、纳、献,同时,还称侄,装孙子。敌人把受纳的帛、币散发给军卒,畜养着虎狼之师,壮大着吞并的野心和实.,直至蒙古崛起,蒙古人起初攻金,继又来联宋攻金,这时候,苟延残喘南宋,又霍然眼睛一亮,联蒙灭了金,如法炮制,继续的向蒙古人割、纳、献,装……直至最后被蒙古灭国!最值得叹息的是:宋朝不和亲,结果皇帝都给人家当俘虏了,公主还不是给人家大臣当小妾,皇后受不了污辱自尽,这跟和亲比,真是等而下之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主张和的秦桧。对此公,我们一般的看法是他是卖国贼汉奸。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和亦为国家外交的一个选项的原则,也许就有不同看法:譬如,大儒朱熹就在其《语类》卷百三十一中有云。“秦桧见虏人有厌兵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又云:问,高宗若不肯和,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将骄惰不堪用。”而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更是在其《白话本国史——南宋和金朝的和战》内称:“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我说秦侩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能看出挞懒(完颜昌,女真名挞懒。金主和大将——笔者按)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著名作家茅盾1941年也在《笔谈》第三期上发表的《谈一件历史公案》,认为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靠岳飞等人的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和金朝的力量对比,秦桧主持和议是不能避免的选择,而且必须杀害代表流亡贵族利益的主战派首要人物岳飞以后,才能苟安于半壁河山,由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实在是有些冤枉。可见,在很多有识之士眼中,一味恃战不屑于和是宋朝灭亡的一大主因。宜乎陈寅恪先生在《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一诗中感慨:“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逮至明朝,“战”更成为时代主旋律。对明朝,很多人对其的赞颂为“大明276年,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也就是因为这种对“和”的拒绝与恐惧,才有这样一个故事:崇祯十五年,被清军和起义军夹击得晕头转向的皇帝在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倘肯议和,和亦可恃”下,决定密使他与清兵图和议,结果有一天,一日份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被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给事中马嘉植弹劾新甲。崇祯为了显示自己并不主和,遂于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崇祯不许。新甲只得贿赂高层,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大力援救,拒不听。九月二十二日陈被斩于市。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其结果,是两年后的1644年陷于两面作战的明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

我大清就更是好战弃和之国。譬如,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主和,光绪帝则主战。从战争准备来看,中国海陆军皆弱,李鸿章对此事心知肚明。他奏道“北海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八艘,余轮仅共训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另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碍大局”,李鸿章的战备报告及战略态势分析可算相当中肯。既然清军战备不足,就不应派兵进入朝鲜此一暴露的位置,而只应以鸭绿江作为前线;且以海洋排拒的设想,北洋舰队战力虽不足以出战争取黄海的制海权,但若能保时存在、将日军舰队吓阻于渤海湾之外,则可保卫首都并掩护辽东的侧翼。如此的战略虽必须放弃朝鲜,但尚可在鸭绿江国境一线获得支撑,胜算较大。可惜,年少气盛的光绪帝听不进这些建言,反对撤兵,积极备战,结果在勉强之下,清廷仍决定海陆并进、派军增援。清军海路只以微弱兵力掩护运输船而未全军出击,终至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截获击沈;而陆路增援部队32营约15,000人虽然顺利抵达,但日军亦已增援至16,000人,清军兵力仍居劣势。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决策与军事工具协调不良,使得本无力一战的清军勉强出战,一败涂地。到庚子年间,疯狂的慈禧太后更是一天之内向11国列强宣战,惹出之国人一人赔一两白银的《辛丑条约》,终致清朝完蛋。

周佛海在分析汪精卫的选择时有云:“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于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后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后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这里面当然不乏辩解之词,但我们如果不以人废言的话,也多少可以从中读出些特殊时期对战和关系的特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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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0日, 1:45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